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中合照，左起分别为钱理群、陈平原、温儒敏、谢冕
“全集出版时，要为严老师办一个研讨会。”这是北大中文系众多师生的愿望。10月16日，在北京大学人文学苑，“严家炎学术思想暨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研讨会”召开，满了师生们的愿。
阴雨后的晴天，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严家炎和夫人卢晓蓉很早就来到会场，由人携扶着与众人合影，神情安然，目光明澈。会议满集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顶尖学者，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书磊，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北大党委书记邱水平、副校长王博，谢冕、钱理群、陈平原教授等中文系教师，以及来自清华大学、人民大学等高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新星出版社等单位的领导嘉宾、专家学者等出席了研讨会。
北大中文系党委书记贺桂梅在主持词中说，严家炎先生在21世纪主编出版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深刻推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学术发展，树立了学界的研究典范。学术研究之外，严先生也深度参与并主持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发展的建设。今年8月《严家炎全集十卷本》出版，收入了除《中国现代文学史》《20世纪中国文学史》之外严先生写作的代表性学术着作和文章，凝聚了他一生的学术心血和精华。对于此次会议，贺桂梅更加感慨的是，在北大人文学苑举办，是北大中文系的光荣。
与会者的发言中，融汇着对严家炎先生的尊重，以及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希望，令人心无比温暖。
“严上加严”先生还有一个绰号叫“过于执”
中文系主任杜晓勤首先说，翻看严老师的全集，令他尤为感动的是，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严家炎老师始终坚持求实、求新的精神。他也从严家炎的论着中得到一个启发，那就是严老师始终以中国现当代文学为中心，同时一直都有沟通古今中外的气象。
北京大学主持文科工作的王博副校长对研讨会的召开表示了祝贺，从北京大学的学科布局及中国学术的高度，对严家炎先生的学术和教育成就做出了高度肯定。他感慨，自己在阅读严先生的相关作品和访谈时，特别注意到严先生很喜欢的一句话：文学是痴情者的事业。他觉得学术领域的所谓痴情，就是义无反顾的执着。他记得严先生讲过一段话：告别讲台是告别人生的第一步，但我总想在举行告别仪式之前，仍继续在学术上尽力爬坡，一息尚存永不止歇。他也认为严先生最喜欢的称呼应该是“严老师”，几十年的教学生涯，弟子众多，得天下英才而教之，欲与天下英才而成就者，是一个学者最大的荣耀。
谢冕教授和严家炎先生的关系有点复杂。1956年，24岁的严家炎以同等学历考进北京大学中文系，成为攻读文艺理论的研究生时，谢冕已于1955年入读北大中文系。1958年严家炎留校任教，谢冕还在做学生。他们一起编写了《五四文学史》，此后先后留在中文系供职，至今，他们的教龄都超过了一个甲子。
谢冕代表学界发言，他称严家炎引领了一门学科。严家炎留校任中文系教师后，开始了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一直是唐弢先生的有力助手。在这段时间，社会动荡，严家炎没有中断研究工作，他的丰厚学养和优良工作，也给北大和学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89年12月13日，王瑶先生病逝于上海。1990年，在杭州举行的中国当代现代文学研究会上，严家炎以杰出的贡献和影响力被选举为会长。严家炎秉承唐弢、王瑶一代宗师的传统，开始立足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术领域。
