“流民”是谁?正常人运用理性的最低目的是保全自己的生命，最高目的是永远追求自身幸福的实现;如果他进一步地认为自己身边的其他人也是如此，他们之间就可能形成共识，在此基础上，若再有公权力保障这种共识，正常人就可以从自然人转换为公民。但在“流民”眼中，资源的稀缺和生活的困苦导致他习惯于认为自己的生命是廉价的，死亡对他来说不是一个需要全力去规避的坏事，因为生活对他来说已经足够坏了。因此，他敢于冒死的危险，因为这不过是他换取针对别人取得优势权力或地位的筹码;他信奉“光脚不怕穿鞋”，信奉“头如鸡，割复鸣”;当他进一步地认为自己身边的其他人也是如此，那生存于他们就变成了无休止的“小鸡博弈”，流民们彼此威胁、彼此恫吓，他们赌的是谁先在俄罗斯轮盘中胆怯。中国的民间流传着许多这样的故事：地痞无赖去酒店赌场撒泼斗狠，依靠作践自己的身体表示一种“视死如归”的勇气，传达一种“反正我烂命一条，你怕不怕我把你拉下水”的信号，以此为据进行讹诈。反映在政治中，就是不以理性衡量自身群体绝对利益是否增进，而是追求针对其他群体的相对优势，哪怕双方都受损，我也因为我将受到的损失远比对手小而从中获益——这与其说是政治博弈，不如说是政治讹诈。这样的“流民”形成规模，社会便充斥着无休止的动荡和洪水般的暴戾，我们在许多朝代的末尾都可以看到这类现象。
我在此基础上作出这样一个论断：大陆文明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流民”，而这一问题是无法直接用海洋文明的普世性权利想象来解决的。换言之，流民是无法被“均质化”的。
海洋文明的普世权利想象是建立在理性人假设之上的，即将人的理性视为他基本的道德能力，因为这种能力他应得一种道德地位，为了保护这种地位，他也应当同意主权者和个人之间的一种契约关系。但是，契约行为尽管通过语词来完成，其实质却并非语词，而经过了长久生存博弈的陆地人对此心知肚明：一切权利关系不过是一种话语体系，而话语在陆地人看来其实是一种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既非道德的，亦非不道德的，它只是陆地人的一种生存方式。这种理解本身就是陆地文明的实践理性，它与海洋文明的话语理性全然不同，它的目的在于抽丝剥茧地发现纵贯生存者之间的实质权力关系而非语词逻辑关系。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看起来前后矛盾的表述，在陆地人看来也是一种“理性”——实践理性——的表现，因为为了符合这种实践理性，语词只能牺牲自己的理性。为什么陆地居民之间的关系全然是一种权力关系?本质上讲，这是因为大陆能够养育太多的人。一个农耕文明中的自然个体其生存仅依赖于他自己和他自己力所能及耕耘的土地，他附着在土地上就像苔藓附着在石壁上。一方面，他有着顽强的生命力，不动用最巨大的力量就无法把他与他附着的土地相分离;另一方面，他对“空气质量”(一个文明中出现“流民”这类败坏分子的程度)又极为敏感，极易遭受污染，所以必须生活在漂浮在他之上的集权政府的保护之下。在海洋性文明中，贸易的利润较高，也能支付得起一个完全脱离生产的法律精英共同体负责为人和人之间的契约关系保驾护航;而在陆地性文明中，农业生产的利润极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建立在双方权力博弈后的动态均衡基础上，也很难支付起培育一个完善的法律共同体的社会成本。在这种情况下，陆地人之间先是相互残杀，然后一批人统领流民建立起高高在上的主权，另一批人则在享受基本安全和不否认这一主权象征意义最高性的前提下继续之前的那种生存博弈。施米特描述的那种兄弟相残的陆地性只是最初级的陆地性。在那些得到了充分发展的大陆文明中，高级的陆地性是生活在皇权之下那一大片苔藓的生存方式。在健康时，他们自发生长出各种能够净化空气、稳定生态秩序的高等植物——士绅与贵族;在不健康时，他们受到空气中有毒气体的影响，自己也极易变成流民。
流民如同大陆上的洪水。为什么中华文明总是能够维持大一统?因为在传统争夺天下的统一战争中，总是有人能够利用大量处在失衡状态中的流民，组成他庞大的军队。对比远古或中古时代欧洲人的战争学说，我们会看到欧洲人重视建筑学的运用、星型堡垒的设计、对各种投掷武器的使用，而中国人则用他熟悉的那套道家术语凝练写意地概括一种作战艺术。这是因为中国人天生习惯运动战，或者说，天生习惯陆地上的海洋式作战，因为流民组成的军队素质低下但数量庞大，就像海潮一样能够淹没各式各样的阵地、堡垒与据点。王翦灭楚用60万大军，欧洲中世纪那些数百年坚如磐石的城堡，哪一座能够抵御60万大军的进攻呢?
