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幅版画呈现在我眼前，大约一平尺，黑白构图，可以大体看出来画面的主体是一条鱼，学名叫鲽鱼，中国俗称比目鱼。凝视中，只觉得炫目勾魂，实话实说，没有审美愉悦，只有诧异好奇。
那是1979年秋天，距今已四十五年了。四十五年，很久远，很悠长，诗人徐志摩（1897—1931）在世也就三十四年，萧红（1911—1942）三十一岁就仙去，之所以忽然想起他们，一是感叹四十五年足以容纳整个的人生，一是因为在展示鲽鱼版画的场所，交谈中提及了这两位中国现代作家。
四十五年前的往事，多已淡忘。今天提笔回忆，是因为前天人在家中坐，福从室外来。忽然门铃响，还有“快递”报告声，心想近日并未网购，是否错按门铃了，开门接纳，是一个砖头般大的包裹，确是递给我的。急忙拆开，是厚厚一本新书：《格拉斯：文与画》，蔡鸿君选编、导读，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8月第一版，仿佛新鲜出炉的德国碱水面包，更氤氲出德国哥廷根香肠和慕尼黑啤酒的气息。随书还有两封信。一封是人文社此书责任编辑欧阳韬写来的，热情地表示，他也是整套《格拉斯文集》的责编，如果我感兴趣，他可递样书给我。另一封信则是蔡鸿君写的：“很多年前我就拜读过您的《班主任》，我们虽未曾谋面，但在1979年，我们都见过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您说得对：格拉斯不是一般画点画，他根本就是作家兼画家。送上这本《格拉斯：文与画》，让我们一起阅读欣赏回忆格拉斯。”
得此新书，阅读欣赏是必须的，有此契机，我也很愿开启记忆的闸门，也许忆及的往事片断并不能增加诸君对格拉斯的理解，但对了解改革开放初期，中外文学交流的某些形态，或不无裨益。
君特·格拉斯（1927—2015），现在人们都知道，是德国著名作家，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在195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铁皮鼓》，先在德语阅读圈引起轰动，至1963年已被译为11种文字。1961年他推出长篇小说《猫与鼠》，1963年又推出长篇小说《狗年月》，合起来称“但泽三部曲”。格拉斯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波兰人，他出生在但泽，那个地方德语称但泽，波兰语称格但斯克，三部曲的故事背景都是这个地方。格拉斯不仅写小说，还写诗，而且绘画于他并非业余爱好，他根本就是一个画家，有的时间段里他只醉心于作画，主要的形式是版画，也做雕塑。1979年格拉斯52岁，但在中国甚至专门从事德语文学翻译的人士，也还没有注意到他，他的任何一部作品都没有被译成中文，他的绘画更没有中国人欣赏。但是格拉斯对中国有兴趣。那时候德国还是分裂状态，即分裂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东德属于社会主义国家，1950年就和我国建交了，西德呢，1972年才与我国建交。中国与西德建交后，西德派驻北京大使馆的第二任大使埃尔文·魏克德出生于1915年，1979年他在任上时已经64岁。魏克德本身也是作家，所钟情的文学体裁，是撰写广播剧剧本，他的广播剧在那时的西德，影响非凡，特别是《课堂作文》，感动过德国几代人。魏克德决定帮助格拉斯圆访问中国的梦。1979年秋天，格拉斯夫妇来华，就下榻西德驻华大使馆。魏克德特意邀请一些中国作家到德国大使馆做客，把格拉斯引荐给中国作家。
蔡鸿君信里说“1979年，我们都见过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都见过”属实，但见面的具体日期和地点不同，我是和另外五位资历都比我深的作家被邀到西德驻华大使馆，由大使魏克德出面接待，并将格拉斯介绍给我们，也将我们一一介绍给格拉斯的。五位资历比我深的作家按齿序是冰心（1900—1999）、冯牧（1919—1995）、柯岩（1929—2011）、白桦（1930—2019）、王蒙。那年那天见到格拉斯的六位中国作家中，眼下只有王蒙和我还在。魏克德还安排格拉斯夫妇去了上海、桂林、广州和香港。在北京和上海，魏克德通过与中国外交部协调，北京大学和上海外国语学院西语系的德语专业师生与格拉斯进行了交流，格拉斯朗读了他1977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鲽鱼》片断。蔡鸿君那年20岁，是上外德语专业二年级学生，见到并聆听格拉斯亲自朗读《鲽鱼》，给了他刻骨铭心的青春记忆。