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巨匠海明威是个传奇，他不仅开创了“硬汉”文学，而且他本人就是一战战士、非洲猎人、加勒比水手、西班牙战地记者、飞机失事幸存者，甚至还是二战时期美苏“双重间谍”。

  在他经历的无数次冒险中，到访中国并非不值一提。那时，正值抗战低潮，连斯诺夫妇和史沫特莱都避险离开了中国。但海明威和他的妻子、著名战地记者玛莎，却把中国之行作为他们的蜜月之旅。他们和士兵一起冲到正面战场的最前线；在重庆密会蒋介石、周恩来；为美国政府提供情报……

  最终，这都成了海明威“挥之不去的记忆”，他却不愿再提。

  

  滇缅之路开启蜜月之旅

  《丧钟为谁而鸣》（又译：战地钟声）是一部以西班牙内战为背景的小说，海明威在扉页写上，把本书献给玛莎·盖尔霍恩。

  玛莎·盖尔霍恩是海明威第三任夫人，他们相识于美国佛州的酒吧，28岁的玛莎金发碧眼，身材修长，而海明威37岁，正值壮年。一年后，他们又重逢在西班牙内战的战场上。彼时，玛莎扎起头发，穿梭在废墟中，凭一篇篇现场报道成了知名战地记者，而海明威则把这位特立独行的女性作为自己的缪斯，写出了《丧钟为谁而鸣》和《第五纵队》。

  西班牙内战后，海明威回家离了第二任妻子宝琳，1940年11月20日，与玛莎结婚。一名记者将他们的结合称作：“韧钢和打火石的结合”，因为一个是硬汉，另一个是比硬汉还硬的女人。

  在经历了短暂的甜蜜之后，两块“硬骨头”因为中国摩擦出了火花。

  婚后，玛莎并不满足于作为海明威的妻子和迷妹，仍一心想到战场去。恰好发行量约300万份的《柯立尔》杂志给她一个机会，让她去中国、香港、新加坡、荷属东印度和缅甸报道中国前线战争、远东的英军状态以及日军的侵略规模，并要求她穿越中国至关重要的物资供应路线——缅甸之路（从腊戍到昆明，中国称滇缅公路）。

  海明威在给友人的信里抱怨说，玛莎有个奇特的想法，到缅甸之路去度蜜月。很多年后，玛莎在回忆录里写道：我把一个不情愿的伙伴哄到他根本不想去的地方。

  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苦战阶段。在亚洲，日本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准备进攻东南亚。尚未参战的美国密切注视着日本在远东的军事动向，并增加了对中国的援助。缅甸之路作为战时建设的交通补给线，备受关注。

  这注定是一条险途，而海明威刚因《丧钟为谁而鸣》的电影版权得到10万美元，买下了古巴的瞭望庄园，一心要享受生活，并不想去亚洲受苦。

  在玛莎的一再坚持下，他才接受了左翼小报《午报》的工作安排，报道蒋介石的抗战，并相信自己“一旦开始，就会喜欢”。

  1941年1月31日，玛莎带着《柯立尔》的委任，海明威以《午报》记者的身份，一起登上“玛特桑尼亚号”客轮，去往夏威夷。

  船在大洋上晃了半个月，又坐了五天飞机，直到2月22日才到达香港，宋氏三姐妹中的大姐宋霭龄专门从重庆飞到香港去接他们。

  为什么由宋霭龄亲自去接呢？

  于私，宋霭龄的丈夫孔祥熙是海明威叔叔威洛比的老同学。孔祥熙在美留学时，威洛比是他的担保人，还曾经请他到海明威的老家去做客。作为传教士医生，威洛比在山西太谷服务8年，于1932年在中国去世。按照遗愿，他的妻子和女儿仍在中国行医，两家可谓世交。

