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对于古人的传记，也适用。读者们总想知道，为什么在这个时代，我要对几百年前的某人发生兴趣，他/她到底能给我提供怎样的教益？对于六百多年前的英国文学巨子乔叟，在这个时代，他的生平传记至少存在一团阴影，和一种教益。

  很少有中世纪的卷宗像1380年5—7月的一组文件那样受到文学学者的关注，这些卷宗涉关“英国诗歌之父”杰弗里·乔叟（Geoffrey Chaucer）和伦敦面包师的女儿塞西莉·肖姆佩恩（Cecily Chaumpaigne）。

  这组卷宗最核心，也是学者们争讼万端的一件，是塞西莉当年5月4日的放弃诉讼声明。这份声明记录在英国大法官法庭的密卷上，塞西莉免除了乔叟“所有与我的raptus有关的行动”的指控。由于缺乏更多的证据，因此自1873年发现第一份弃诉声明、1993年发现当年第二份弃诉声明以来，学者们大都认为，乔叟要么确实存在至少诱拐的行为（不排除更严重的行为），要么是在处理这段关系时激怒了女方，令她使用这一指控以求乔叟重视。这样一来，乔叟也进入了“取消文化”的辐射范围。

  不过事情有了新转机。近日，尤安·罗杰（Euan Roger）和塞巴斯蒂安·索贝基（Sebastian Sobecki）两位学者在英国国家档案馆馆藏文件中，找到了两份王座法院卷宗，澄清了二人之间的关系。这一新发现刊布在《乔叟评论》（2022年10月）上。他们将此案如今一共八份卷宗合在一起，提供了截然不同的理解。两位学者确定，乔叟和塞西莉并非对立，而是同一阵营的：属于与塞西莉的前雇主斯汤顿（Thomas Staundon）的法律纠纷中的同一方，斯汤顿根据《劳工法》起诉了他俩。该法规和相关条例是为了应对1348年黑死病在英国大爆发后出现的经济困难而制定，旨在为有限的劳动力市场提供新的法规，打击工资上涨，并防止有人许诺以更优厚的条件挖走仆人。其禁止仆人在合同期限内无合理理由或未经允许离开主人；禁止新主人雇佣以这种方式离开的仆人。斯汤顿的诉讼正是基于此。塞西莉弃诉新雇主乔叟，为二人提供了最便捷的法律途径，以证明她是自愿离开斯汤顿处的工作，而不是受乔叟胁迫或绑架（raptus）才为其工作。

  根据乔叟生平，他在1380—1381年间财务吃紧，还卖掉了父亲的房子。这段时间他也正在写作圣塞西莉亚故事（《坎特伯雷故事集》第二位修女的故事）的草稿。曾有人猜测，长诗中罗马的殉教少女圣塞西莉亚，就是按照塞西莉的形象描绘的。

  乔叟一直在被重新“发现”，近来犹甚。《坎特伯雷故事集》的风趣戏谑被认为充满了“英国性”。“还有哪个英国人比乔叟更英国？”这一看法从维多利亚时代延续至今。而两年前英国脱欧之际，牛津学者马里恩·特纳（Marion Turner）特地提请大家注意乔叟身上的“欧洲性”——是他的国际主义而非民族主义缔造了《坎特伯雷故事集》。

  乔叟如他同时代所有受过教育的人一样，掌握多种语言。他爱读古代晚期哲学、阿拉伯科学论文的拉丁文译本，还有法国爱情诗。他精熟于意大利语，游走亚平宁半岛，接触到了但丁、薄伽丘和彼特拉克的最新诗作。事实上，乔叟对方言的迷恋是一种欧洲现象。但丁和薄伽丘拥护托斯卡纳方言，激发了乔叟试用自己的方言做些什么。

  特纳说，《坎特伯雷故事集》从人物原型到故事背景，都基本与英国无关，而是横跨了中亚、叙利亚、意大利北部直到佛兰德斯。一群人讲故事的形式，尤其模仿了薄伽丘的《十日谈》。特纳表示，虽然乔叟服务于王室，得以经常出国游历，但他其实不需要出国也会有国际视野，因为英国的商贾和贵族文化是深具欧洲特色的。乔叟来自一个葡萄酒商之家，英法贸易是其家庭财富的来源。他的出生地，伦敦Vintry Ward，是城中移民最多的地区。乔叟打小就眼望着泰晤士河上的船只来来往往。印尼的香料、俄罗斯的毛皮、意大利的玻璃和纸张、波罗的海地区的木材、谷物和金属，在14世纪末伦敦的市场和商店里都能买到。

  特纳想要强调，正是在欧洲文学的熏陶下，乔叟的想象力飞速发展，超越国界——与其称他为英国文学之父，不如称颂他为一个伟大的欧洲诗人。

  （编辑：李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