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我写了一个中篇小说《普罗米修斯已松绑》，发给当时《花城》杂志的朱燕玲主编。那时我正处在低谷时期，圈内朋友都知道。我写普罗米修斯，很自然会让人预想到这是拿普罗米修斯自比。确实，写作是有自传性的，我在学校开小说生成课程，开章就讲写作动机，郁达夫甚至干脆说，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一个觉得自己遭受不平的人，是会在写作中申诉的。但朱燕玲看了小说后，惊讶道：“没想到你写出的却是这样一个作品。”

  连我自己也出乎意料。一个受难者很容易矫情，把自己当做正义的化身，甚至是英雄。但写作是在直视自己，洗涤杂质。于是，我写出的是这样的普罗米修斯。

  朱燕玲还告诉我，《花城》杂志创刊号头条小说就是普罗米修斯：《被囚的普罗米修斯》。我写时全然不知，我只是想起普罗米修斯，要写普罗米修斯。

  于是，我这小说适逢其时地发表在创刊40周年的《花城》上。同期还配了评论家何同彬的评论《“火种”和“盗术”：从<花城>创刊号<被囚的普罗米修斯>到新刊<普罗米修斯已松绑>》。文中还兼谈了几个先锋作家近作，北村的《安慰书》、吕新的《下弦月》，以及评论家吴俊的问题：先锋文学如何续航？

  《普罗米修斯已松绑》当然是先锋的。我一直承认自己是先锋作家，甚至认为自己是真正的先锋作家。

  在中国先锋作家纷纷回归传统或曰“经典”、不再提先锋之时，我仍然坚称自己是先锋作家。

  先锋已不再是先锋

  《花城》杂志是中国当代文学先锋实践的摇篮和重镇，我曾经跟它走得很近。40年了，《花城》对先锋的认识是否有所变化？

  很欣慰听到朱燕玲说：“《花城》一向认为先锋不仅是形式，更是精神”。但我仍想对“精神”做进一步追问。

  40年前那个普罗米修斯的精神，应该还是传统的，或者叫做“经典”的埃斯库罗斯的。我经历过那个现在想起来还很精神振奋的年代，我还记得那时被广为传诵的一句话，革命导师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里的，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恩格斯讲的是欧洲的“文艺复兴”，那时代中国人也要“文艺复兴”。但过了40年，时代已经不同了。

  我这集子里的另一篇《海市蜃楼》写的就是这。中国人思考的问题已经不再是当年的问题，当年的先锋也已经不再是现在的先锋。人们开始怀旧。怀旧是成熟人的幼稚的心理补偿行为。当今中国经验，纷繁复杂，整个人类经验也与之前大不同。这集子里的《拯救我的血热》写的就是这种“无”之“难”。

  “要使血不这样奔流，凭二十四岁的骄傲显然不够。”这是20世纪80年代的诗句，我们还活着，我们血管里还流着血。在当代，先锋文学何为，或者直接说，文学何为？

  早年我说过：“所有的写作都是先锋的，不先锋就不要写了。”其先锋，会被理解成向前。我自己也这么感知着。

  我们还熟悉尤奈斯库的著名论断：“所谓先锋派，就是自由。”这自由并非自由而无所作为，更不是自由地后退，它是向前。

  前在哪里？我们可能忽略了尤奈斯库还说过，先锋是“表现出一种分裂，一种新的东西”。尤奈斯库还提到了乔治·巴塔耶。这些年，我恰恰也经常想到巴塔耶。乔治·巴塔耶把世界分为动物世界、世俗世界和神圣世界，神圣世界是人的理性否定自然之后的另一种否定之否定，类似于尼采的“永恒回归”。但它又不是回到动物世界，它是对世俗世界的超越。

  但在我看来，超越谈何容易？实际上是在世俗世界分裂。想想我们现实中发生的神奇景观。这跟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相关。

  其实所谓先锋，就是一种精神现象。先锋并非只是向前，它还向下，是向下从而向前挖掘，左突右撞，然后，炸裂。这向下也是向内，在这里，世界是幽深的、分裂的、纠缠的、混乱的。

  这不是我们熟视的世界，它是被日常遮蔽了的新的世界。它是精神的世界。这集子里的《爱瘟神的女人》就是进入了这样世界的文本。也因此，它并不是所有人都接受的。

  但有评论说，这是这两年来最先锋的小说，不像那些伪先锋。有学生读了这本集子，说比我以前的小说更复杂了。

  在当代，先锋文学何为，或者直接说，文学何为？

  文学也曾受诱惑

  学生最知道我，因为跟我接触得最多——甚至有重复来听我的课的，坐在下面的他们，应该能够洞悉老师的变化。

  老实说，我的课讲得越来越混乱。言说一定是要明晰的，但当我的嘴巴说出一个观点时，我的耳朵就会发出质疑，甚至有了反论。这是非常糟糕的情形。如果不是强制压住自我捣乱，我无法把课讲下去。

  这对讲课是要命的，但对文学写作也许未必。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在这样状态下写作的，所谓“众声喧哗”，其实就是作家自己跟自己喧哗，然后，分裂出各种人物来。卡夫卡也是这样的作家，可以想象他白天有条理地过着世俗生活，晚上坐在灯下，内心浮现了。那些所谓的条理都破绽百出，显出了浅陋与粗暴。于是他要写作。

  所谓有条理，就是浅薄的、粗暴的。所有凿凿的言说，都是在遮蔽。网上有许多文字，也称为文学的，说起世理来一套一套的。人们也受用这种道理，或者是人们需要这些，或者是人们懒得去探究别的，或者是人们只听得懂这些理……它们被叫做“鸡汤”。但即使批评“鸡汤”的人，也未必不受用“鸡汤”，他们受用更高层面的“鸡汤”。其实所有道理都是“鸡汤”。