  于公，虽然中国新闻社的公开报道说：海明威夫妇访华是为一部新小说收集素材。但国民党政府深知，他们来中国，还肩负着为美国政府收集情报、提供咨询的任务。

  美国政府高官请德高望重的国民或政治家前往海外，深入了解当地风物，汇报见闻感想，这在当时是很普遍的事。

  玛莎与罗斯福的夫人是闺蜜，曾带着海明威到白宫做客，并给罗斯福夫妇播放西班牙内战纪录片。通过玛莎与白宫的联系，很可能影响美国总统对中国的看法。

  事实上，海明威出发前，美财政部部长摩根索的确通过助手怀特传话，希望他直接向他提供情报，因为美国财政部正准备把中国列入《租借法案》借贷国。根据该法案，只要是用于对抗法西斯，就可以按优惠的条件从美国购买武器等。

  虽然俩人的任务是不公开的，但中国政府显然认为海明威是能影响时局的人物，甚至把他们当作半官方的美国特使。

  带着任务而来的俩人，完成任务的方式却迥异。

  玛莎急切地想要看那个书中的奇幻国度，却对摘下滤镜的中国无法忍受。“大批的行人和人口的密度”使她感到可怕，“简直没有呼吸的空间”。

  海明威倒是爱上了沦陷前的香港，他学会“洋泾浜英语”，跟贩夫走卒也能聊两句；他像个小男孩，在旅馆房间里放鞭炮；他尝试喝蛇酒，据说“血腥玛丽”（一种鸡尾酒）就是由他引入香港酒吧的。

  玛莎受不了海明威没日没夜地饮酒、聊天，便独自动身到缅甸之路飞了一圈。三天内，她两次飞过世界上最危险的驼峰航线，飞机测速表坏了，就伸到窗外测速，虽然差点遭遇失事，她却容光焕发，情绪高昂，并写下报道：

  1400英里狭窄的泥泞路，蜿蜒于最高最陡的群山之中，把重庆和腊戍相连，这就是“缅甸之路”，沿着弯弯曲曲的小河，船要花两个礼拜时间才能走完全程。中国航空公司的飞行员一般不足 4个小时就飞到了，这是中国的生命线。

  对于中国人的苦难，玛莎对海明威喊道：“他们都是靠奴隶般的劳动混日子！人们处于半饥饿状态，这个地方我可受不了！”

  海明威若有所思地望着她。“玛莎，你糟糕的是，你以为大家都跟你一样。你受不了的，他们也受不了……你怎能知道他们觉得自己的生活如何呢？如果像你所想的那么坏，他们就会自杀，而不会生那么多孩子，还放鞭炮呢！”


  韶关前线斗酒论英雄

  玛莎拿着小本，忙于记录“这个国家的脉搏”，而海明威却在“双枪将”科恩的陪同下打猎、斗鸡、看赛马。科恩曾是孙中山的保镖，十分了解军阀，他建议海明威到第七战区去，那里的国民党军队正积极与日本的精锐部队作战。

  那时中国有四分之三在日本铁蹄下，香港三面被围，要想进入战区并不容易。直到3月24日，海明威夫妇访问广东前线的准备才搞好。

  为什么选择正面战场，而不是到陕甘宁边区去呢？

  抗战后，共产党军队一直欢迎记者去采访，而国民党军队则进行了严格的新闻检查，很难搞到通行证，记者根本不准许去访问先头部队。

  海明威对《午报》主编说，美国记者斯诺和史沫特莱等人已经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做了十分精彩的报道，而国民党正规军的前线却没人去过，所以他要去。

  他们一到韶关，就受到第七战区司令余汉谋、副司令长官蒋光鼐的破格接待。海明威提出要去前线采访士兵，余汉谋也当即答允。

  《大公报》报道：“海对华南战局反复详询，余氏等一一作答，余并持出军用图，指陈我敌态势，供给资料甚丰，海极满意。”

  接下来十几天，海明威一行在粤北的雨雾中穿行。白天，他们乘舢板或小马前行，这种船每两小时就要抽一次水；晚上，“他们住进像棚屋的房子；山区天寒地冻，俩人与卫兵之间仅用一张草席隔开，入睡时冻得浑身发抖”。一路上，没有洗浴设施，湿淋淋的衣服就没干过。除有军官接待外，他们每天两顿饭，都是“一碗饭和一杯茶”，偶尔会用自带的“威士忌拌开水当饭后的甜食”。