谢冕认为，严家炎鲜明的治学风范，就是严谨、严密、严格、严证，一个“严”字贯穿着他的为人、为文、立论。严家炎常告诉学生，做学问不能讨巧，必须下真功夫、苦功夫。严家炎总是对学术充满信心，总是说真诚永远不会老，严寒过后是新春。
谢冕透露，除了大家熟知的“严上加严”，严先生还有一个绰号，叫过于执，简称“老过”。过于执是当年流行的戏曲中的人物，遇事直白固执，这正好套上了“严上还要加严”的严先生。对于这个称呼，谢冕充分理解，严先生的行事过于执，只是有时错把人事当成了学术研究。谢冕与严家炎共事数十年，深深了解他是言必严行必决的人，无论在学术上还是社会责任上，他都始终平静地走在队伍前面。
李敬泽是北大中文系80级的学生，他代表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现代文学馆向严家炎先生致敬。他说自从1985年中国现代文学馆建馆起，严家炎就一直热情推动现代文学馆的创建和发展。近几年来，特别是今年5月，严家炎分两次将自己的书信、手稿等捐赠给了现代文学馆，这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
作为1980年的学生，李敬泽的现代文学史课是由严家炎老师教授的，后来的学生很少有机会听到严老师亲自讲课，所以他感到特别幸运和奢侈。虽然当时年纪轻，又懒惰又贪玩，有时还翘课，但现在想来却是满怀幸福和感恩之心，因为在严老师的引领下，自己领受了最初最基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因此而受用终身。
严家炎在致辞中提出三点期望
在会上，严家炎同时获得一项大奖：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会颁发的中国现代文学学术贡献荣誉奖，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会的最高奖项，严先生是第一位获得者。奖杯的形状是一座冰山，寓意着博大精深。
严家炎先生的夫人卢晓蓉女士透露，严家炎为此次会议修改发言稿数日，因身体抱恙，由其代读。
严家炎的致辞中说：感谢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会对我研究工作的肯定。1956年国家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北京大学以同等学历接纳我读中文系副博士研究生，60多年来，无论是教学还是学术研究，我所取得的每一点进步、每一个成果，都与北大和中文系宽松的人文环境、浓厚的学术氛围密不可分。
严家炎先生表示，时代催生了文学的现代性，历史悠久、传统深厚的中国文学到晚清时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转折，开始与西方文学、西方文化相互碰撞交汇，使五四文学革命兴起达到高潮，从此中国文学进入一个明显区别于古代文学的崭新阶段。我有幸在新文化运动摇篮的北大成为中国文学新阶段的见证者和探索者。天津出版社刚出版的《全集》是我在北大学习、工作和成长的结晶，也是我对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的探索与思考的记录。即为全集，也就意味着它也进入历史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还要做哪些开拓拓展，这是新一代研究者所要面临的问题。
严家炎先生同时提出了几点期望：
第一，现当代文学无论从深度、广度和时间的跨度上看，都有很广阔的空间，值得我们去发掘、探索、梳理和研究，而由现当代文学研究，几代学人共同传承的认真严谨、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是不可或缺的。
第二，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带来了各种信息的广泛交流。虽然会对阅读原着和材料产生一些不良影响，但同时也能使我们更快捷、更全面地获取原始资料。我们可以扬长避短，推动现当代文学研究进一步发展创新。
第三，文学是人学的理念，尚待深入人心。一些作家和作品的研究有待更新鲜和深入的解读。文学史研究的历史原则和美学原则应该并重。这都是值得我们重视和警惕的问题。