他本来是打算成为外交官的，自那以后他对德国当代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上海外国语学院本科毕业后，又到德国维尔茨堡大学留学，在那里获得德国文学硕士学位。学成回国后，他很高兴地成为北京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世界文学》的编辑。他回忆：“我是1986年5月份开始在《世界文学》当编辑的，1987年第6期就负责选编了《格拉斯专辑》。从选题，联系作者，联系译者，包括参与翻译《猫与鼠》，都是我做的。找译者的过程很不顺利，老译者工作都比较忙，联系的几位前辈都推辞了。后来，《世界文学》的领导决定让我和石沿之一起翻译《猫与鼠》。”那期封面是格拉斯头像，封底是他自绘的《猫与鼠》版画，封二、封三也是格拉斯的画作，除了《猫与鼠》译文，《专辑》中还有格拉斯论文学、格拉斯访问记、格拉斯小传、格拉斯的绘画艺术，以及中国学者的评论。最难得的，是蔡鸿君几经转折，约来格拉斯写给中国读者的信。从那时起，君特·格拉斯才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后来蔡鸿君成为格拉斯密友。可惜1979年离开中国后，格拉斯再未重访。
因为都在中国见到过格拉斯，蔡鸿君觉得我们之间有某种缘分，因此联合责编给我递来最新出版的《格拉斯：文与画》，并盼能唤起我相关的回忆。其实我1984年初冬曾应邀到西德访问，去过维尔茨堡大学，那时候蔡鸿君应该在那里读硕士，我们擦肩而过。自1995年以来，蔡鸿君从事德中书刊版权代理工作，在大陆和台湾地区选编和翻译出版了众多德语文学作品，1990年获中国作家协会“彩虹翻译奖”。他对促进我们与德国、奥地利等德语国家和地区的文学交流功劳甚大。在网络上搜出他的近照，哇，已是老人形象——1979年他22岁，现在他67岁了。岁月匆匆，当年我37岁，如今82岁。如烟往事，可还能捕捞到一些清晰的瞬间？
朦胧的往事烟雾中，有位德国男士的面貌逐渐清晰，身材颇高，方脸剑眉，能说中文，温文尔雅，慈蔼可亲——西德驻华大使魏克德。魏克德自己就是作家，因此在中德文学交流方面格外用力。在他约中方六作家与格拉斯见面前，就已经约见过我，那回一起到他大使官邸会面的，有诗人艾青（1910—1996）和散文家秦牧（1919—1992），先围坐一起，随意闲聊。聊诗，就提到了徐志摩。魏克德对中国古诗和白话诗都颇熟悉，他谦虚地表示，自己算不得汉学家，只是对中国文化着迷。秦牧是广东作家，那时人民文学出版社正筹划新版《鲁迅全集》，调他到北京参与注释修订。魏克德对鲁迅极表尊崇，他对《故事新编》兴趣最浓，鲁迅对青年作家如萧军萧红大力扶植的事迹，他也熟知，而且特别提到萧红的《呼兰河传》，我那时才知道，萧红的作品早已走向世界，且深获好评。论年龄，艾青、魏克德、秦牧都算得我的父辈，他们交谈时，我只默默一旁聆听。
魏克德那回请我去，是因为，他要跟我交流广播剧方面的心得。中国专门撰写广播剧的作家很少，电台播出的广播剧，几乎都是根据小说改编，原创广播剧凤毛麟角。魏克德却是一位在德国专门撰写原创广播剧剧本的知名作家，通过与他交流，我也才知道，虽然电视机在西德早已普及，但喜欢听广播的民众还是很不少，通过收音机欣赏广播剧，早已蔚然成风。我的两个短篇小说《班主任》与《醒来吧，弟弟》，1978年至1979年陆续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改编录制为广播剧，多次播出，在当时影响颇大，没想到魏克德大使说他都听了，觉得很好。他为什么听？原来，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与他取得联系，征得他同意，把他在德国已经几乎是家喻户晓的广播剧《课堂作文》录制成中文版，向中国广大听众播出，他听该台已经播出的广播剧，也是为了体验一下其录制水平。
广播剧《课堂作文》是魏克德1954年创作的，讲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德国外省某城市，一个高中毕业班，全班七个学生，从当时一直到二战后，前后二十八年的不同经历和遭遇。每届高三学生毕业前，德语课老师都布置同学们写一篇作文，题目叫做“我如何设想我的一生？”那一届七个学生，六个人都对自己的未来做出了设想，最后各有各的命运，从中折射出德国社会几十年来的动荡变迁，感叹个体生命在时代潮流中浮沉挣扎的艰辛。那天在大使馆会面，《课堂作文》的中文译本已经刊登在《世界文学》1979年第2期，是由北京大学德语专家张玉书教授（1934—2019）翻译的，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的中文版也剪辑好，排进了播出日程。魏克德已经听过样带，非常满意，并告诉我们，第二天晚上几点会正式播出。第二天我准时守在收音机前，听了此剧播出，此广播剧委托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录制，不但演员们的声音造型非常出彩，拟音配乐也精准生动，其中穿插的一首诗，反复吟出“有谁知道，我们身在何处！”感染力极强。