  终于，他们到达离日军三英里处的阵地。“真是地地道道的最前线；国军在山头阵地架了机枪……迫击炮在群山中发出震耳吼声……”玛莎称，“（听到）这炮声是至今为止最痛快的事！”

  香港1941年5月16日一则报道称：“彼等一行分乘沙船三艘，乘夜向下游进驶，在广州近郊登陆，完成破坏工作，于拂晓前安然引去。”

  这则海明威破坏日本防御工事的消息，当时各大报纸均有转载。近年，还由此衍生出海明威曾在广州近郊“手刃鬼子”的故事，毫无疑问，种种细节，纯属杜撰。抗战已进入相持阶段，海明威并未见过具体战斗。

  最能体现“硬汉”气质的，当属海明威在困境中的绅士风度。当他看到战区士兵“通常赤着脚，绑腿打在光腿上”，总会很生气，并且提醒军官关心士兵的冷暖。尽管瑟瑟发抖，他还把自己的毛背心送给了随行翻译。

  小马驹累瘫在地上，海明威不但不抽打它，反而小心地把它抱起来走了一段路。虽经玛莎再三恳求才放下马，但他再也不肯骑马，一直步行到目的地。

  在送别宴会上，海明威单独与14个中国将士斗酒，斗得他们一个个红着脸滑到桌子下面，海明威仍站着，直到把所有的酒喝光。

  或许是有了骑马走几天，喝了无数杯米酒，在地图上琢磨到深夜的交情，双方终于能抛开礼仪，坦诚相见了。

  海明威模仿英国人的腔调说：“约翰尼（指中国军人）蛮好，的确是个好样的！不过你知道，在反攻方面他们是绝对没希望的……我们不能靠约翰尼。”

  “很有趣！”中国将军说，“你知道，我们连大炮也没有，又没有飞机，仅有几架吧！你认为英军没有大炮或空军支援能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发动进攻吗？”

  “他们不会，但让我给你讲个中国故事，一个新故事。你知道英国参谋军官为什么眼睛上只戴单片眼镜吗？”将军自问自答：“那英国军官眼睛上只戴单片眼镜，所以，他就不能看到他不了解的东西。”

  不得不说，和兢兢业业的玛莎相比，海明威看起来不务正业，却总能得到更关键信息。他全面研究了中国一个战区的组织系统，从司令部到军、师、旅、团以及先头部队。一个美国记者到中国正规军的前线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这还是第一次。

  一路上都有人说“桂林山水甲天下”，这让他们心生向往，临时决定从桂林到重庆。从华南到桂林，火车跑了400英里，花了25小时，参观七星岩洞时，却看到数千人挤在洞里躲避日军飞机的轰炸。玛莎在报道中说，可惜最美的岩洞现在用做防空洞，可容纳3万人。

  更糟的是，原本来接他们的飞机，不来了。被困在旅馆中，生活讲究有洁癖的玛莎几乎崩溃，中国污浊的厕所，无所不在的痰迹，以及随处可见的麻风病人，使疲惫的旅途更加难以忍受。

  到这时，“不情愿”的角色已经互换。海明威尚能自得其乐，玛莎赞扬他沉着、灵活、耐心和斯文，而她自己却老是发火。她对一个朋友说：“中国像地狱，令人精疲力竭，令人震惊，令人沮丧，令人沉闷，因为有4亿人民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由于环境污秽引起多种疾病，真是叫人伤心。”

  每当玛莎抱怨的时候，海明威就用嘲弄的口气说：“晚了，是谁想到中国来的呀？”

  时值早春，中国西南风景如画，但这对夫妇牢骚满腹。重庆方面只得破例让他们搭乘运送钞票的飞机，飞往重庆。


  蒋公的“皮肤病”与“心脏病”

