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硼替佐米、地塞米松的作用下，阿乙睡了一夜好觉。他至今搞不清楚，究竟是硼替佐米，还是地塞米松，导致他的皮肤像惨白的墙壁。他觉着，自己像一个点亮的人皮灯笼，也像一具被药物浸泡的新鲜标本。这种状态通常会保持一天。

  阿乙睡醒了，迎来一个愉快的早晨。洗漱、烧水、热好咖啡，收拾完垃圾后，他感到轻微的疲惫。这时，他借助吸氧机，吸上一会氧，随着血氧饱和度上升，他感到愉快了一些。然后，他坐在位于朝阳区的家里写作，45岁的阿乙在台灯下写着长篇小说《未婚妻》。

  01

  进城

  1990年春天，阿乙一家进城，那时瑞昌撤县建市，这一年他14岁。父亲在市区南郊一处名为四季春的地方，租下一间门面，开百货批发部。店门由16块樟木板组成，每天关门，父亲要抓着木板，对准上下两道凹槽，将木板依次推进去。父亲曾在附近租下一间作坊，阿乙和弟弟帮着熬糖稀。大锅里，糖水煮沸，表层涌出密集的小泡，迸溅的糖浆会在胳膊上烙下一个燎泡。

  进城后，父亲向公司借了一间两室一厅的小房，面积不到60平方米。阿乙住在这里，准确地说，是和弟弟睡在客厅，客厅有一张可折叠的沙发床。剩余的地方，被祖母、二姐，以及大姐一家三口挤满，父亲和母亲住在批发部。客厅里，时常堆着货物，他和弟弟就睡在货上。有一回，来的货实在太多，把客厅堆满了，他们平躺在上面，吸气时，肚皮快贴到天花板。

  每天早上出门，走到学校，阿乙要爬一段坡地。家挨着市政府，海拔却比市政府低三四米，爬完陡坡，他长舒了一口气，感到“从地下的低级世界来到人间”。有一年发水，低洼的平房泡在水里，阿乙赤脚抢救家具，积水逐渐变黄，水面漂浮着草叶和粪便，他得了灰趾甲。

  1991年秋天，父亲花了2.28万元在市区北郊农贸街买了一栋楼。搬进新居时，三层还是毛坯，一楼和二楼没通自来水，只能请人在屋内挖井。住进商品房后，家人开始走邻居，发现邻居无一例外都是农村人。这条马路上住的都是农民，当地人叫它“农民街”，多年后改称“桂林路”。第二个住所很快消亡——位置远离市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始终没通公交，父母做生意不便。

  1994年，父亲在罗湖桥头花费11万购置了一幢4层楼房，每层面积近90平方米，以住下一大家人。站在新居阳台上，能看到一条河床长满杂草的河流，那是城郊界限。

  阿乙剖白：“我们没有变成城里人，而是变成了城乡接合部的人，或者说，没有变成人类，而是变成半人鱼、半人猴、半人马。”

  他自视为一只多毛的猿猴，一个被烙上畜生印记的奴隶，混迹在一群城市孩子中，终日谨慎地遮盖住非人的标识。

  无论遮掩得再小心，“游行”如期举行。上初中时，每学期班主任让农村户口的学生站起来，问对方是否准备好借读费，教室里站起两名学生，其中一人是阿乙。到了高中，整整三年，阿乙失去了伙伴，他一个人孤零零地站起来，像一座哥特式城堡一样耸立。

  这是他最窘迫的时刻，脸烧得滚烫，活像一块猪肝。阿乙低着头，感觉全班像猫头鹰一样，扭过头看他。他想到爱伦坡笔下的年轻杀人犯，神经十二万分地过敏，羞耻的阴影像铁栅栏笼罩着他。

  02

  城堡

  真正消除阿乙耻感的是大学录取通知书，他解释：“我捏着通知书，清楚地感受那一层自我出生起就注射进我皮肤的农业户口的色素，从上到下，到头顶到脚趾，一格一格地褪落。它每褪落一格，城镇户口的色素就自动补注进去。”阿乙想起了大哥，大哥一向少言，但考上大学的那几天健谈了起来——他完成了身份转变，成为兄弟姊妹五人中第一个城里人。