  有意思的是，卡夫卡经常被“鸡汤化”，他的话，被制作成“语录”教导人，而且有各种价值取向。他在讲什么？我猜他也未必确知世界是怎样的。有他的话为证：“我写的不是我说的，我说的不是我想的，我想的不是我应该想的，如此直至最黑暗的深处。”

  我正在写的长篇就是关于认识论上的黑暗。世界最初展现在人类面前是混沌的，只能用“巫”切近之。“巫”就是最初的艺术与文学。后来人类有了思想。虽然“人们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但人类毕竟已经发育了大脑，不能不思考。而且似乎也卓有成效，产生了哲学、科学。人类似乎还真能阐释世界了，而且到后来，还近乎确凿地把握了世界。人类的大脑越来越自信，但艺术家作家们凭着直觉，对这种阐释，心存疑虑。他们惦记着那些不能被阐释的部分，那些被知识遮蔽了的褶皱里的世界。

  文学也曾受诱惑，觉得自己可以确证世界，可以描绘世界，而且，作者不出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作家确实把自己当上帝了，追求客观、全景式的书写，写“百科全书”，但其实不过是自以为是地建构了一个自己可以解释的世界。这种建构终究崩塌了。

  有一种说法：碎片——这似乎就是文学的面貌。如果文学还应该思考，那么文学中的思考也是碎片化的。米兰·昆德拉说：“真正小说式的思想（比如自拉伯雷以来小说所经历的）从来是非系统化的；无纪律的；它与尼采的思想相接近；它是实验性的；它将所有保卫我们的思想体系冲出缺口；它研究（尤其通过人物）反思的所有道路，努力走到它们每一条的尽头。”甚至，“一个小说家应当有系统地将他的思想非系统化，朝他在思想周围筑起的街垒踢上几脚。”

  如此才成就了文学世界的广袤，作家精神的神圣。这是心的世界。心与脑不同，它是感性的，不是理性的；它是不确定的，而不是确凿的。我在此之前出版的长篇小说《心！》，就是写这种心，这心甚至是否存在都不能确定。但似乎没几个人认可。就连我自己也自犯嘀咕：这么写，真的可以吗？是否会导致文本失败？毕竟，写作的前提是“有物”。即使不能确定“有物”，写作必须去建构。但我委实不能如此敷衍，哪怕去冒险，使文本崩溃。现在，某种意义上，这集子里的四个小说《普罗米修斯已松绑》、《爱瘟神的女人》、《拯救我的血热》、《海市蜃楼》都是这样。我还将继续这么写。

  即使批评“鸡汤”的人，也未必不受用“鸡汤”，他们受用更高层面的“鸡汤”。

  写作是我活的全部意义

  有人认为，这种写作无意义。我也承认。但这无意义，跟虚与委蛇的无意义不是一种精神的东西。

  有人干脆不写了，其实我也无数次想到不写。因为身体和精神状况，医生一再告诫我不要写作。但不写，我又能怎样？你是作家，你是一把枪。你是自己的枪，你无法抽离自己。不，你是子弹，你献出自己。但你进入的是“无物之阵”。但你又必须战斗，你也只能战斗。在“无物之阵”战斗，真是太难了。你跟自己战斗……难怪许多作家逃脱了，逃脱了自己，也逃脱了写作。

  但我还写着，说明我还要作为。尽管我告诉自己我只能写作，一个自己认为只能写作的人，写作就是活的全部意义。

  简直是悖论。其实从这几十年世界文学状况看，文学也在悖论中出不来，或者用学术性的说法：文学在式微。

  我曾经开一门日本现代小说课，从明治小说家开始讲。讲了十几年，一直想拓展到20世纪末及21世纪，但作品总不如我意。

  据说欧洲的文学状况也好不了多少，经典性在削弱。但所谓“经典”又是什么东西？莎士比亚、但丁、雨果、巴尔扎克、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加缪、马尔克斯，甚或还有米兰·昆德拉，还有拉什迪，还有鲁迅……但这些写作者所面临的时代比现在要确定。

  顺便说一下，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鲁迅这样的作家，我觉得是被“经典性”误读了，他们并非人们所认为的那样确定，而米兰·昆德拉、拉什迪身处的世界也是被简单化了。

  “经典”文学有确定的文学价值性。尽管复杂，但也是确定的复杂。但这种价值性已经移动。这十几二十年来，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作品普遍被认为不如人意，但也许这正是意味着“经典”不再。

  所谓文学对世界的作用力在弱化，但所谓文学阐释世界乃至改变世界，又是怎样的愿景？文学必须具有深刻性、整体性，但在不确定之下，如何抵达深刻性？所谓整体性，不过是一种错觉。到如今，这种错觉，不仅被文学艺术家，而且被曾经称霸的科学家打破了。

  黄金的文学已经现出了镀金层，白银也一样，作家冶炼的是黑铁。这样的时代，正应该产生这样的文学。

  我曾经这么描绘自己的日常：“每天对着电脑，干什么？我谓之掘井。打字时，用手指掘；阅读时，用眼睛掘；发呆时，思维在掘……往深处掘，越掘越暗，什么也看不见。但仍然掘。永无止境，精疲力竭，至死方休。”也许这正是宿命，如此与世界相生相杀，相亲相爱。

  （陈希我，作家、文学博士，曾获人民文学奖等奖项，两度登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

  （编辑：李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