  在重庆的第二天早晨，中国财政部长孔祥熙来问候，并与他俩共进早餐、午餐和晚餐，还把宋子良的公馆给他们住。

  不过，这还不算最高礼遇。1941年4月13日，蒋介石夫妇请他们吃饭，而且是仅四人参加的小型家宴。餐后，又由夫人宋美龄进行翻译，进行了长达三小时的谈话。

  玛莎后来提起蒋介石，说他看上去像涂过防腐剂，面色发黄，“我不喜欢他，但比较同情他，他一颗牙都没有”。她哪里知道，蒋介石没戴假牙的接待，才是最高礼遇。显然，蒋介石不仅将海明威当做著名作家，而且当半个美国特使。

  在这次长谈中，蒋介石反复说，共产党人都是些宣传老手，但没有多大战斗力，中国的新四军事件是微不足道的事情。

  不了解“皖南事变”的玛莎听得一头雾水，蒋夫人只好解释说，她收到一些美国来信，说国民党军队从背后向新四军开了火，委员长说这是不真实的，“我们不打算消灭他们”。

  海明威凭多年经验看出，蒋介石在推诿责任，但他只是笑而不语，专注吃菜，还管宋美龄叫“中国女皇”。

  4月13日，也是《苏日中立条约》签订的日子，在该条约中，苏联认可了日本扶植的“满洲国”，这意味着不再支援中国抗战。

  谈话中，宋美龄把海明威当一个军事专家，相对于领土问题，她更关注苏联援助。她问海明威：“我们怎能知道他们（苏联）是否要真的断绝对华援助呢？”

  “假如他们要断绝援助，”海明威想起在西班牙发生的事，便告诉她，“第一个行动就是撤退军事顾问、教官和军事人员。只要他们待下去，就意味着会继续援助你们。”

  一个月后，蒋夫人特地给海明威去信说：“我信守诺言，通知你委员长对《苏日中立条约》的反应。”她特别提及：“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苏联将撤走在华的顾问或停止供应我们战争物资了。”

  玛莎对军事不感兴趣，更看不惯宋美龄的“妖妇”作风，就故意问：“你们为何不关照一下麻风病人，为何逼得那些可怜的人沿街乞讨？”这激怒了宋美龄，她也不客气地说：“当你们的祖先还住在树上，浑身涂成蓝色时，中国就早有了伟大的文化了。”

  临别时，宋美龄给玛莎送了些小首饰，算是缓和关系。不过这并没有让玛莎嘴下留情：“蒋介石在竭力向我们进行灌输宣传，但其效果像竹篮子打水一场空。我用不着有什么政治专长，只需几个小时，就可断定这两个铁石心肠的统治者对他们统治下过着悲惨生活的民众毫不关心。”

  回国后，海明威在公开报道中，建议美国政府尽早向蒋介石明确表明：不资助中国打内战。在给摩根索的密信中，他引用蒋介石的原话，说蒋介石将共产党的存在当作“心脏病”，叫嚷要“动动手术”，而对日本的侵略只视为“皮肤病”。

  虽然这次会面并未见报，但在蒋介石的带动下，重庆的军政要员纷纷会见海明威夫妇，如教育部长、交通部长、国防部长、许多将军和总参谋长，宋美龄还亲自陪他俩游览重庆市容。即便是接待外国首脑，规格也不过如此。

  4月14日晚，中国记者协会、中美文化交流协会等重庆许多团体，为海明威夫妇举行欢送会，有400多人出席，记者写道：

  海明威绛红的脸，棕色髭须，肥壮的身体，个子明显高过孔副院长。他与问候他的人谦和地握手。嗨，他的手指头比钢笔管还粗，握起来真吃力……海明威夫人有金丝头发，瓜子脸……她是很美的。同时，她雍容华贵，像著名影星麦唐娜一样。

  当记者抓住海明威，让他谈谈中国印象时，海明威只有一句话：“Wonderful!So wonderful!（太奇妙了）。”

  有人问他:“你将要写些什么呢？”他说:“你放心，总不会——当然没有什么坏的可写吧！”

