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2012年7月摄于三里河寓所
杨绛先生是著名作家钱锺书的夫人，本名杨季康，生于1911年7月17日，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1935—1938年留学英法，回国后曾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清华大学任教。1949年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主要作品有剧本《称心如意》、《弄假成真》，长篇小说《洗澡》。“文革”后主要的散文创作成果是《干校六记》，记述作者1969年底到1972年春在河南“五七干校”中的生活经历。随笔集《将饮茶》也写到了“文革”期间的遭遇，但更有价值的，是回忆亲人往事的部分。另出版有《杨绛译文集》。
《洗澡之后》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杨绛最后一部作品，曾获2014中国好书，已销售近20万。而《杨绛传》的作者罗银胜透露，《杨绛传》将在本月内推出修订版，由新华文轩出版，新版《杨绛传》增加了很多杨绛戏剧作品的内容赏析和评传，删去了原来版本在表述上的瑕疵。
据了解，杨绛生前居住在北京三里河一个属于国务院的宿舍小区，杨绛的家是几百户中唯一一家没有封闭阳台、也没有室内装修的寓所。自1977年一家人搬进来，她就再没离开过。独女钱瑗和丈夫钱锺书离世后，她一直闭门深居，如今“我们仨，再无生离与死别”。
杨绛的父亲，民国大律师杨荫杭
杨绛童年照
名门闺秀：一星期不读书，一星期都白活
杨绛祖籍江苏无锡，1911年7月17日出生在北京一位开明的知识分子家中，未满百日，便随父母南下，移居上海。少年时代，杨绛在上海读书。从小就学习好，但最淘气顽皮，曾因为上课说话被罚站示众，却因不服两人说话只罚一人而大哭到下课。在苏州东吴大学求学时，杨绛是班上的“笔杆子”，中英文俱佳。
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学养深厚，早年留日，后成为江浙闻名的大律师，做过浙江省高等审判厅厅长。辛亥革命前夕，杨荫杭于美国留学归来，到北京一所法政学校教书。1911年7月17日，杨绛在北京出生，取名季康，小名阿季。
杨绛排行老四，在姐妹中个头最矮，爱猫的父亲笑说：“猫以矮脚短身者为良。”杨绛八岁回无锡、上海读小学，12岁，进入苏州振华女中。
在父亲的引导下，她开始迷恋书里的世界，中英文的都拿来啃，读书迅速成为她最大的爱好。一次父亲问她：“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她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呢?”她答：“一星期都白活了。”
1928年，杨绛17岁，她一心要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清华招收女生，但南方没有名额，杨绛只得转投苏州东吴大学。求学时老师给杨绛的批语是“仙童好静”，在英才济济的东吴大学，她很快就奠定了自己才女的地位：中英文俱佳的杨绛是班上的“笔杆子”，东吴大学1928年英文级史、1929年中文级史，都由她“操刀”。她还喜欢音乐，能弹月琴，善吹箫，工昆曲。大学期间，自修法文，拜一位比利时的夫人为师，学了一口后来清华教授梁宗岱称赞不已的法语。费孝通与杨绛在中学和大学都同班，有男生追求杨绛，费孝通便对他们说：“你们‘追’她，得走我的门路。”
钱锺书杨绛在牛津
1938年在回国的轮船上
最贤的妻：为了爱情，甘做钱家“灶下婢”
1932年初，东吴大学因学潮停课，开学无期。杨绛东吴大学政治学系毕业在即，不能坐等，就想到燕京大学借读，借读手续由她的同学孙令衔请费孝通帮忙办理。2月下旬，杨绛等5人北上。路上走了3天，到北平已是2月27日晚。他们发现火车站上有个人探头探脑，原来是费孝通，他已是第3次来接站，前两次都扑空。入学考试结束后，杨绛便急着到清华大学去看望老朋友，同伴孙令衔也要去清华看望表兄。这位表兄不是别人，正是钱锺书。
