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新冠疫情仍旧肆虐，俄乌冲突硝烟弥漫。回望2022年度的日本文坛，或许是封锁的生活、惨淡的世情反而激发了作家的写作欲望，他们立足世界之变，从不同角度观照当下的日本社会，热切地回应着时代的呼唤。其中以女性作家的创作活动尤为突出，第167届芥川文学奖史无前例地出现五名候选者均为女性的情况。她们的创作在保持了女性主义自觉的同时又不局限于狭隘的性别立场，以更为广阔的视角描绘了社会众生相，表达了对时代阴影下所有鲜活个体都能体验到的生存困境的关注与探究。
形而上的存在性焦虑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在《流动的现代性》里说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复杂而又快速运动的世界”，个人在享受现代社会流动性带来的自由的同时，也不得不随着这种流动不停地重塑、定义自我，所谓“原子化个人”的孤独和虚无感也随之而来。平成以降，随着日本人社群意识的逐渐淡薄，个体在共同体瓦解的时代陷入的精神困境成为日本女作家创作的重要主题。
第167届芥川奖获奖作品、高濑隼子（1988— ）的《愿你能吃到美味的饭》即表达了上述主题。小说围绕食品包装加工公司年轻男职员二谷以及他的两个女同事芦川和押尾展开。二谷看上去是极其普通的职场人，不过对人对事他内心里总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例如，对于吃饭，他认为只要能维持生存即可，每日三餐都吃泡面就很好，如果只吃营养药剂也能活下去的话不吃饭也行。对生活抱着如此态度的他，每天过着索然无味的日子。芦川性格随和可爱，擅长为同事提供情绪价值，所以尽管她工作能力弱，但周遭的人多数对她很宽容。与芦川不同，押尾勤奋努力，在公司属于能者多劳的那类人，她不喜欢芦川，认为芦川的生存之道既软弱又不正确。
小说看似描写寻常的职场故事，但对食物和食欲的强调在文中反复出现，成为叙述的起点和推动情节发展的关键。故事从某日午休时间开篇，想吃荞麦面的支店长提议所有人一起去，因为“饭要大家一起吃才香”。没响应提议的只有两人——二谷和一个名叫藤的中年男职员。藤是因为带了妻子准备的便当所以没参加，而二谷不愿参加并非不想吃荞麦面，而是害怕饭桌上的人际交往。他不认同支店长所说的“饭要大家一起吃才香”，甚至认为日本人看重的饮食文化也是社会规范强加的暴力。二谷在与芦川、押尾相处的过程中表现出的种种矛盾，也都源于他在精神层面无法与他人建立良性的沟通关系。押尾对二谷有好感，常约他吃饭，并向其抱怨芦川的种种。二谷表面附和，内心却觉得芦川无害，还开始偷偷和芦川交往。芦川厨艺了得，每逢周末就去二谷住处给他做丰盛的饭菜，想让他感受到家的温暖。对此，二谷内心却感到厌烦，以至于趁芦川睡着后偷偷去厨房吃泡面。
芦川相信美食是人际交往的润滑剂，她代表了日本社会关于饮食的普遍价值观。二谷不认同这种价值观却仍然与芦川交往，就像他食欲淡薄却选择在食品包装加工公司上班一样。因为对他来说，恋爱和工作都只是为了“活着”，除此以外没有更多的意义。从“村社会”到“企业社会”，曾经的日本人有很强的社群意识，而现代居住习惯和雇佣结构的改变让个体失去了社群关系的固定锚，在社会中找不到确切的位置，因而产生了二谷那样的虚无感和社交恐惧。“吃”关乎人类生存的根本，作者借助二谷这一形象，通过刻画他对“吃”的看法，将现代人形而上的存在性焦虑具象化，启发读者对自身存在意义的思考。小说并没有像治愈系文学那样为二谷安排一个被救赎的结局，但小说题目却包含了充满温情和希望的暗示——找到生存的意义即“能吃到美味的饭”。
如果说《愿你能吃到美味的饭》胜在以食欲作为隐喻的话，那么年森瑛（1994— ）的《N/A》则以精妙的篇章结构描绘了青春期少女的困惑和矛盾。“N/A”是“not applicable”的缩写，意为“不适用”。高二女生円香讨厌经期腿间流出的血，试图以极度节食的方式让月经停止，可这一行为却让她被认定为“厌食症患者”；只是因为渴望童话书中小老鼠古利和古拉那种无可取代的亲密关系而与女大学生小海交往，却被贴上LGBT（性少数群体）的标签。円香讨厌被贴标签，她认为“我”就是“我”，具有独一无二的属性，可是这个想法却无人理解，这使她感到孤独。如果作者就此搁笔，那主题就未免显得浅薄。小说后半部分发生逆转，円香逐渐发现自己在与人交往时也不得不把对方归为某类属性的人，因为毕竟社交是需要预设立场的，于是她原先的认知开始解体。现代社会倡导尊重少数群体，随之少数群体也被赋予各类标签。标签化带来易识别性和群体身份认同的同时，高度的概括性又否定了个体存在的差异性和自我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评论家东浩纪盛赞《N/A》：“既表明了对不审慎的少数群体词汇感到不适的态度，同时又对这种表态本身的不审慎进行了批判，是当今社会所需要的文学。”
亲情之困：断裂、疏离与冲突