  拿到录取通知书后，阿乙兴冲冲到批发部找父亲。父亲得知后，抓起电话，给堂弟打过去，请他帮忙订餐厅。两人聊得很开心，父亲满脸笑意，不时点头。挂了电话，在阿乙将要离开时，父亲对着空气恶狠狠地说：“考成这样，嗬，还好意思。”讥讽是父亲教育子女的策略，目的是禁止孩子骄纵，阿乙自小深知这一点。即便如此，他仍被父亲的话灼伤了。

  “两眼无神，整张脸往下拉，是一副让人望而生畏的脸孔。”阿乙讲道，有一回父亲走着，身后有人唤父亲的名字。父亲猛地回头，和那人手上抱着的孩子一对视，孩子哇地大哭。面对这样一张脸，阿乙倒不至于哭出来，不过常是一副“呆若木鸡”的表情。这或许是童年时代，父亲几记响亮耳光留下的遗产。

  阿乙二姐的处境更糟糕，她过早地被父亲打击，像一只被抽走脊骨的小兽，性格和脚步从此变得绵软。正如宣称自己无罪的囚犯，二姐为了证明自己，开始关注膳食营养和维生素，严格控制炒菜时的油盐含量，以更多地为家庭做出贡献。二姐长大后，父亲再没说过她一句。阿乙认为，这是父亲注意到，自己曾经的言语已造成不可挽回的影响。

  父亲握着家庭的权柄，不容置喙。阿乙回忆：“对父亲这位独裁者，我们从不去提什么意见，就是暗自讨论一下也不敢。”这幢桥边的4层小楼像一座城堡，父亲站在权力中心，一套明晰的权力法则，在城堡的每一寸土地上平滑运行。生活中的细节，像探照灯一样醒目，提醒着阿乙法则的存在。比如，每天午饭时，父亲接过的那双二姐递过来的筷子。比如，阿乙曾无数次劝母亲，丢掉空屋里积灰的杂物。她不会照办，因为那违反丈夫立下的勤俭法则。

  阿乙的母亲生下五个孩子，将五个孩子拉扯大，并在孩子长大后投身批发生意，一到饭点奔袭回家，接管供应全家人的厨房。即便如此，她仍诚惶诚恐，对洗衣机抱有天然的敌意——一旦承认洗衣机具备洗净衣物的能力，意味着她的价值被相应削减。这样的认识，普遍地存在于当地上了年纪的妇女头脑中。她们一致认为，洗衣机不中用，必须先用人手洗一道，洗衣机只能过一遍水。每当阿乙把脏衣服塞进滚筒，母亲嘟囔着把衣服拽出来。

  后来，家里雇了保姆，没一任干得长久。道理相同，母亲不允许另一个劳动力，来挤压自己的生存空间。劳苦功高的母亲，在时间的长河里，逐渐战胜了她那持续衰老的婆婆。获得压倒性胜利后，母亲战斗的本性并未衰竭，还保持着强劲的活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母亲滑入了阿乙二姐的境地，必须通过劳动来获得家庭权力。这是城堡的运行法则。

  03

  工作

  从江西省公安高等专科学校毕业后，阿乙考上编制，在当地公安局指挥室任宣传干事。在亲人眼中，这是一份体面的工作。有传言，阿乙将成为某市新任领导的秘书候选人。然而，一个有着远大前程的年轻人，在踏入办公室时，感受到刻骨铭心的痛苦。

  阿乙和同事两人共用一间小办公室，他称同事为“另一个写材料的奴隶”。他们终日胆战心惊，担心门外响起领导的脚步声。这意味着，他们要多写一份材料。两人要写的材料，包括但不限于方案、通知、计划、领导讲话、请示、简报、通讯、主持词、会议纪要、先进事迹报告、媒体新闻。有时，阿乙手头有几份材料要写，领导会按照轻重缓急排序——用指腹在纸面上轻点几下，口中念出“一、二、三、四”的序号，像给机器设定程序。

  “正是意识使我们人类超越了牛、马、骡子这些牲畜，又正是它使我们感受到痛苦。”阿乙的上班时间不够用，假使他要在一周内写完一份局长讲话，每天只能完成正文的五分之一，简报和通讯必须带回家写。每份材料的完稿时间如铁一般坚硬，长期的伏案书写让他的免疫力下降。到了写资料的“旺季”，阿乙情绪紧张，身上犯起荨麻疹，手腕、后背各处隆起巴掌大的肿块。

