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蒋增福先生是同乡。同到什么程度？一个村：蒋家村，俗称蒋家门口。这是个大村。大到什么程度？富春江流域的第一大自然村，有十八个生产队，四千多人。树大分杈，路远出岔；什么东西大了、多了，总不免要被分。所谓满招损，多则少。蒋家村已大到这份上，箍不住，要裂开来。于是被分成上台村、中台村、下台村。我和先生同在中台村，两家屋檐直线距离百十米，鸡犬相闻，炊烟相缭。若是年纪相近，必是一起光屁股摸过鱼虾，一起上山偷过板栗，或许彼此身上还有对方拳脚作威时留下的伤痕。我称先生为增福叔，彼此童年犹如冬天和夏天，南墙和北窗，不可能会面。我见到他时，他已年过半百，头发谢顶，眼戴花镜，言谈洒脱，和我想象中的文人形象基本吻合。

 

　　自小，我就听说我们村文脉深厚久远，常出文人。古时出过什么文人，我不知道。村里的历史都是口述史，熬不上百年。百年前的东西都被时间抛入太空，缺名少姓，虚无缥缈。印象中，我听说的第一个有名有姓的文人就是蒋增福，然后又有许什么、蒋什么、陆什么等不甘落后。贫瘠的乡村没有阅报栏—当然，更没有阅览室，但一年中总有几份报纸、书刊，在各种重要场合惊艳亮相，被人争相传看。看的人像有一种天赋的责任似的，把他所看到的内容在最大范围内传播。于是，四五千人的大村庄，男女老少，无人不知这几个名字，以及他们名字背后蕴藏的光荣和梦想。我后来痴迷写作，当与这几个人被村里当菩萨一样顶礼膜拜有一定关系，它给年少的我一种至深的印象：似乎只要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做个文人，就能获得他人崇敬。

 

　　人童年时会有很多错觉，从错误出发，不一定步入深渊。童年是不怕错的，只怕苍白。人一辈子很多正确的事，恰恰是错误选择的，在不合适的时间里做了不合适的事，让人生之路变得曲里拐弯，在弯道里留下了惊险和精彩。

 

　　当我也变成文人后，回头看去发现，曾经激励我舞文弄墨的那些同村前辈文人，真正不愧文人头衔的，只有蒋增福一个。那些人的文章不过是一些职业行为，有的是新闻报道，有的是时势催产的应景小品，有的甚至是变相的述职报告，虽印成铅字，但无文采，无心灵，不忍卒读，枯燥无味，在时间面前均低下“高贵”的头颅，斯文扫地。好的文章是穿越时空的。蒋增福的一些记叙乡村和地方野史之作，文笔老辣，作法有度，至今读来还是饶有兴致，自叹弗如。

 

　　今天，在滚滚物欲的扫荡下，即使是在文脉浓厚的蒋家村，文人也不再是一个什么尊称。文人这个响当当的名词，正在向一个软绵绵的形容词—文弱—靠拢。但作为文人的标志依然傲然挺立。文人有什么标志？当然，首先要有作品，有发乎于情、具有个人体温和心跳声的文章供人参阅，这是安身之本。只有发自内心之作才可能穿越时空，因为世界再宽大、时光再久远，人心是不变的，情感是相通的。其次，要有一副不失好玩好奇的文艺心肠。我们常说，文人无行。这好像是个贬义词，其实恰恰是文人可贵的品质。有行者，必是人情世故练达，听话听音，做事看样，分寸得体，人见人爱。文人往往口出狂言，嘴无遮拦，我行我素，落拓不羁。文人看上去有礼有节，打起交道来书生意气，话不投机半句多。文人不但好出风头，还好高骛远，常常替古人担忧，对星星月亮发情，对树木花草感怀。因为多愁善感，文人总是掩藏不了情绪，常常露出马脚，授人以柄，像一条不时有汛情的河流。由于敏感好奇，文人总是有多疑深究的毛病。文人不是不倒翁，文人是跷跷板，平衡能力最差。躲在深山老林去当隐士的多半是文人墨客，只因为他们把人世看得过于复杂阴暗，同时又缺乏化繁就简、化险为夷的能力。俗世是需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文人总是失之偏颇，要么双目圆睁，要么两眼紧闭。文人一旦圆滑了，世故了，巧舌如簧，八面玲珑，左右逢源，上下通吃，就休想写出安身立命之作。

 

　　我同蒋增福先生打交道近三十年，深感他是一个资深的标准文人，即使在仕途拼打多年，依然棱角分明，不谙世故；即使年届八十，依然童心不泯，笔耕不止。这是我一心追求的，八十岁还是俗世里的局外人，满足于以文字的方式拥抱这个世界。

 

　　（编辑：白俊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