铃木凉美（1983— ）的《资优》是以母女关系为主线的作品，是本届入围作品中最具话题度的一部。引发热议的是超越小说本身的作者经历和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文体特点。铃木凉美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是大学教授，母亲是儿童文学研究者，她本人毕业于名校庆应义塾大学，曾当过陪酒女和AV女优，引退后考上东京大学社会学硕士，后成为报社记者。她曾出版过社会学学术专著和多部随笔集，作为小说家出道的首部作品即入围芥川奖。近日，她更凭借新作《粗鄙》（Graceless）再度入围第168届芥川奖。
如此的人生经历让人不禁猜想她的写作是否沿袭山田咏美式的身体书写风格，但从《资优》来看，她的文风有超出预想的理性和冷静，更加侧重通过故事展现哲思。小说主人公“我”17岁离家，现在25岁，在风月场做陪酒女维生。“我”与母亲关系疏离，某日病重的母亲突然来找“我”，告诉“我”她想在死前完成最后一首诗。母亲住院后，“我”每天去医院照顾她。其间“我”从一个来探病的男人处得知母亲年轻时在夜总会卖唱，曾拒绝将自己的身体标价出售。“我”不知道母亲当时的想法，但“我”之所以身在风月场却未出卖肉体，是因为手臂上的烧伤痕迹让自己觉得已失去成为商品的价值。这个烧伤是“我”读初中时母亲用香烟头烫的。小说中并未解释母亲的动机，但铃木凉美在一次采访中曾表示：小说中的母亲和自己的母亲相距甚远，后者可用极具逻辑性的语言阐述为什么卖身行为不对，而前者却通过在女儿身上留下烧伤痕迹的方式阻止其卖身。相比之下，可以看出语言的无力感。
小说里的母亲形象虽为虚构，但铃木凉美对母女关系的审视却源于自身的成长经历。她曾在书中提到母亲总强迫她解释自己的想法，这让她感到窒息。如上野千鹤子在与铃木的书信中所言：“一个试图全然理解女儿的母亲，和一个用母亲最不理解的方式反叛的女儿。母亲传递出‘妈妈了解你的全部’的信息，女儿则无处躲藏，失去了喘息的空间”（《始于极限：女性主义往复书简》）。
与母亲的强势不同，现代日本家庭中父亲的存在逐渐淡薄化，是可有可无甚至缺失的存在，由此带来了亲子关系的疏离。小砂川千都（1990— ）的《家庭用安心矿工》即以诡异怪诞的情节、意识流般的叙事手法，描摹了主人公因童年生活父亲缺位而导致的心灵伤痕。藤田小波是住在东京的中年主妇，某天她发现本该在秋田老家的父亲离奇地出现在东京，还总是尾随自己。父亲叫勉，不过他并非真人，而是一具假人模特。小波老家有一个废弃矿山改建的主题公园，里面摆放着很多矿工人模，小时候母亲告诉小波其中一个是她的父亲。勉的突然出现让小波决意回一趟老家。之后小说以一系列非理性、不连贯的事件，在现实和虚幻之间反复切换推进。不过通过拼凑情节碎片可以还原主人公的过往——幼年时被亲生父亲抛弃，只能将矿工人模当作父亲，多年后亲生父亲回来找她，她心情复杂却还是选择看护父亲并为其送终。作者小砂川千都是心理学专业出身，她的作品世界脱离了对日常生活的纯然再现，客观性和合理性让位于作者更为重视的内在逻辑性。因此，在《家庭用安心矿工》中情节和人物形象都被极大削弱，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并非客观世界的真实，而是一种意念的真实，这种真实来源于主人公因父亲造成的无法克服的心理创伤。
抛妻弃女的父亲形象同样出现在山下纮加（1994— ）的《恶态》里，不过小说本身主要围绕19岁少女小梦与善良而懦弱的母亲一起照料90岁祖母的日常展开。整日说着粗俗方言的祖母是个顽固自私、撒谎成性的人，除了出轨且不尽赡养义务的儿子（即小梦父亲）之外，从不说任何人的好话。小说延续了日本私小说的写作范式，轻情节而重人物内心描写，字里行间都是主人公面对无可救药却又无法逃离的家庭关系的愤怒与挣扎。但读者却能从《恶态》的困境书写中看到通途，在绝望中感受到希望。
后现代立场 超越性别的写作
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文坛呈现出女作家领跑的局面，她们的创作为文学界带来了新风。从对女性自身生命体验的观照到性别政治意味鲜明的身体写作，其作品始终带有女性主义的自觉。不过随着21世纪的到来，世界之变和日本社会之变以及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多元化发展，促使女作家们不断反思、不断变革。她们的创作视野不再拘囿于寻找女性自我以及对男权的反抗，而逐渐转向更为广阔的现实社会，作品的主题内容、诗学特征也随之发生变化。这种超越性别的写作趋势从第167届芥川文学奖的五部入围作品就可窥见一斑。
从描写的社会现实来看，这些作品对当下日本的普通上班族、学生、主妇、风俗行业从业者、自由职业者等的生活现实进行了全景扫描；从主题内容来看，作家们倾向于从自身的个人化体验出发，书写现代日本人的精神困境和生存困境，进而传达出对人类普遍生存境况的思索和人文关怀；从诗学特征来看，作品的表现形态更加多样化，除日常写实性叙事之外，还有从现实生活生发出的幻想性叙事。此外，这些女作家多拥有鲜明的后现代立场，善于质疑传统、解构权威，发现时代的症结所在。这种基于女性性别感受，又超越狭隘性别意识的写作姿态成就了日本当代女作家既匠心独具亦丰富多姿的小说创作实践。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