孟德斯鸠曾经称东方社会专制政体的基本原则是恐怖，人类在这里如同牲畜一样，只有本能、服从和惩罚。这位生在贵族之家的思想家以他的审慎态度是无法想象东方社会中流民的基本情感与生活状态的——压制了他们情感的不是暴政，而是生活本身，他们不仅畏惧着专制权力，也畏惧着彼此。正如霍布斯所描述的，在如此巨大而辽阔的领土上，主权者很难为每两个人之间的信约提供保障，皇帝的权力虽然高高在上，却对治理帝国领土上一个偏远村落力有不逮，在这种貌似强大实则脆弱的主权治下，每个人半恐惧于官僚们的专权暴政，半恐惧于周遭那些与他一样生活在困苦中、随时可能转变为流民的邻里们，而且他们也不确定究竟哪一个更令人恐惧。碰巧，中华民族又是一个善于记录的民族，我们记取两千年以来的帝王将相、才子英雄，也记取两千年来的荣辱兴衰，记取国难家仇、生民涂炭。我们的骨髓里深刻着流民状态下的恐惧，因此我们的文明中总是特别强调一种规约性的力量，这是一种对容易导致流民状态的那种心理的规约——自我否定、自我放逐、自暴自弃。因此，中国人传统上都要依照“礼”的规定为身体的一言一行施加紧张感，并把那些奉行最力的人尊为君子。
反过来，流民性也在自我生产一种价值，一种伦理观，一种狂欢的自由姿态——对中国人来说，流民性根植在我们的骨髓之中，与我们记忆里的生存智慧纠缠在一起，因此我们的灵魂也要与之相妥协。在春秋时期，吴楚之地受中原礼乐文明规约较少，保留了一种崇尚原始与自然天性的文化，它强调的是对身体的放达甚至放纵，这种楚狂精神后来成为中国士大夫精神中的重要一极，中国文明依靠(道家的)这一极调节礼乐文明(儒家)紧张的一极，因而能够使自己与生活和解，并如是生存下去。从某种程度上说，楚狂精神是一种高度精致化和文明化了的流民精神。我们只要看看这个故事就能明白这一点：在中国民间传说中，楚狂精神的最高图腾——诗仙李白接受帝国的任务以蛮文草拟国书吓退夷邦，翻身得志的他令杨国忠磨墨、高力士脱靴，抛去李白本身精神的高贵不谈，此刻他的表现与任何一个把持权势的流民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中国人包容这个形象的李白，爱护这个形象的李白，把这种姿态称为“快意恩仇”。不过，这种狂欢的姿态终究属于知道自己没有未来的流民，而不属于致力在这个世上创立出普世秩序的士大夫们。楚狂精神的代表对此是清醒的，他知道自己的孤独，预言自己的命运，因此他吟哦出这样千古传诵的诗句：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
（实习编辑：葛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