杨绛初见钱锺书，只见他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浑身儒雅气质，“蔚然而深秀”。而杨绛更有一番神韵。她个头不高，但面容白皙清秀，身材窈窕，性格温婉和蔼，人又聪明大方。匆匆一见，甚至没说一句话，彼此竟相互难忘。
然而，孙令衔莫名其妙地告诉钱锺书，说杨绛有男朋友，又跟杨绛说，他表兄已订婚。钱锺书写信给杨绛，约她相会。见面后，钱锺书开口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说：“我也没有男朋友。”从此他们开始了书信往来。
一天，费孝通来清华大学找杨绛“吵架”。费孝通认为他更有资格做杨绛的男朋友，因为他们已做了多年的朋友。费孝通此前曾问杨绛：“我们做个朋友可以吗？”杨绛说：“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不是过渡；换句话说，你不是我的男朋友，我不是你的女朋友。”这回，杨绛的态度还是没变：“若要照你现在的说法，我们不妨绝交。”费孝通很失望也很无奈，只得接受现实，跟杨绛做普通朋友。
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 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1935年7月13日，钱锺书与杨绛在苏州庙堂巷杨府举行了结婚仪式。多年后，杨绛在文中幽默地回忆道：
“(《围城》里)结婚穿黑色礼服、白硬领圈给汗水浸得又黄又软的那位新郎，不是别人，正是锺书自己。因为我们结婚的黄道吉日是一年里最热的日子。我们的结婚照上，新人、伴娘、提花篮的女孩子、提纱的男孩子，一个个都像刚被警察拿获的扒手。”
随后，钱锺书考取了中英庚款留学奖学金，杨绛毫不犹豫中断清华学业，陪丈夫远赴英法游学。满腹经纶的大才子在生活上却出奇地笨手笨脚，学习之余，杨绛几乎揽下生活里的一切杂事，做饭制衣，翻墙爬窗，无所不能。
杨绛在牛津“坐月子”时，钱锺书在家不时闯“祸”。台灯弄坏了，“不要紧”;墨水染了桌布，“不要紧”;颧骨生疔了，“不要紧”事后确都一一妙手解难，杨绛的“不要紧”伴随了钱锺书的一生。“绝无仅有地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最才的女，最贤的妻”，这是钱钟书曾写给杨绛的“赠语”。
钱的母亲感慨这位儿媳，“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锺书痴人痴福。”
钱锺书夫妇
杨绛反映“政治生活”的代表作：散文集《干校六记》和小说《洗澡》
共克时艰，被学部誉为“模范夫妻”
新中国成立了，杨绛一家安心地等待祖国的解放，然而想不到的是，当他们终于走过了列强凌辱的艰辛年代，看到了新中国的曙光，胜利的喜悦还没来得及细细品味，阴云却已悄悄遮住天空。“三反五反”、“下放干校”等政治运动相继袭来，这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又是一次身心的考验。这一时期的所见所闻也必然铸就成杨绛心中难以磨灭的情思。
“三反”运动期间，杨绛因讲课涉及恋爱等人性主题而被学生控诉，之后便是大会小会自我批评，不但要遭受各种无理的辱骂，还要默默忍受，没有丝毫辩驳的机会。这时的杨绛就像一只待宰的羔羊，其内心的苦楚无处诉说。这场思想改造的威力给敏感的杨绛留下的不可忘却的记忆。
1966年8月9日，杨绛在“文革”中首先被揪出来，三天后，钱锺书也被揪了出来。运动中，杨绛还被蛮不讲理的造反派剃了阴阳头，对于这样的奇耻大辱，她泰然处之，回家后连夜赶做了个假发套，第二天戴在头上照样和钱锺书手挽手地去买菜，她还自嘲地说：“小时候老羡慕弟弟剃光头，洗脸可以连带洗头，这回我至少也剃了半个光头。果然，羡慕的事早晚会实现，只是变了样。”
戴高帽，游街，每天挂着牌子去挨批斗，群众分给她的任务是清洗厕所，污垢重重的女厕所被她擦得焕然一新，毫无秽气，进来的女同志都大吃一惊。杨绛特意把便池帽擦得一尘不染，闲时就坐在上面掏出书看，倒也无人打扰。