魏克德大使关于广播剧创作的议论，引发我对这一文学形式的刮目相看。其实早在1959年，我17岁的时候，就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学龄前儿童节目《小喇叭》，撰写过快板广播剧《咕咚》，经编辑精心加工，录制播出后效果很好，成为保留节目，改革开放后，重新录制，播给新一茬学龄前小朋友收听，仍然受到欢迎，1980年中国邮政还出了一套《咕咚》的特种邮票。1982年我创作了一个独幕话剧《概不接待》，其实就是一个广播剧。我后来在《人民文学》主编任上，还特别安排了包括广播剧在内的多品种文学形式的刊发。
魏克德在华担任大使期间，忙中偷闲，还创作了广播剧《汉武帝和太史公》，1989年中译本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现在要重点回忆魏克德邀请中国六作家到西德大使馆官邸，与君特·格拉斯见面的情况了。那时候我还是北京人民出版社（现北京出版社）文艺编辑室（后发展为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居住在南城劲松小区，由中国作家协会派车，接上柯岩、白桦和我，同往西德大使馆，因为车牌事先报备过，很顺利地进入了使馆，却不曾想迈入前厅，那里的工作人员见到我们面露惊诧为难之色，原来我们比约定时间早到了约半小时，迟到固然不对，早到也是不恭，尤其德国人，他们的严谨是举世闻名的，我们在尴尬中，只好道歉退出，上车后让司机把车开到附近马路边，在车里捱到约定的时间，二进宫，才获得使馆人员微笑相迎。进入大客厅，魏克德起身与我们一一握手，那时冰心、冯牧、王蒙已经在座。落座后，才看到一个不修边幅、衣着不仅是朴素简直有些个邋遢的德国人，头发乱蓬蓬，面皮发黑，鼻下两撇粗胡，手持大烟斗吞云吐雾的，坐在一张沙发上，魏克德向我们介绍，那是作家、诗人、画家君特·格拉斯，也把我们一一介绍给他，说实在的，当时我根本就没听清他那名字的德文发音，何许人也？颇不以为然。那时候中国作家和读者，所知道的西德当红作家是海因里希·伯尔（1917—1985），为什么知道他？原因很简单，就是他在1972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不管诺贝尔文学奖受到多少诟病，直到现在，每年颁奖前的预测、公布得主后的报道，以及随之而来的版权交易、各语种译本的相继推出，总是轰轰烈烈。但伯尔在中国虽然获得知名度，其译本也先于格拉斯作品推出，中国作家仿效他的，中国读者喜欢他的，一直不是太多。原因据说如下：作为二战后德国“废墟文学”的重要作家，海因里希·伯尔及其作品理应给中国新时期文学丰富的启发。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上，伯尔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当时，“现代派”热潮左右了中国作家的阅读方向，导致外国文学翻译界与研究界力促“废墟文学”为“新时期文学”提供借鉴的美好愿望没能实现。直到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介绍到中国，特别是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1982年以《百年孤独》摘得诺贝尔文学奖桂冠，掀起赞美、追逐、仿效、弘扬现代主义的热潮，才促使中国当代文学发酵。
格拉斯听不懂中文，我们又都听不懂德文，相互交谈，都需要魏克德居中翻译、解释。虽然客厅中的交流时间不短，后来又到餐厅一起进餐，继续交流，但那天从话语中，我的收获极其淡薄。在座各位都比我年长，我尽量只听他们交谈，不插嘴，也不提问。但那天与格拉斯的晤面，我还是受到震动，不是任何话语，而是在客厅中，先是格拉斯自己拿出他的版画《鲽鱼》展示给我们观看，后来魏克德接过来，让我们有了各自独立欣赏的机会，因此他那幅版画，经眼睛，嵌入到了心中。我当然无法与格拉斯相比，但我也从小就爱画画，油画、水粉画、钢笔画、钢笔淡彩、油性笔画、撕纸拼贴、木刻、综合材料……各种形式都尝试过，后来采用最多的形式，是水彩画。我画得拙，但赏画的能力，自认还属上乘。