被中文系众人称为师母的卢晓蓉读毕，严家炎略略俯身向听筒，声音低缓地道出：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中，因身体缘故，严家炎、卢晓蓉夫妇提前退场，在众人簇拥下相携相扶着步出教室。
学生代表钱理群想当面向严老师表示感谢
随后，学生代表钱理群发言。贺桂梅戏称这是超规格的，虽然严、钱两人的岁数只相差五六岁，但钱理群确实是学生。钱理群教授颇为遗憾地说：“本来想当面向严老师表示个人的感谢，因为很难有这样的机会，但是他要先走，我心里非常不安。”
钱理群将严家炎称为自己学术生涯的“保护者”，在回顾了自己从学生到入职北大的几个关键节点后，他坦言，自己这一辈子有惊无险，原因是有许多高人相助，而高人当中最重要的就是严老师。
“是严老师最早发现我。1978年我考研究生时已经39岁，是最后一次，而且准备时间只有一个星期。情急之中，我把在‘文革’时期写的关于鲁迅的论文托人交给严老师，他认真看后推荐给王瑶先生，王先生由此对我留有了印象。”后来，钱理群被王瑶录取到门下读研究生，严家炎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又特地介绍钱理群，这个小地方的普通教师一下成为那个年代的研究生，引来一些人的记恨，有人要批判他，甚至准备将他除名。在这个关键时期，王瑶先生和严家炎先生都出面保护了他。钱理群说，这是第一次对我的保护。
第二次关涉到钱理群的毕业论文。论文主角是周作人，因钱理群将其与鲁迅并提，这在那个时候是非常犯忌的，所以这篇论文能不能顺利通过，老师们非常在意。“当时王先生、严老师精心策划了我的这次论文答辩，他们首先请唐弢先生担任主答辩。唐弢先生在答辩一开始就宣布同意我的论文观点。”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位与会者在会上严厉指责钱理群对周作人的评价，这个时候严家炎站出来说，你这个问题下去再说，现在开始投票，少数服从多数，投票通过。
第三次是在钱理群聘任教授的时候。评选前，一家报社发表了一篇文章，是一位着名学者抓住钱理群一篇文章中的一处常识性错误，说这样的人能当教授吗？这个时候，又是严家炎，当面找到这位学者，说我们应该全面科学地来评价这个人。
钱理群坦言，他所经历的这些事使他想起北大的一大批教师，他们对学生的保护，不仅有季羡林、朱德熙、王瑶等第一代老学者，也有严家炎、乐黛云、孙玉石等第二代学者。他认为这里体现着一种人格的力量。
“我们这些学生在私下里经常谈到，严老师最让人敬佩的地方，不只是他的学术成就，更是他的为人。因此我想起来，现代文学界经常提到第二代学人中有三个奇人：樊骏、王信、严家炎。”严家炎曾经评价樊骏是一位律己极严的人，律己到不近人情，同时人们通常难免在意的名利好像与他无缘。钱理群认为这其实也可以用来评价王信和严家炎。在他们那里，一心只是为学生，毫无私心，他们体现了学术的公心和正气，这就构成了学术的进步。正因为有了这样纯粹的学术公信与成绩，他们成了学术的组织者、学术研究的开路人、学术后人的培育者和保护者。
陈平原教授的主题发言
钱理群教授的发言引来与会者的热烈掌声，陈平原教授的主题发言随后开始。陈平原首先谈及，因为去年已经写过专业论文，论文中小说史研究专门讲了一章。文章发表后卢晓蓉老师念给严老师听，严老师很开心，要求卢老师念了一遍又一遍。而因为严老师已经听过多遍，自己便不再赘述。
提到严家炎的严谨，陈平原认为这是第二代学者的共性。严谨之外，他们还有开拓和创新，尤其是在若干关键点上，他们站出来，做出贡献，留下了基础。
陈平原说，《全集》拿到手，就给卢老师发了信，说有点可惜，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当年的《知春集》和《求实集》是现代文学在转折关头的代表性文献，这是第二代学者80年代初期最早出版的着作，在《全集》中严老师为了求全，把文章全部打散了，把不太好的文章宁可不要，加一些新文章进来，还叫《求实集》，但时间打乱了。陈平原认为，其实作为历史文献，应该保留原貌，让大家知道这两本书在80年代初期的样貌。
陈平原提出严老师本人的贡献大于《全集》，因为他的很多主要工作没有在《全集》里体现。最重要的是，严老师的整个学术生涯中，他所编的两部文学史是他的最大的贡献，那就是早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后来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可以看出。如果单纯从专着的数量来看，严老师并不多。出《全集》时遇到一个困难，两部文学史不好收进《全集》，可是不收进去的话，它真正的学术意义就会打折扣。