  阿乙时常梦见回县城写材料。醒后，惊魂甫定，他才意识到已逃离那样的生活，随即产生一种劫后余生的喜悦。《未婚妻》全书共25.3万字，整本书没有一个阿拉伯数字，年份中的零使用汉字“〇”，而不是椭圆形的数字“0”。公文右下角盖章处，日期中可见浑圆的“〇”。这是那段写公文生涯，留给阿乙的遗产。

  另一件让阿乙心生倦意的事发生在2001年。一栋路边落成仅半年的民居坍塌，站在楼顶的老人飞到马路上，当场毙命，没人逃出来，家人埋在废墟下。救援队赶赴现场，挖出的只有三具大小不一的尸体，肢体破碎不堪，皮肤被砖块砸得铁青。小男孩被抬出时，阿乙扛着一台摄像机拍摄，他要完成宣传任务。这时，一位体型偏胖的领导走过来，一挥手拨开了阿乙，挤进事故的核心，领导身后跟着一把撑开的遮阳伞。

  阿乙感到自己被羞辱了，那一天的感受存活了20多年。后来，他分析，“我几乎记得过往人生中一切让我不快的细节。这是一种由高度自尊心演化来的精神上的执拗性。”另一种可供参考的解释是，死亡带来的震动，通过一种名为“羞耻”的情绪平缓。阿乙没在工作中得到应有的尊重。换句话说，不是他主宰工作，而是工作主宰了他，他成了工作的仆从。

  04

  出走

  阿乙选择出走。他逃到郑州、上海、北京，从小县城一路逃到大城市。他当起了编辑，一度通过跳槽证明自身价值。

  2008年，阿乙在一家体育半月刊上班，时逢北京举办奥运会，同事忙得脚不沾地。阿乙是“农忙时节”唯一一块空地，每期工作是把记者写好的一篇一两千字的稿子稍微改改，取一个标题，找美编配一张图。为了融入气氛，他不得不坐在电脑前，对着键盘上敲敲打打。就这样，他在博客上写起了小说。

  有一天中午，阿乙偶然和牛博网创始人相邻吃饭。饭桌上，阿乙实在不知道说些什么，思来想去，把自己的博客推荐给对方。一段时间后，出于社交礼节的毛遂自荐得到回复，这位年长阿乙几岁的朋友发给阿乙一条短信：“你是一名天生的小说家。”随后，他将阿乙的作品推荐到上海三联书店，阿乙出版了第一部小说集《灰故事》。

  后来，一名前同事向阿乙索要《灰故事》，看过后，前同事把书转交给文学编辑王二若雅。在王二若雅的鼓励下，阿乙写了第二部小说集《鸟，看见我了》。这给他带来了一些名声。与此同时，阿乙被“今天论坛”版主推荐，在《今天》杂志发表“小辑”。又在文学编辑曹雪萍的推荐下，阿乙小说《意外杀人事件》得到《人民文学》杂志时任主编李敬泽的认可，在《人民文学》发表。

  “像做梦一样，从一名可疑的舞文弄墨者变成一名青年作家。”阿乙确信：“我人生若能有一点成就，多半是靠运气。”2010年，阿乙成为一名“被发了牌照的作家”，再没人称他为文学青年。这一切源于一连串接踵而至的偶然事件，他偶遇的牛博网创始人是罗永浩。一边当编辑，一边写小说，阿乙过了5年这样的生活。2013年，他离开了从事11年的编辑岗位。

  即便花了很长时间，阿乙也没能适应“作家”身份。直到今天，如果有人问他，做什么工作，他回答“失业者”，或“无业游民”。他认为，回答恰切，他的确时常为如何用掉自己发愁。短篇小说集《骗子来到南方》中，阿乙记录自己“失业”后的状态：“初期，常会在一阵焦躁中醒来，觉得会迟到，醒来明白并没有工作后，会微微感到失落。”

  写作为他带来一些荣誉，例如《人民文学》中篇奖、《小说选刊》双年奖、蒲松龄短篇小说奖等十余项奖项，他的小说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在海外出版。阿乙找到了“写作”的另一种解释，对自己而言，写作“也是一个人没什么用的标志，写作意味着一个人退出世俗社会的竞争”。他很难承认自己有价值。在家乡，个体的价值在家庭中确立，他过早地离开了这套评价体系。

  05

  反弹

  匮乏感被满足后，人往往想要更多。譬如，《活着》中福贵的孙子吃了过量的豆子胀死。有所不同的是，阿乙面对的是一个能挥霍自己的机会。度过白天后，他仍觉活得太少，于是对睡眠痛下杀手，用槟榔、烟、咖啡，填满口腔、肺和胃。一夜过后，阿乙用一个满溢出烟头的烟灰缸，换取了几页写满字的稿纸。

