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3日，著名作家严歌苓携新书《床畔》在北京大学与作家刘震云进行了一场题为“我为什么写作”的对话。严歌苓与刘震云是鲁迅文学院作家研究生班的同学，早在30年前就相识，不过严歌苓坦言在学校时她和刘震云并没有什么交往，因此今晚的对话算是为数不多的深入交流。
女性的眼光特别能推举出时代的英雄
《床畔》的故事要从1976年的西南小城讲起。19岁的万红，护校刚毕业就来到川贵深山间的一个野战医院。她的使命是护理救人负伤而成为植物人的英雄铁道兵张谷雨。
这个故事从严歌苓1980年代担任北京铁道兵总部专业创作员时就有所构思。小说起笔于1994年，那时严歌苓已经脱下军装，但内心的英雄主义军人精神却一直想通过文字表达出来。她的父亲、作家萧马曾建议她用第一人称的护士视角和第一人称的植物人视角进行对话。后来她进行了尝试，却发现故事越写越像童话。直到与导演张艺谋合作电影《金陵十三钗》时，张艺谋听过了这个小说的故事对她说：“这个植物人是不是正常地活着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护士相信他活着。”就这样严歌苓又两易其稿，终于完成。
严歌苓回忆，当兵时她曾随团去铁道兵筑路工地演出，那是她第一次知道存在这样一支部队，她了解到这些士兵是处在最底层的，他们的身体、情感、心灵甚至性都处在苦闷之中，同时他们也是和平年代唯一要时刻面临牺牲的士兵。
严歌苓表示，之所以采用一个女性角色的来书写英雄故事，是因为女性的眼光和价值观特别能推举出一个时代的英雄。曾经女性的理想择偶对象是军人，后来变成博士生，如今女孩们都想当空姐，因为可以傍大款。而小说主人公万红的价值观是不变的，在她眼里英雄永远是英雄，她坚信英雄活着，更坚信英雄价值观的不灭。在严歌苓看来，如今人们已经疏远了古典的、经典的英雄定义，因为我们受了太多年英雄主义教育，自我从来没有被提倡过，当有一天不被教育的自我开始被强调时，英雄就被人遗忘了，甚至转变成对英雄的反感和嘲讽。
考虑民族国家未来的绝不是政治家
同样当过兵的刘震云也谈起了自己的军旅时光。他是严歌苓的对面：当严歌苓他们这些女文艺兵在台上出现时，他就是那些坐在台下的男兵之一。刘震云说他依然记得当太阳光照射下来时，那些女兵胳膊上的绒毛是那么的纤细和温柔，而自己一直跟在她们后面，黯然神伤。
尽管有这些经历、记忆和感情，但刘震云坦言自己从来没有写成过小说。因此他称严歌苓是一位擦亮过去的作家，在当代中国作家中，她是难得的要把碎片捡起来的人。
刘震云进而谈到，其实写作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在写作之外，就像对一个民族而言，最重要的不是现在，是未来。而考虑民族国家未来的绝不是政治家，唯有知识分子才考虑民族国家的未来。
事件背后的道理的幽默才是智慧
两位作家还接受了现场观众的踊跃提问。
刘震云在回答关于自己作品《温故一九四二》的问题时，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河南人面对饥荒，不会像西方人那样产生纳税意识的责问，他们只会在频临饿死时满足于自己比另一个人晚死三天。刘震云强调，语言的幽默是低级的，事件的幽默也是低级的，事件背后的道理的幽默才是智慧。对此严歌苓也回忆起自己在尼日利亚的见闻，她说中国人、尼日利亚人以及所有曾经长期生活在苦难中的人们一样，当苦难成为一种常态时，苦难就不再被当成苦难了，他们依然在苦难中按部就班地生活着。
刘震云说没有比文学更能把社会的乱象码放清楚的工具了，严歌苓的小说试图探索的就是当时历史的真相。
在面对关于80后90后这个惯常话题时，严歌苓说自己不太敢写这个时代年轻人的故事，怕被年轻人笑话自己不懂，但是她认为好的文学作品应该是没有时间和地域限制的。刘震云则说，他在判断写作好坏时从不因为写作者80后90后的身份而判定，反而是今天的年轻人比五四知识分子是前进了还是后退了才是在自己看来对待这个问题所应该有的角度。
（编辑：王日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