陈平原说，自己十年前写过一篇文章，其中有一句话说：说实话对严老师全力以赴、花那么多精力主编教材，我是不以为然的。因为教材编写受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必须不断妥协，不太可能写得很有学术分量，但严老师告诉他，就对一代学生的影响而言，个人专着无法同教材比。
陈平原认为严老师是对的，可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能耐编教材，他自己也曾经想过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最后发现自己没有这个能力。他认为长期主编教材的人，知识面要广，视野要开阔，而且要有耐心协调各方的立场和利益。掌控局面的能力也很重要，论述又稳妥，领导又放心，群众又接受，出新而不违规，推进而又有序。加之教材推广时，会有很多技术性、经济上的复杂问题，调控起来需要很大能耐。
“回过头来想想，从专业评价角度来说，专业着作做得好，当然贡献很大，可是教材本身在总结一个时代的学术成就方面，它的意义值得肯定。”陈教授认为，北大中文系其实是靠几套教材撑起来的，对于他们这些喜欢单打独斗、缺少掌控局面能力的人来说，对能够编教材的人很是羡慕，在座的很多人都了解严老师在编写教材上所作的贡献。
严家炎的律己严，陈平原也深有体会，但他补充一点，那就是在律己严的同时，严老师对别人能允许稍微走不一样的道路。这一点他有比较切身的感受。随后，他讲述了三个自己的故事。
“我不能算严老师的正式学生。我来的时候就跟着王瑶先生，毕业后留在北大中文系工作，所以严老师从来不把我当学生，他的学生编纪念文集也把我排除在外。也正因如此，他对我其实是比较客气的。”
陈平原特别感慨的一点是，严老师对同事的信任。我们今天看到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只出了第一卷，陈平原着。实际上当时有六卷，分别由六位学者完成，第二卷由严家炎执笔。“我们开了多少次会，做了很多工作，但只出了我一卷，因为严老师当初没审我的稿，他说我们都是独立的学者，每个人对自己负责。”陈平原当时35岁，只是一位年轻的讲师，“但老师允许我按照自己的兴趣写，写完后不审就这么出来了，能够比较好地保持我的个性。可是书出来以后跟他自己的风格太不一样了，严老师说接起来很麻烦。我说其实没关系。但严老师说不行。”陈平原坦承，以严老师对五四小说的熟悉，这对他来说是很简单的事情，但他就是没有妥协。
第二件事陈平原教授觉得特别能体现严老师的另外一面。2010年前后他任北大中文系主任，到学术评奖的时候，老师们都提交论文和着作，严老师也提交了论文。“我看了很为难，因为学校有名额限制，严老师提交的论文无法和大部分老师提交的着作相比，我特别为难在于，如果投票的话，严老师的论文很可能会被投下来，我觉得有点不太好。所以我跟严老师说，严老师了解后立刻说，没有关系，你跟我说就行了，我是怕没人提交，所以我才交，既然有那么多年轻老师，当然是年轻老师先上，所以他不再参加评审。”
第三件事，在座的中文系老师都知道，是在严老师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出版以后，在现代文学馆开了讨论会，很多老师给予很大表扬。“严老师问我，中文系能不能要求大家用这个教材？我说中文系的传统是主讲教师有权选教材，所以我们没有权利要老师就用这一套。严老师说我理解，那能不能开一个讨论会？”
讨论会上老师们都不同意严老师关于现代文学起点的论述，严老师和大家辩论。会议纪要本来要发表，记录稿整理后发给每个老师，老师们坚持自己的观点。陈平原又为难：作为一个学术座谈会，本来是要表扬严老师的，最后却批评了严老师。文章整理好也发给严老师，他迟疑了两个月，最后告诉陈平原说，年轻老师有他们的学术立场，我们不要改也不要发表，因为如果发出来对双方都不好，好像内部不和似的。
陈教授说到此，坐在旁边的钱理群不禁发出感叹：这也只有在北大才能做得到。陈平原答：是的，北大这些人不是不尊敬老师，但他们写论文照样说自己的观点，这或许是北大值得尊敬的另一个原因。
（编辑：夏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