1969年，他们被下放至河南的干校，杨绛被安排种菜，这年她已年近六十了。钱锺书则担任干校通信员，每天他去邮电所取信的时候就会特意走菜园的东边，与她“菜园相会”。在翻译家叶廷芳的印象里，杨绛白天看管菜园，她就利用这个时间，坐在小马扎上，用膝盖当写字台，看书或写东西。而与杨绛一同下放的同伴回忆，“你看不出她忧郁或悲愤，总是笑嘻嘻的，说‘文革’对我最大的教育就是与群众打成一片。”其实十年文革，钱杨夫妇备受折磨，亲人离散：杨绛最亲的小妹妹杨必被逼得心脏衰竭辞世，女婿王得一也在批斗中不堪受辱自杀，但是沉重的伤悲未把两人压垮，在此期间，钱锺书仍写出了宏大精深的古籍评论著作《管锥篇》，而杨绛也完成了译著讽刺小说的巅峰之作——八卷本的《堂吉诃德》。从干校回来八年后，杨绛动笔写了《干校六记》，名字仿拟自沈复的《浮生六记》，记录了干校日常生活的点滴。这本书自1981年出版以来在国内外引起极大反响，胡乔木很喜欢，赞赏杨绛文字朴实简白，笔调冷峻，无一句呼天抢地的控诉，无一句阴郁深重的怨恨，就这么淡淡地道来一个年代的荒谬与残酷。
那时候，钱锺书在文学所，杨绛在外文所，同属学部，命运也相同。每天上班，他俩各自挂着自己精心制作的牌子，自己用毛笔工整地写上“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等罪名，然后穿上绳子各自挂在胸前，互相鉴赏。在被批斗的日子里，他们一同上下班，互相照顾，走时肩并肩，手挽手，被学部的人誉为“模范夫妻”。他们在这场灾难中不消沉，不畏缩，不卑不亢地做人。
全家福
“剩下的这个我，再也找不到他们了。”-——百岁高龄，穿着“隐身衣”打扫人生的“战场”
从1994年开始，钱锺书住进医院，缠绵病榻，全靠杨绛一人悉心照料。不久，女儿钱瑗也病中住院，与钱锺书相隔大半个北京城，当时八十多岁的杨绛来回奔波，辛苦异常。钱锺书已病到不能进食，只能靠鼻饲，医院提供的匀浆不适宜吃，杨绛就亲自来做，做各种鸡鱼蔬菜泥，炖各种汤，鸡胸肉要剔得一根筋没有，鱼肉一根小刺都不能有。“锺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1997年，被杨绛称为“我平生唯一杰作”的爱女钱瑗去世。一年后，钱锺书临终，一眼未合好，杨绛附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钱锺书这才溘然长逝，杨绛内心之沉稳和强大，令人肃然起敬。“锺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钱锺书去世后，费孝通拜访杨绛，杨绛一语双关：“楼梯不好走，你以后也不要再‘知难而上’了。”
杨绛在丧夫丧女之痛缓过来之后，以92岁高龄重新开始创作，她在打扫他们一家人生的“战场”。首先，她得帮助女儿完成心愿，女儿钱瑗生前一直想写一部反映他们一家生活的书，并且已经拟好了目录，可惜因为英年早逝，心愿未及完成，2003年，杨绛的《我们仨》出版问世，这本书写尽了她对丈夫和女儿最深切绵长的怀念，感动了无数中国人。杨绛说：“我们仨失散了，留下我独自打扫现场，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其次，96岁高龄的杨绛又意想不到地推出一本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探讨人生的价值和灵魂的去向以及自己对世事的理解和洞察，这本书被评论家称赞：“九十六岁的文字，竟具有初生婴儿的纯真和美丽。”第三，她要整理钱锺书留下的几麻袋天书般的手稿与中外文笔记，这些书稿由于年代久远和颠沛流离，很多纸张已经发黄发脆，且多达7万余页，杨绛接手过来，陆续整理得井井有条：2003年出版了3卷《容安馆札记》，178册外文笔记，20卷的《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第四，钱锺书去世后，杨绛还以全家三人的名义，将高达八百多万元的稿费和版税全部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了“好读书”奖学金……杨绛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这位百岁老人的意志和精力，让所有人惊叹！她曾对上海一家媒体说：“自己很好，很乖，虽然年老，不想懒懒散散，愿意每天都有一点进步”，她每天都用小楷抄写钱锺书的《槐聚诗存》，由此“感觉每一天都是新的”。
另外，杨绛还严格控制饮食，少吃油腻，喜欢买大棒骨敲碎了煮汤，再将汤煮黑木耳，每天一小碗，以保持骨骼硬朗。她还习惯每日早上散步、做大雁功，时常徘徊树下，低吟浅咏，呼吸新鲜空气。高龄后，改为每天在家里慢走7000步，直到现在她还能弯腰手碰到地面，腿脚也很灵活。