  家人察觉到了他的失控。父亲打来电话，问：“每天坚持喝牛奶没？有没有去医院拍个片子？片子怎么说？”父亲当过赤脚医生，常年在医药公司工作。空间距离稀释了"城堡主"的权力。

  隔着电话线，阿乙愈发熟练地应对，他说自己每天都在锻炼，最近雾霾有点重，喉咙里都是脏东西，街上每个人都在咳，他也在咳。有时，父亲会说：“如果雾霾太重，就不要出门锻炼，这时候去锻炼往往适得其反。”于是，阿乙如获大赦，为锻炼的疏懒找到了妥帖的理由。

  2013年，37岁的阿乙在剧烈的咳嗽中，吐出一块樱桃大小的血团。“我揉捏着黏黏糊糊的这一小块固体，感到生命的路程一下子被缩短。”阿乙动辄住院，医生一时也闹不清楚他得了什么病。按理来说，他的肺坏得这样厉害，应当活不下来。住在协和医院时，阿乙站在窗边，看到灵车来往运送尸体。有一回，他走进太平间，到晚上，遗像上的人推嚷着问阿乙，为什么要来这里。阿乙痛苦地从梦中醒来。

  病重时，阿乙在生死间浮动，在睡梦中，触碰到了死亡的具体形状。他梦见自己到地狱报到，人人手上拿着一张号条，在漫无边际的大厅里排队。他们进行死亡登记，经过体检、谈话、预约工种，在临时宿舍住上一两个月，才能进入下一环节。宿舍之间，有小卖部和彩票投注站。死去的人，都在地狱集合，人与人挤在一起，每个人都格外渺小。

  醒来后，阿乙怅然若失。他有一半的肺坏掉了，不是两叶肺中坏了一叶，而是两叶肺各坏了一半。有一次，妻子给他买了3条裤子，他下意识问，为什么不是2条？他觉得自己活不了多久，买多了浪费。阿乙曾在长篇中写过一台型号还算先进的手机，然而等长篇写完，手机就被淘汰了。商品在社会生活中以惊人的速度消亡，人和物一样。

  躺在病床上，阿乙无事可做，视线里只有病友。他曾把一位五十来岁的病友写进《通宵俱乐部》，“他两只脚的第二至第四趾均被截除，剩下的大脚趾和小脚趾黑黑的，像蟹之鳌足，极为宽疏地长着。”病友要么发呆，要么和幸存的趾头玩耍，要么遵循医嘱——躺在床上，仰面做蹬自行车的动作。濒死者大概率不会惊恐，而是平静地等待死亡。

  06

  迷宫

  经历中风、偏瘫后，阿乙的父亲71岁离世。全家守在遗体旁，死去的父亲吐出一股黑血，血量很大，他的面颊鼓了起来，牙齿被撞开。一年后，死去的父亲入梦，问阿乙最近过得怎么样。阿乙答：“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梦中的父亲比生前更松弛一些，他看着景色说，还是老样子，又讲起自己在秋天死去时，草木和风的样子。

  阿乙讲到了阅读。他在读《追忆似水年华》时，意识到“自己和马塞尔·普鲁斯特是彻底的两码事”。马塞尔·普鲁斯特写《追忆似水年华》，会细致地描写旱金莲三色堇、鸢尾花、天竺葵、睡莲近30种花。倘若换阿乙来写，他只会写一个字——花。他对植物的了解程度，如沙漠般贫瘠。另一个具体例子是，曹雪芹写刘姥姥进大观园，一道茄鲞要用十只鸡来煨。每当读到这些作品，阿乙感到披在身上的袍子在滑落。

  “我只能说作为一个人，我也有权回忆，我的生命也在一步步、不可逆地消失，用不了多少年我就死了。”阿乙找到了写作理由。另一个现实原因是，他羸弱的身体，尚可通过伏案书写换取一些稿费。阿乙定下的写作计划是一天800字，有时一天能写到2500字。疾病的余震仍存，只要上楼、快步走，就会急剧喘气，和人聊得稍微久些，就会疲惫。