  表面上不置一词，私下里，海明威对国民党政府其实有许多意见，如大学里进步的教师和学生受到监视和搜捕；报刊新闻没有自由；市民生活太苦，环境又脏又乱，而官员养尊处优，贪图享乐等。

  由于海明威激烈地批评了重庆政府，就连孔祥熙的秘书、随行陪同夏晋熊也受到行政院的批评。

  虽然参加了不少宴会，喝了各种白酒、蛇酒、杜鹃酒，但海明威最想念的还是威士忌。当他听说一个海军上尉在拍卖行买到了两箱威士忌，当即跑到停泊在长江边的军舰上，不惜一切代价地求购。这个机灵的上尉不要钱，而要大文豪用六堂文学秘籍课来换酒。

  第六节课时，海明威传授真言：“你要能描写一些人，就得先有教养。你要做个有教养的人，必须具备两样东西：同情心和紧张工作的能力。不要嘲笑倒霉的人，如果自己倒了霉，也别去斗争，随机应变——急流勇退。”

  上完这节课，他们就去储藏室开酒，可惜，瓶里装的都是茶水，原来拍卖商是个骗子。对此，海明威一笑置之，上当的上尉说，“他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教养”。



  曾家岩密会周恩来

  “重庆，”他写道，“从3月15日至5月3日并没遭到狂轰滥炸。由于能见度很低，重庆没遭轰炸。”然而，从美国大使馆的平顶上望去，滚滚东去的长江边，重庆是层层叠叠灰色——充满弹坑和火烧痕迹。

  在这里，美国驻中国大使约翰逊告诉海明威：“中国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

  这句话激怒了海明威。他脑子里想的是更实际的问题：要花多少钱才能把日本这么多师团拖在中国？中国军队进行反攻的可能性如何？国共之间的分裂能否减少，使双方再找到抗日的共同基础？中国发动反攻需要多少架飞机？谁来驾驶它们？急需的大炮究竟是多少？怎么把它们运进来？如果运了进来，需要多少炮手来操作呢？

  这些问题，怎么会是中国想干就能干的？

  然而，约翰逊才是真正的“中国通”，两天后，海明威的成都之行证实了他的说法。

  在建的机场（双流机场前身），一切从零开始，却将在3个月内建成，而且要让美国B-17超级空中堡垒着陆。10万民工没有机械设备，拉着10吨重的大压路机滚过跑道，海明威听得到他们有节奏的号子，“好像海浪击拍着大礁石发出的声响”。

  这给他一种感觉，好像在法老时代的埃及一样。在这里，海明威接受了约翰逊的观点：中国想做的任何事，都能办到。

  海明威夫妇的中国之行，全程被中外媒体密切追踪，他们也写了很多报道，但有一件事是当时未披露的，那就是密会周恩来。

  作为记者兼作家的海明威和玛莎对此十分沉着，不露片言只语。过了37年，玛莎才把这段堪比007电影的情节写出来：

  在市场上，有个戴男式毡帽、身穿花布旗袍的金发女人悄悄走到玛莎身旁，问她是否想见周恩来。玛莎却对这名字一无所知，便回去问海明威，周恩来是谁？海明威只说：“噢，对呀，他是乔里斯的朋友。”

  乔里斯·伊文思是荷兰人，曾在西班牙战场上与海明威出生入死，1938年他在中国拍摄纪录片《四万万人民》，成了周恩来的朋友。

  玛莎回到市场，同意见面。

  第二天，他们按照指令到各处闲逛，直到没人盯梢，再去市场接头。那个女人把他们领入一些迷宫般的小巷，又让他们急匆匆钻进黄包车，蒙住眼睛，走完最后一段路。目的地是一个四壁刷白的小房间，只有一张桌子和三把椅子，周恩来身穿一件开领短袖白衬衫，一条黑裤子和一双便鞋，起身迎接他们。