杨绛高寿的秘籍除了修身养性外，更多的来自内心的安宁与淡泊。杨绛有篇散文名为《隐身衣》，文中直抒她和钱锺书最想要的“仙家法宝”莫过于“隐身衣”，隐于世事喧哗之外，陶陶然专心治学。生活中的她的确几近“隐身”，低调至极，几乎婉拒一切媒体的来访。杨绛与钱锺书一样，出了名的不喜过生日，九十岁寿辰时，她就为逃避打扰，专门躲进清华大学招待所住了几日“避寿”。她早就借翻译英国诗人兰德那首著名的诗，写下自己无声的心语：“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杨绛在自己百岁寿辰时感言：“我今年一百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随时准备回家。”
“我是一位老人，净说些老话”——杨绛经典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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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问题主要在于读书不多而想得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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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盈则亏，水满则溢，我们的爱情到这里就可以了，我不要它溢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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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
4/12
我曾做过一个小梦，怪他一声不响地忽然走了。他现在故意慢慢走，让我一程一程送，尽量多聚聚，把一个小梦拉成一个万里长梦。这我愿意。送一程，说一声再见，又能见到一面。离别拉得长，是增加痛苦还是减少痛苦呢？我算不清。但是我陪他走的愈远，愈怕从此不见。
5/12
世态人情，比明月清风更饶有滋味；可作书读，可当戏看。书上的描摹，戏里的扮演，即使栩栩如生，究竟只是文艺作品；人情世态，都是天真自然的流露，往往超出情理之外，新奇得令人震惊，令人骇怪，给人以更深刻的效益，更奇妙的娱乐。惟有身处卑微的人，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而不是面对观众的艺术表演。
6/12
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于是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碰到困难，我们一同承担，困难就不复困难；我们相伴相助，不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都能变得甜润。我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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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的时代里，个人正如一叶扁舟，唯有随波逐流，偶尔的讽刺、同情，但人也只能平静地一步步走向坟墓而已。命运于此，并不是一个悲剧，不过是巨大的讽刺。
8/12
如要锻炼一个能做大事的人，必定要叫他吃苦受累，百不称心，才能养成坚忍的性格。 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 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
9/12
有些人之所以不断成长，就绝对是有一种坚持下去的力量。好读书，肯下功夫，不仅读，还做笔记。人要成长，必有原因，背后的努力与积累一定数倍于普通人。所以，关键还在于自己。
10/12