  最近，他重读了小说《小径分岔的花园》。在这部迷宫式的小说中，博尔赫斯保存了故事的所有结局。阿乙举例子，在一个刺杀故事里，通常只有一个结局，主角死，或刺客亡。但在迷宫式小说里，所有结果同时存在，包括主角死、刺客亡、两方毙命、两方存活……他意识到，自己写的所有小说，都是在描述一个不存在的“我”。把他所有的小说放在一起，就是在穷举“我”的所有可能。


  “二〇〇一年，春节假期过完，办公室主任就如布里丹之驴面对两捆草无法选择那样，在两名年轻的秘书之间望来望去，最后他对我说：‘算了，你去吧。’”这是《未婚妻》的开头，也是假设的开始，“我”被安排随局副政委前往今一乡检查社会综合治理工作。午饭后，喝了粮食酿的谷酒的“我”在一口水井旁汲水喝，偶遇一名女子。父亲请施银做说客，去女方家提亲。正式见过一面后，“我”有了一位未婚妻。

  罗湖桥头的四层新居，成为《未婚妻》的发生地。在这里，阿乙的外甥停留在7岁，坐在沙发上，端着一碗饭，扒上几口，不嚼，也不咽，把碗垫在下巴上，把一集动画片看完。作为童养媳嫁进家中的母亲，用拖把蹭花盆旁的水渍，还嫌不干净，用湿抹布一遍遍地擦。祖母在家门口捞住一个人，当着那人的面按压手腕，对着皮肤上那个缓慢回弹的坑说，自己老得不行了。

  在这里，父亲还强壮地活着，按照社会规则精密计算，结实地把着船舵，在达成目的后发出“咯咯咯”的爽朗笑声。

  在这里，那个因“出逃者”阿乙而死去的“留守者”阿乙，重启人生。那些消逝的、死去的、改变的，小镇家庭和小镇生活，在这里重新复活。

  对话

  阿乙& 江玉婷

  因为身体原因，阿乙选择笔答采访提纲，每天答上一两个问题。以下为他的回复，上文编自《未婚妻》。

  Q

  《未婚妻》和《通宵俱乐部》的“血缘关系”更近一些。因为写作时间挨着吗？《骗子来到南方》和《未婚妻》都是小说，但不像一类小说，前者更像讲故事——需要强势的情节、转折，后者更偏向回忆、叙述，通过叙述的方式，讲一件事，叙述本身更重要。

  我在读《未婚妻》时，时常会觉得，这像一个作者的回忆录、自传。小楼里，生活日常那样有趣。您精准地写出了家庭权力结构——这样的权力结构，普遍地，或部分地，存在于中国家庭中。

  我看到“父亲”时，不可遏制地想起卡夫卡的父亲，为家庭付出所有，让子女望而生畏，是家庭中“绝对的国王”。父亲是否和您敏感的性格有关？

  阿乙：我分几块来回答：一是路线选择的问题。你很准确地道出了《骗子来到南方》和《未婚妻》的不同。这种不同与写作路线的转向密切相关。2019年我进入某种写作困境。也就是说我往外写——“写一个社会”或者说“编织一个故事”——的路越走越死。我感觉除了机械重复没有别的创新。我为此停滞了一段时间。中间想以收集鬼故事作为出路。

  直到这时我读完《追忆似水年华》。普鲁斯特主要是在方法论上给我希望和示范。我作为记忆的侦探，把过去的生活当作现场，去发现过去的秘密。这些秘密不仅仅停留在过去，也深刻影响到现在。我写的不仅仅是往日，写的也是“何以为我”“我何以到了今日”。用编辑老师付如初的话说，就是用现实激活记忆，用阅读激活记忆，用记忆激活记忆。

  “家庭权力结构”——对，这是我着力去表现的。我们家的结构比较完整，有祖父母、父母、五个子女。以父亲、大姐为第一梯队，一家人的关系像太阳系一样，各安其命，互相排斥，又互相接应。

  我写的是生活里的一件事，就是我的一见钟情。这场发生在青年时代的爱情，并不像少年维特或者其他爱情故事那样，奔向情感，而是走向家庭权力结构。未婚妻尚未娶入，家人就已经给她腾开一个不好不坏的位置。大概是一个过得去的位置。既不能让她充头，又不能不尊重她。这样的爱情是通过“家庭—社会”的关系促成的。也就是说，是按照县城游戏规则，交付于相亲。而我的爱，只是这关系与规则所捎上的多余部分。