  他们用法语交谈，虽然有翻译，不过从那炯炯有神和亲切的目光看，周恩来不用翻译也能听得懂。

  “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我们和一个中国人谈得无拘无束。谁开个玩笑，我们就一起发笑。”玛莎被周恩来迷住了，“假如他说，牵着我的手，我要带你去极乐世界。我会说，等一等，让我收拾牙刷，做好走的准备。”

  她没有记下他说了什么，因为“重要的不在于他说些什么，而在于他这个人”。“他是我们在中国所见过的唯一真正的好人。如果他是典型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话，那么中国的未来将是他们的。”

  数年后，当周恩来作为新中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出现在新闻里时，玛莎不禁大吃一惊：他不就是在重庆的四壁粉白的小房间里那位可爱的人物吗？

  玛莎有所不知的是，跟她接头的是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干部王炳南的德籍夫人王安娜，小房间是曾家岩50号“周公馆”。

  作为见证人，王安娜曾在回忆录里说，在那一个小时中，周恩来只说了两三句话，其他时间全是这位著名作家独自讲演，内容与解决远东诸问题有关。

  王安娜的回忆显然更可靠。周恩来的三言两语胜过蒋介石的喋喋不休，他不失时机地把中共对时局的看法拿出来交给海明威，希望他转交美国政府，作为了解国共关系的参考。

  海明威在给摩根索的密信中写道：“周恩来将军是一位具有极大魅力和智慧的人，……他成功地使几乎每一个在重庆与他有过接触的人，都接受了共产党人对于所发生的任何事情的立场，他不愧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可见，海明威并不像玛莎说的那样，对中共领导人一无所知。

  周恩来与海明威夫妇密晤后，也感觉收获很大，他于5月16日致电正在延安述职的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并报毛泽东：“根据海明威等所言，我们在外交上‘大有活动余地’。建议在香港多选几个人，配合这种活动，活动方针须与重庆合拍。”


  报道中国与报告情报

  从战时首都重庆出发，海明威夫妇沿着滇缅之路往南，飞向它的起点腊戍，再从那里一路颠簸到仰光。海明威沿途研究了这条运输线，在他来看，官僚主义、贪污和低效率所造成的麻烦相当于日本轰炸带来的麻烦的五倍。

  玛莎从仰光独自往南飞爪哇（印尼）和新加坡，海明威则回香港等她。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甩掉海明威单独行动了，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三年后，当玛莎再次冒着枪林弹雨走向前线的时候，海明威发电报问她：“你是个战地记者，还是与我同床共枕的老婆？”

  玛莎回复：“我是个战地记者。”那时，海明威才知道自己真的被甩了。虽然这是后话，但他们婚姻的暗礁——同为记者、作家的竞争，已显露无遗。

  在报道上，玛莎和海明威大多各写各的，海明威拒绝了一美元一个词的约稿，就是不想跟自己的妻子竞争。当《柯立尔》主编指责他有关成都的报道抄袭玛莎（其实是玛莎没去成都）时，被惹怒的海明威宣称：“我跟着去的唯一原因就是照顾玛莎，做她的雇员、喷杀臭虫者和狩猎探险的组织人。”

  海明威动身时，《午报》跟他达成协议：如果发生战斗，他就留在那里，用电报报道战况，但是，如果没有发生战斗，他就记些笔记，等他完成了对中国战场的考察后才写。这样他有时间和精力对他的所见所闻进行分析，写出更具有价值的报道。

  海明威所写的6篇报道是：《苏日签订条约》《日本必须征服中国》《美国对中国的援助》《日本在中国的地位》《中国空军急需加强》和《中国加紧修建机场》。

  其中三篇为避免新闻审查，是在香港写了底稿，打字在薄纸上，然后垫在鞋底带离香港的。

  回看这些发表于日本偷袭珍珠港前6个月的报道，足见海明威的先见之明，他曾预言：日本进攻英美在太平洋和东南亚的基地，会逼使我们投入战争。

  作为军事专家，他呼吁美国援助中国。“美国可望以略低于一艘军舰的代价，把日军52个师中的37个师拖在中国6至10个月之久。这就是说，有了7000万至1亿美元的援助，中国军队就能拖住大批的日军。”