那天格拉斯的版画《鲽鱼》到了我手中，那应该是一幅石板画，因为我是最后一位接手的，因此颇可多观赏一会儿。什么感受？正如本文开头所述，凝视中，只觉得炫目勾魂，实话实说，没有审美愉悦，只有诧异好奇。我记忆中的画面，与现在《格拉斯：文与画》中的那幅不相契合，格拉斯应该绘制过多幅鲽鱼，有接近写实的，有抽象怪诞的，那天展示的只是其中一幅。魏克德介绍时，说的是鲽鱼，而不是比目鱼，后来中国出中译本，现在蔡鸿君选编的这个精华本，都把这幅画和这部小说翻译成《比目鱼》，我理解，但我要固执地说，我看到的是令我目眩神迷的奇怪无比的鲽鱼！
那时候，君特·格拉斯的名声未传入中国，但他在西方世界已赫赫有名，特别是，就在他来中国的前几个月，根据他同名小说改编拍摄的电影《铁皮鼓》在第32届戛纳电影节上获得金棕榈奖，导演沃尔克·施隆多夫由此跻身世界电影名导之列。我们会见后的下一年，电影《铁皮鼓》又获得美国第52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奖。我们都知道，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如在戛纳、柏林、威尼斯三大电影节上获得金棕榈、金熊、金狮奖，则不但导演一步登天，原作的名声也往往随之暴涨，各语种出版社会纷纷买版权、出译本，魏克德约请我们在使馆官邸与君特·格拉斯见面时，于君特·格拉斯来说，是正在其人生迈向“山外青山楼外楼”的一个节点上。
后来知道，魏克德之所以要把格拉斯介绍给中国作家特别是德语翻译家，是他感觉到中国文化界的“诺贝尔文学奖情结”未免过于浓酽，有的人见到他就言必及伯尔，甚至还有让他转达祝伯尔安康的。其实伯尔1972年获得诺奖，西德政界很不以为然，对之相当冷淡。文化界人士多有认为“怎么是他”的，读者中也有认为其文学手法滞后的。伯尔固然是一座文学高峰，但山外有山，对德国作家只知伯尔不知其他，真有点“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天真闭塞。此外，中国作家们显露出对现代主义文学的浓厚兴趣，但对西方非现实主义文学之外的文学流派的涌动，还处在懵懂状态，魏克德是善意地希望中国文学界翻译界能走出桃花源，知道、接触一下不以“诺奖”论英雄，且其文学手法已大大超越卡夫卡式，比我们所知的先锋更其先锋的文本存在。
我后来和德语翻译家叶廷芳（1936—2021）有交往，他是《卡夫卡全集》的中译者。他跟我坦露，1979年以前，他和张玉书等算得是德国文学专家了，原来竟都还没听说过君特·格拉斯的名字，魏克德将其请来中国，并安排了在北京大学西语系面向德语专业师生的交流活动，他闻讯到母校旁听，才见到格拉斯，听他朗读了其1977年推出的新长篇小说《鲽鱼》的片断。叶廷芳告诉我，读格拉斯的《铁皮鼓》，就觉得是本怪书，但还可以跟巴洛克建筑建立起联想，但《鲽鱼》听来更怪，令他惊呆。朗读现场也挂出了格拉斯的绘画，与其文字一样古怪而诡异。后来我和叶兄讨论，就都觉得，格拉斯的《鲽鱼》已经不是现代主义的手法，而是后现代主义的手法，即“同一空间中不同时间的并置”，消解了卡夫卡式的尖刻隐喻，在碎片化的表达中，其隐喻更幽深玄奥并具有多种指向。
1979年在西德使馆官邸，大使魏克德邀请六位中国作家与君特·格拉斯会面活动中，我只是一个扫边角色。下一年魏克德就退休了。他把在中国任大使的经历写成了书，十年后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了中译本《1976—1980我在中国当大使》，也就在那一年秋天，忽然有位通德语的中年人找到我家，说魏克德以私人身份来北京了，想跟我见面。我说他十年前请过我，这次我要请他。我把约见地点选在东单北大街路东的一家餐厅，不算高档，却颇雅洁，餐单上中西菜式都有，其车厢座不局促也还私密，放送的背景音乐淡淡的，是我喜欢的英国李陶恬轻音乐队演奏的《光与影》黑胶大碟。来人嘱咐我：点菜不要点鸡，要点鱼，我说懂得。那天我提前到餐厅等候，魏克德与那位联系人准时到达。我想点一条鲽鱼，餐厅没有，就点了鲈鱼。魏克德看到我身体健康，言谈自如，而且报告他，正开笔写一部《风过耳》的新长篇小说，脸上现出欣慰的表情。餐后我们依依惜别。2008年魏克德去世，享年九十三岁。
1990年两德统一。统一后的社会生活触发了君特·格拉斯新的灵感。1995年他出版了长篇小说《辽阔的原野》。1999年瑞典文学院以“其嬉戏之中蕴含悲剧色彩的寓言描摹出了人类淡忘的历史面目”而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我估计格拉斯根本不会记得会晤过我这么个中国作家，而他，也只不过是我在资讯中比较关注的一位外国作家。没想到本已功成名就可以安享名利的他，却在2006年9月出版的自传回忆录《剥洋葱》中，令人震惊地披露曾在青年时代为纳粹党卫队效力，引得舆论大哗，一时间成为德国乃至西方知识界的众矢之的。2015年他生命终结于米寿前。鲽鱼知何去？剩有游人处。
2024年8月22日 温榆斋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