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平原
《论语》中有这么一句常被引用的名言：“道不同，不相为谋。”意思是说，立场、志趣或主张迥异的人，很难在一起共事或谋划。进一步延伸，那就是，既然“相为谋”，必定是道相同——即便现在不相同，总有一天也能走到一起的。但这只是理想的设计，正在（或曾经）“相为谋”的，很可能日后（或早就）反目成仇。谈论“志同道合”者的“对话”很容易，而我更期望的是，工作目标及评价标准很不一样、各有各的骄傲与坚持的群体，通过有效的沟通与对话，最终达成某种谅解与互信。
如此低调的陈述，是因为各国的人文学者，其思考与表达既受各自生活经验与意识形态的影响，又深深地植根于其使用的语言。不同学科的国际化，步调其实很不一致。自然科学全世界评价标准接近，学者们都在追求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社会科学次一等，但学术趣味、理论模型以及研究方法等，也都比较容易接轨。最麻烦的是人文学科，各有自己的一套，所有的论述都跟自家的历史文化传统，甚至“一方水土”有密切的联系，很难截然割舍。人文学科里面的文学专业，因对各自所使用的“语言”有很深的依赖性，应该是最难“接轨”的了。
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是努力倾听对方的表达、理解对方的思考，而不是一味争高低，或非说服对方不可。可在现实生活中，有人声音大，有人声音小，不存在绝对平等的对话关系。随着中国的逐渐崛起，除了政治与经济，在文化、思想、学术、教育等领域，同样不再满足于“跑龙套”“当学徒”，这种心态完全可以理解。
可是，一个国家的文化、思想、学术、教育，固然跟其经济水平及社会发展阶段有关，但不等于GDP，更多地关涉精神状态与文化自信。原哈佛大学教授、现任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的杜维明先生曾问我：中国的人文学者何时能在世界舞台上“轻松自如”地表演——即便不是唱主角，也不能总是跑龙套。我说十到二十年，他很高兴，说这是他听到的最乐观的回答。不少人说需要五十年，也有说一个世纪的，这让他很郁闷。我相信，再过十年二十年，在各个人文研究领域——包括中国问题研究，也包括人类未来的探讨，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倾听中国学者的意见。
但这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自然而然，有赖于中国政府及中国学者的不懈努力。这一努力，不妨就从着作、杂志以及学术合作三个层次略为陈述。
具体到中美人文着作的译介，很长时间里，中国是输入远大于输出。这里包含学界的专业评判，也有公众的阅读趣味，短期内不可能改变。中国政府意识到这个问题，正将此前政府行为的强行输出，逐步转变为资助有意愿合作的外国出版机构。只要有国外着名出版机构看中，中方出版社在输出版权的同时，可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与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共同启动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设立、委托中国编辑学会具体操作的“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以及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设立的“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申请翻译费用或出版资助。这三大计划/工程/项目都有严格的评审机制，能否公正对待每部提出申请的着作，会不会受意识形态或人情的干扰，目前很难评说。但这起码给中国学者不卑不亢地“走出去”，铺就了一条颇为光明的新路。
之所以说“不卑不亢”，是因为当下中国大学，颇有以是否“走出去”为评价标准的。如此焦虑的心态，弄不好本末倒置，学者们会为了“走出去”而扭曲自己的学术立场。“为国际化而国际化”，那样会丧失自家阅读、思考、表达的主体性。过分强调进入人家的学术场域，若自我不够强大，很容易变得随声附和，或被人家的政治立场及问题意识所覆盖。依我浅见，当下的中国学界，不要期待政府拔苗助长，也别抱怨外国人不理睬你，更不靠情绪性的政治口号，关键是练好内功，努力提升整体的学术水平。若能沉得住气，努力耕耘，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等到出现大批既有国际视野也有本土情怀的着作，那时候，中国学术之国际化，将是水到渠成。眼下中国政府积极推动的中国文化“走出去”，是一种助力，但弄不好也会成为陷阱——很多原本不值得译介的图书或论文，因得到政府的资助而得以走出去，反而影响了中国学术的整体声誉。
作为研究中国文学、史学、哲学的中国学者，最好是学问好且精通多国语言，能用外语（主要是英语）在国际主流媒体及顶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如果做不到，则不妨退而求其次，做好自家学问，然后借助翻译“走出去”。对于大多数英语不够好的中国学者，这不失为一条可行的通路。2007起，中国的高等教育出版社与德国的Springer出版公司（High er Education Press and Spring er-VerlagGmbH）合作，出版学术季刊Frontiers of Literary Stud ies in China。该刊遴选中国学者撰写的中国文学研究论文（包括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及比较文学、文学理论及批评史等），全文译成英文，推介给欧美学界。