  《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后，国民党内的亲日派抬头。海明威说，“美国感兴趣的是：促使中国一切政治派别联合起来抵抗日本，因此，我们可以通知蒋介石：美国对支持中国打内仗不感兴趣，用这个办法制止亲日派的活动。”

  在抗日战争的最低潮，他给反法西斯阵线以信心：“如果你要我说个专断的意见，我见过丘陵地带、接触过有关的问题和正在打仗的军队，我认为日本是决不能打败中国军队的，除非他们被人出卖。”

  玛莎后来承认，受新闻审查的影响，她掩盖了真相，并没有披露在重庆所见到的腐败现象。而为了支持国共联合抗战，海明威也对很多问题避而不谈。

  这些真知灼见在《午报》连载时，大多数美国读者对中日战争漠不关心。只有陈纳德将军在游说美国最优秀的飞行员，希望组织一支志愿团沿着滇缅之路与日军作战，这就是后来的“飞虎团”。

  除了新闻报道，海明威多次向美国军方提供咨询。在香港，他向罗斯福总统的儿子詹姆斯介绍过重庆的情况；在菲律宾，美陆军参谋二部找他要情报；回国后，华盛顿的海军总部又召他们回答有关中国的问题，两人告诉情报官：“这场战争之后，共产党将接管中国，因为蒋介石一伙太糟糕了。”

  1941年6月，他们还向财政部部长摩根索作了正式汇报。海明威强调支持蒋介石的战略重要性：在中国，一场持久的地面战争可以拖住大批日军。

  也许是海明威的预言和忠告引起了美国政府和国会的重视，罗斯福总统加快了备战步伐，并停止对日本人售卖石油。可见，海明威的振臂一呼，是中美合作抗日中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


  海明威的间谍之谜

  从以上情况看，海明威夫妇即使给美国政府提供情报，也是出于公民义务。他在中国并没有从事间谍活动，没有谁让渡、偷盗或购买任何国家机密。对于大冒险家而言，这样中国之行疲惫，但不够刺激。

  然而，随着私人信件和二战机密的不断解密，人们大跌眼镜地发现，他来中国时竟然是个苏联间谍。

  海明威“人设”的第一次翻转发生在1999年。

  海明威传记作者麦克尔·雷诺兹在《摩根索日记》中，发现了一封长达6页、从未发表过的书信，日期为1941年7月30日。

  海明威在信中称，在他去远东之前，一位名叫“怀特”的先生（摩根索的助手）叮嘱他留意“共产党与国民党的争议，看看有没有什么可能对您有用的情报”。耐人寻味的是，海明威在有玛莎在场的三人会面中回避了这个话题，而以密信来谈这个“严重性怎么说也不为过”的问题。

  这封单行间隔的打字长信，详细谈了国共之间的冲突。他说，除非这个巨大的国家按地理划分，两边都有各自管辖的土地，否则就会打内战。

  海明威在信中大量引述了周恩来的见解，而据王安娜的回忆，在那一个小时中，周恩来只说了几句话。正如后来联邦调查局备忘录中所总结的：海明威的报告总有“哗众”的成分。

  雷诺兹由此认为，海明威在远东时，是财政部长摩根索的私人间谍。

  2009年，由瓦西列夫誊写、拷贝的苏联档案在美国出版，简直让海明威人设崩塌。档案披露：

  西班牙内战后，海明威曾在古巴哈瓦那及伦敦与苏联情报人员有过接触，他在见面时主动说：“我想帮助你们”。

  1941年，海明威造访中国前夕，被戈洛斯在纽约招募为正式间谍，代号“阿尔戈”。

  海明威在中国并没有具体任务，但戈洛斯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说：“我将安排他在中国与我们的人见面，到时以他留给我们的邮票为暗号，我们必须尝试与他见面，我确信他会尽一切努力与我们合作。”