  父亲决定了一切。我对卡夫卡情有所钟，也是因为他对父亲这一权威的不怿。我敏感的性格肯定有父亲常年威压的后果。他一生从不从言语上对我表达肯定。他认为任何的表扬都会在我身上滋生骄傲的细菌。他和贾政一样冷酷。我是偶尔通过母亲知道他对我有喜爱和自豪的。但是他总是对我拉下脸。

  后来我想，这可能也和他习惯了这一角色设定有关。就像一个悲剧演员，你让他去演喜剧，会让他别扭到骨子里。另外我敏感的性格，来自初恋的失败——因为得不到，陷入无止境的冥想。比如，想事情为何不如意的种种可能。这使得我看待问题时，看到的更多些，也更容易多疑。敏感、多疑、谨慎，这些生活中的败笔，没想到在写作里还帮助了我呢。

  Q

  施银——这匹马的存在，让纤毫毕现的生活画卷，登上舞台，成为一幕戏剧。它是马，又是人，会说话，是权力场的中心人物，所有人都认为，施银是人。怎样理解这个角色？是异化吗？

  阿乙：这是一匹被当作人的马，而且是被当作上等人。原型是一位长着马脸的熟人。他的脸太像马，太长，我索性把他写成马。他的姿态也像马。在我们乡下，虽然到了21世纪，但有的人身上还有那种牲口的影子。我这么说不是不尊重他们。而是一种深刻的同情。我回望过去的自己，也有牲口的影子。那就是，在这片土地上，人的角色是做牛做马。

  施银是马，服务于主子，因为主子的富贵而富贵，成为一个可以替人做月老、坐宴席上位响当当的人物。这场爱情故事里，它是关键。没有它，两截桥面永远不可能合龙。

  在生活中，有大量这类充当中介的人物。他是中介，也叫“关系”，我们处在一个关系社会。大约明年，《未婚妻》的姊妹篇《未婚夫》可以写完，施银将作为一匹马被宰杀，并且被分吃了。有人还提议办一个马肉节，未遂。在他失势时，他就不是人，而是食物了。

  Q

  《未婚妻》像一本心理小说。在情节之中，写了大量心理，甚至是心理包裹了情节。心理在不停流动，这种流动带来变化，影响情节走向。为什么心理描写这么重要？

  阿乙：前边已经提到，我早年有两个偶像，是真实给自己压力的偶像。一个是父亲，另一个是最开始喜欢上的女孩。他们在我这儿建立了权威。我对他们的想法处于揣摩状态。我总是胡思乱想。失恋时，正好是一个人一生精力最旺盛的时候，我整天躺在床上，把她对我做的每一个动作的含义，其各种可能性都想出来。好像摆了一桌盛宴。当然，这种说法，是创伤理论，把自己的现在归咎于某个特定的原因。

  用复杂的思维去看待事物，会看得更多。比如一位选手参加歌唱比赛，她唱了一首主题是母亲的歌曲，唱得不很好，但很努力。细想，这事对评委是难办的，评委也有母亲，那他们就不好给这首唱得不很好的歌打低分。所以，这位选手是不是有用母亲来“绑架”评委的动机？生活中，我们应该充分相信人，但在写作里，我喜欢多想想，多看看。

  而且人心那么复杂，易变。有些自杀的人，只是到了自杀那一刻才想到自杀。

  Q

  《未婚妻》里，您写了很多对生活的观察和总结。比如，“现在我45岁了，有足够经验知道，人们和你共苦的决心，其实大过同甘”“大家一起玩，可以极大地稀释这种负罪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凭空得来，也没有东西凭空失去”“我感觉她们缺乏延续快乐的手段和办法”。

  小镇不仅物质贫瘠，更糟糕的是，人们普遍存在精神贫瘠。书中哪些观点您格外喜欢？它们是如何出现的？

  阿乙：你上边提到的这几个观点，我就很喜欢。人们和你共苦的决心，大过同甘。比如坐公交，都站着还好，如果你坐着，想站着的人为你高兴是很难的。因此我也在小说里写，那些真诚、真心去祝福一个成功的人，富有骑士精神。但是有这样精神的人并不多。我甚至觉得，一个人，能做到礼节性祝福比自己成功的人，就已经足够伟大了。在生活实践中，我能看到这样伟岸的朋友。