在该刊的《主编寄语》中，我是这么说的：“所谓‘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钱锺书《谈艺录·序》），那基本是一种理想境界。理论上，做学问的人，都该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才是；可实际上，单是不同语言之间的隔阂，便多少限制了思想的沟通以及学者间的对话。这还不算那些隐藏在语言隔阂背后的文化偏见以及立场歧异。如何填平这些有形无形的鸿沟，达成跨语际的对话，‘翻译’大概是必不可少的手段。”（见Fron tiers of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Volume1，Issue1(2007)）五年间（2007—2011），该刊先后发表近140篇英文论文。前四年属于选文翻译，进行得比较顺利；第五年，在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强烈要求下，逐渐改为英文原发。杂志下一步该怎么走，编委会和出版社意见不一致。我们的思路是：此乃中国学者走出去的重要窗口，应兼及国际性与本土性；若过分强调英文撰稿，必定变成汉学家或留学生的阵地。因为，即便留学归来，能直接用英文撰写专深的文学研究论文，且达到国外学术杂志发表水平的，微乎其微。而出版社的目标是尽快进入A&HCI，这就要求编委以国外学者为主，全部英文撰稿，这样做，既省钱又好听，且容易“走向世界”。基于此理念上的差异，双方分道扬镳——第二年起，该刊改为与美国纽约大学合作。
在我看来，中国学者“走出去”的最大障碍，其实不是外语能力，而是学术水平。主编Frontiers of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的这几年，我阅读了大量编委推荐的优秀论文。说实话，让人拍案叫绝的好文章，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多。至于这个领域每年推出的众多学术专着（很多因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或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支持，可提供出版补贴），也都不见得精彩。以我对国外学界的了解，值得推介出去的科研成果，并非遍地都是。更何况，我们的愿望与人家的需求不一定合拍。若人家不需要，硬推出去，即便侥幸成功，也没有意义。
若着眼于自家学术水平的提升，而不是急于“走出去”，那么，与国外学者展开长期合作，或许是一个更为理想的途径。从2003年起，我与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王德威合作，召开“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系列国际学术研讨会，选择北京、西安、开封、香港等重要城市，邀请文学、史学、哲学、考古、地理、艺术、建筑等不同专业的中外学者，举行小规模的专题性研讨，并出版论文集，效果极佳。比起很多得到政府或企业鼎力支持，故冠冕堂皇、花销惊人的“高端论坛”来，这种具体而微的“国际合作”，学者间的良好沟通与相互借鉴，更容易得到落实与呈现。
在中国，“走出去”一旦上升为国家战略，必定是粮草充足、兵强马壮。于是，不断地签协议、开大会、发通稿、编列预算、出版丛书、周游列国等，很是热闹。对于这种千军万马齐上阵且“荣辱与共”的感觉，我不是很喜欢。明知这么做可先声夺人，博得更多的掌声；但作为人文学者，我更欣赏“独行侠”的工作方式。
在一个到处渲染全球化、云计算、大数据的时代，我很惬意地享受上几代人根本无法想象的生活便利，但又越来越怀念那种个体的、可辨认的、有温度且有感情的学术交流，以及那种剑及履及的低调的学术合作与教诲——行文至此，怀念一年多前去世的原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志清（C.T.Hsia，1921—2013年12月29日）、原哈佛大学教授韩南（Patrick Hanan，1927—2014年4月27日），在阅读这两位先生的着作及实际交往中，我得到了很多有益的启示。
附记：
此乃作者2015年4月10日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第四届“中美文化论坛”上的演讲稿。只给十五分钟时间，且需事先提供讲稿，也只能如此轻描淡写了。会议主题是“培养合作：通过人文研究和创新架构文化桥梁”，说好特别关注译介问题。同行三人，长期主持“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刘东，以及翻译过诸多西方批评家文论的陆建德，对此都有很好的体会；唯独我是彻底的门外汉。只是因组织者坚邀，且允许我“说开去”，方才斗胆仓促上场。会议刚结束，某在场记者跑过来追问，说他听出了我的话外音，似乎对正如火如荼展开的“国际交流”不是很热心，问为什么。独学则无友，寡闻则孤陋，这道理谁都明白，我不可能否认各国学者沟通与合作的意义。我担忧的是，随着学术交流越来越频繁，且越来越仪式化，很容易演变成场面浩大，但收效甚微。学者若过分沉湎于此，不仅耽误读书思考的时间，更因不断地取长补短，互通有无，使得各自的思考与表达越来越趋同。长此以往，不利于学术创新。某种意义上，人文学者需要壁立千仞，孤独地面对整个世界，方才能有玄思妙想或惊人之论。当下中国学界，整体水平明显提升，但大学者或大思想家则难得一见，恐怕与我们过分强调“交流”而拒绝“独处”有关。所谓“明辨深思”，需要千里走单骑的勇气，也需要“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无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谈及人文学者的精神气质时，我更欣赏“独行侠”，而不是如今常被领导挂在嘴上念叨的“领军人物”。
（实习编辑：葛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