  那时，苏联内务部（克格勃前身）还在观察他，但海明威在中国“失联”了。1941年底，克格勃总部致电美国卧底马克西姆，命其转告海明威，可前往苏联感兴趣的国家工作。

  1943年末，戈洛斯死亡，海明威与苏联情报部门的关系随之中断。

  直到1948年，海明威从未向苏联方面提供过任何有价值的信息。鉴于这一事实，克格勃美国分站于1949年将他列入首批失去联系的情报资源名单中。

  1950年，莫斯科总部向美国站施压，要求恢复此前废弃的资源，海明威也名列其中。然而，美国站发回报告，称尽管海明威仍与美国共产党文化部门一位官员保持着联系，“但传闻他支持托洛茨基，并曾在自己的文章与小册子中攻击苏联”。此后，苏联档案中再无与海明威有关的记载。

  2018年，更权威的说法，以及细节的探索，由美国中情局博物馆前馆长尼古拉斯·雷诺兹爆出：海明威不仅做过苏联间谍，还做过美国的“半吊子”特工。

  从中国回来后，海明威主动找上了美国驻古巴大使。他提出，想在哈瓦那建一个反间谍工作站，把酒馆小二、码头小偷、小混混集合在一起，揪出那些轴心国的同情者。

  他把这个工作站叫做“骗子工厂”，自己则成了一个领薪的小特务头子，高峰时期曾有6名全职情报人员和20名线人。在加勒比海，海明威驾驶游艇“皮拉尔号”侦察纳粹潜水艇，这成了他传奇的一部分，但特务头子胡佛看不上这位经常提供假情报的“半吊子”特工，并勒令他停业。

  1944年，玛莎曾秘密游说战情局(中情局前身)将海明威正式纳入麾下。副局长和处长们考虑了她的请求，最终认定，海明威是个极端个人主义者，不适合在军方监督下工作。

  雷诺兹用一整本书去解密，但有些秘密，似乎永远无解了：

  海明威表面上不想来中国，但伊文思是共产国际的人，他曾在晚年的采访中表示，试图招募过海明威。海明威到战火连天的中国来，见到周恩来，这与共产国际有关吗？

  克格勃花了那么多精力安排的中国会面是什么？海明威在中国逗留了那么长时间，为什么貌似什么也没有发生？

  从始至终，在海明威和摩根索之间牵线搭桥的都是怀特，他是摩根索的机要秘书兼财政部助理，经济学家凯恩斯的好友。但他在1948年被证实是美国政府内部“职位最高”的苏联间谍。是不是可以说，斯大林通过怀特，也读到了海明威的密信？

  1941年初，海明威加入克格勃，但在观察期就“失联”了，这是因为美国参战而改变了主意？还是因为他只想体验“双重间谍”的刺激？

  这个秘密隐瞒了20多年，连玛莎都没有任何察觉，甚至以为海明威对中国不了解、没兴趣。雷诺兹推论，也许是因为对特殊身份的动摇，海明威是带着“懊悔和疲惫”的心情离开中国的。

  虽然1950年以后，美国联邦调查局有关海明威的记录逐渐减少，但他一直抱怨自己受到的监视。雷诺兹认为，正是秘密带来的压力，间接导致了他在1961年的自杀，毕竟“唯一能够重新掌控局面的方法，是杀死自己”。

  玛莎离开了海明威后，依旧独来独往。1989年，美国入侵巴拿马，81岁的玛莎依然检点行装，到战场上去核实死亡人数。直到1992年波黑战争时，她才终于承认自己老了，不能再去前线了。

  “我认识他的时候已经出版过两部长篇小说了，我离开他后持续地写作半个世纪，我为什么要成为他人的注脚呢？”为此，玛莎到1978年才推出有关中国之行的回忆录《我和他旅行记》。这时，海明威已谢世17年。

  她不想沾他的光，在《我和他旅行记》里，故意用Unwilling Companion（即不情愿的旅伴）的缩写U.C代表海明威。但他们旗鼓相当的硬气，又让他们殊途同归，都在病痛折磨下，了结了自己的生命。

  （编辑：李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