  我自己做得并不好。我只是做到努力不去嫉妒人家。嫉妒——这是我未来想要探究的——是社会里一股重要力量。我们不应低估它。正是来自他人的嫉妒，使得很多红火的、富有理想主义的人，被毁灭。我就是看自己，也很难管住自己的嫉妒。这是根本的人性。我总是在嫉妒这种情感袭来时，跟自己说，想想你的父亲，想想他说的话。我父亲很不错的地方，在于他说：“别人发财了，自己才可能发财。”他做生意从不去恨比自己做得好的人。因此，他在老家做批发生意的群体里名声不错。人们愿意和他打交道。

  另外，你提到小镇存在物质和精神上的贫瘠，这其实也是写这本小说的理由。不光小镇，就是巴黎，就是海滨，它也是贫瘠的。正是因为现实太过贫瘠，普鲁斯特用文字重建了一个世界。他说过，唯一真实的世界是文学世界。我们所处在的这个世界倒是一个次等的世界。我在小说的注释里引用了不少普鲁斯特、乔伊斯著作的内容，这实际也是在使贫瘠的小镇生活能获得某种历史和地理上的延伸。还有就是，把它和整个世界、整个人类试图搭上联系。

  有朋友可能觉得注释部分读得很累，我的动机是，它能够使整部小说的时空得到延展。比喻也是一种延展的方式。我在小说里大段讨论了比喻的作用，《未婚夫》里会讨论得更多。如果没有比喻，地面上的事物是一盘散沙。正是比喻，使得两件事物产生了联系，甚至是紧密的联系。

  Q

  书名叫《未婚妻》，但欧阳春似乎并不是主角。或者说，小说写的是，“由未婚妻欧阳春引起的风波”，“为了让欧阳春成为我的未婚妻，我们一家所做出的努力”。就好比一碗牛肉面，欧阳春是漂浮在碗里的几块牛肉。为什么这样设计？

  阿乙：你很敏锐。“未婚妻”是一个名义，实际笼括的是小城的家庭、社会结构和规则。《未婚妻》主要写的是相亲。相亲这件社会涵义更大——甚至具有某种商品交换意义——的事，像洪水漫过稻田那样，无情地漫过了爱情。在小城，并不存在纯粹的爱情。所有爱情如果追求一个结果，最后都要得到社会的整合和调教。这也是小城市和大城市的区别。甚至在大城市也难以逃脱这种整合。所以《未婚妻》写的更多的是社会。

  《未婚夫》主要讲述两人经相亲确立关系后的故事。在这里，情感会更多地渗透出来，包括嫉妒、占有欲、争吵，以及突然出现的互联网对现实生活的干涉。它给这场没有结局的婚恋提供了一个出路。新一代人踏上了去城市的道路，遗弃了自己的婚姻。整体上说，这是“两部曲”。之所以取名“未婚妻”“未婚夫”，是想提供一种没有结果的状态，一种中间状态。

  书中不仅仅是未婚妻，还有“准岳母”这样的描述。因为你没办法认为她是你的岳母，也没办法认为她不是你什么人，所以用准岳母这样的临时性叫法。后来仿佛是得到对方的帮助，未婚妻对我说：“你就叫我妈妈为姆妈（保姆和亲妈之间）。”这仿佛是一个将就。

  这篇小说写的行动也是如此：它进行了，但，没有结果。有过历程，但没有完成。很像是放烟花，放出去了，却没有炸响。

  Q

  小镇的工作经历给您带来了难以磨灭的痛苦，这也是您在面对小镇扭头就走的原因。

  阿乙：嗯。我一直感谢上天给了我这么充分的经历和经验。我出生在乡村，成长在县乡，读书在省会，工作在乡下、县城，又去了郑州、上海、北京等地。我既做过公务员又打过工，还像现在这样做自由职业，并且有一段警察经历，可以密集地了解社会。这些都给我写作提供了保障。这种经历不是走马观花，在经历时，我都认为它是终生的事业，要么主动投入，要么被动接受，都很深入地扎根进去。只是后来出现新的机遇，才有了调整和迁移。

  我现在写得最多的还是县城，因为在那里，你闭着眼睛都知道哪里在哪里，谁在干什么。正是这种熟悉，积累了厌烦。我放弃的铁饭碗并不大，所以并不十分可惜。倘若是一个大城市的铁饭碗，我试问自己，还有没有放弃的勇气？这就难说了。我自己有一定的功利性，并非那种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在我身上，有一些恰好或者说运气的东西。是运气，是机运，是一些意外的东西，在带领我走到今天。

  Q

  在时态上，《未婚妻》像用“昨天、今天、明天”捻成的一股线，再用这桶“混纺线”织成的一块布。现在的“我”如此频繁地、大规模地穿插进过去讲述、评论。

  阿乙：在这里存在两个“我”，一个是天空中的现在的我，一个是大地上的过去的我。今天的我作为真相洞察者，看着当年的我闷头闷脑地走过去。在写作时，我始终没有让过去的我脱离今天的我关注的目光。可以说，过去的我决定了今天的我，后者又决定了过去的我。

  Q

  《未婚妻》密集地引用了《追忆似水年华》《尤利西斯》。还能再谈谈这两部书吗？

  阿乙：有几个原因。一是前边提到的，想用《追忆似水年华》等经典，来扩充小镇的时间和空间。使之变得不再逼仄。二是，世上没有新鲜事，人类古往今来发生的事总是在重复，像回声一样。我在阅读那些经典、史诗作品时总能感受到，过去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或者说教训，并不会因为它发生了就会中止，相反会越来越加强。

  《追忆似水年华》里弗朗索瓦丝的心态在我母亲身上也会呈现，盖尔芒特夫人的形象也会在我认识的女编辑那里出现。因此我想，为什么不把二者联系起来呢？三是，在写同样的事物时，这些先贤提供了更加诗意的表达，使人无法拒绝。

  《追忆似水年华》启发了我写作《未婚妻》，而《尤利西斯》则使这种意愿得到加强。克洛德·西蒙的判断是对的，小说发展到今天，已经是由普鲁斯特、乔伊斯、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些人领衔。

  另外，对简洁和反复的思考：这里面牵扯到一个创作的核心问题，简单来说就是“方便”。很多作者在写作一篇文章甚至是写每一句话，都会着重考虑，它是否方便读者阅读？这是一种非常友善的态度。

  我有过九年的媒体经验，接受过系统的新闻教育。新闻是一种方便读者的体裁。比如，它提倡短句，提倡动词，追求政府机构、专家的解释。我写作开始也是以方便读者为原则的。关心我的读者很清楚，我的句子速率是很快的，短平快。我的小说故事性也很强，装置性很强，结构上喜欢玩花。但是随着阅读的层次越来越提升，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继续采用这种写作方式，那么福克纳怎么写出《喧嚣与骚动》，普鲁斯特怎么写出《追忆似水年华》。很显然，“方便”会成为继续创作的一个绊脚石。

  这里面，简洁是一种比较大的方便。我们总是追求，交给读者的东西要简单明了，要少。但是这样做多了，就会容易损害真相。就像我在小说前言里说的：“我们应该注意到简洁带给我们的天然损失。”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我们一直采用简洁的方式，那么我们容易说“父爱如山”“母爱如水”，但是我们稍微复杂一些，就知道，我们对父母的感情还包括加缪《局外人》里写的：“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以及卡夫卡短篇写的：“父亲判决我投河而死”以及“父亲把一只苹果砸在甲虫的儿子的身躯上”。

  在《未婚妻》的第251页至257页，我详细写了县城人对劳动的态度。在过去，我们理解劳动有两个概念，一种是罗中立油画《父亲》那种和劳动亲密的态度，另一种是古埃及奴隶那种悲惨的态度。我们会在两者之间选择一个。

  但在这次选择中，我通过思考发现，县城人在劳动时普遍把“情愿”和“不情愿”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他们既想逃脱劳动，又害怕劳动就此脱离他们。

  比如我母亲，家里有洗衣机，但她总是要用手洗。洗衣机就像《追忆似水年华》里弗朗索瓦丝手下的仆人，总是不受待见。洗衣机为什么会受到母亲冷遇呢，因为它可能剥夺了母亲的劳动权力。一个人没有了劳动权利——特别是女性——就很容易感到，自己失去了家庭和社会的地位。她就会对自己的价值把握不准。

  括号也是这样，括号是不利于读者阅读的，但如果总是考虑读者阅读方便，我们就会减少很多向读者传送的内容。我认为，向读者传递真相的价值要大于为读者提供方便的价值。也可以说，向读者传递真相，才是最大地为读者提供方便。而为读者提供方便，其实可能是浪费读者的宝贵阅读时间。

  我最近看过一部美剧，很有意思，史泰龙演的劳改犯自白时是这么说的：“我们必须保持对文学的阅读，以免使大脑退化。”

  （编辑：李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