少年贪玩，青年迷恋爱情，壮年汲汲于成名成家，暮年自安于自欺欺人。人寿几何，顽铁能炼成的精金，能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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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有身处卑微的人，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一个人不想攀高就不怕下跌，也不用倾轧排挤，可以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
12/12
我是一位老人，净说些老话。对于时代，我是落伍者，没有什么良言贡献给现代婚姻。只是在物质至上的时代潮流下，想提醒年轻的朋友，男女结合最最重要的是感情，双方互相理解的程度，理解深才能互相欣赏、吸引、支持和鼓励，两情相悦，门当户对及其他，并不重要。
杨绛｜人生一世，为的是什么？
人生一世，为的是什么？
按基督教的说法，人生一世是考验。人死了，好人的灵魂升天。不好不坏又好又坏的人，灵魂受到了该当的惩罚，或得到充分的净化之后，例如经过炼狱里的烧炼，也能升天。大凶大恶，十恶不赦的下地狱，永远在地狱里烧。我认为这种考验不公平。人生在世，遭遇不同，天赋不同。有人生在富裕的家里，又天生性情和顺，生活幸运，做一个好人很现成。若处境贫困，生情顽劣，生活艰苦，堕落比较容易。若说考验，就该像入学考试一样，同等的学历，同样的题目，这才公平合理。
佛家轮回之说，说来也有道理。考验一次不够，再来一次。但因果之说，也使我困惑。因因果果，第一个因是什么呢？人生一世，难免不受人之恩，或有惠于人，又造成新的因果，报来报去，没完没了。而且没良心的人，受惠于人，只说是前生欠我。轻率的人，想做坏事，只说反正来生受罚，且图眼前便宜。至于上刀山、下油锅等等酷刑，都是难为肉体的。当然，各种宗教的各种说法，我都不甚理解。不过，我尊重一切宗教。但宗教讲的是来世，我只是愚昧而又渺小的人，不能探索来世的事。我只求知道，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一辈子，能有什么价值。
天地生人，人为万物之灵。神明的大自然，着重的该是人，不是物；不是人类创造的文明，而是创造人类文明的人。只有人类能懂得修炼自己，要求自身完善。这也该是人生的目的吧！
坚信“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了”的聪明朋友们，他们所谓“什么都没有了”，无非断言人死之后，灵魂也没有了。至于人生的价值，他们倒并未否定。不是说“留下些声名”吗？这就是说，能留下的是身后之名。但名与实是不相符的。“一将成名万骨枯”……但战争中奉献生命的“无名英雄”更受世人的崇敬与爱戴，我国首都天安门广场上，正中不是有“人民英雄纪念碑”吗？欧洲许多国家，总把纪念“无名英雄”的永不熄灭的圣火，设在大教堂的大门正中，瞻仰者都深怀感念，驻足致敬。我们人世间得到功勋的人，都赖有无数默默无闻的人，为他们作出贡献。默默无闻的老百姓，他们活了一辈子，就毫无价值吗？从个人的角度看，他们自己没有任何收获，但是从人类社会集体的角度看，他们的功绩是历代累积的经验和智慧。人类的文明是社会集体共同造成的。况且身后之名，又有什么价值呢？声名显赫的人，死后没多久，就被人淡忘了。淡忘倒也罢了，被不相识、不相知的人说长道短，甚至戏说、恶搞，没完没了，死而有知，必定不会舒服。声名，活着也许对自己有用，死后只能被人利用了 。
聪明的年轻朋友们，坚信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了，至多只能留下些名气。那么，默默奉献的老实人，以及所有死后没有留下名气的人，活了一辈子，就是没有价值的了！有名的，只是绝少数；无名的倒是绝大多数呢。无怪活着的人一心要争求身后之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从生到死、辛辛苦苦、忙忙碌碌，只为没有求名，或没有成名，只成了毫无价值的人！反而不如那种自炒自卖、欺世盗名之辈了！这种价值观，太不合理了吧？
匹夫匹妇，各有品德。为人一世，都有或多或少的修养。俗语：“公修公得，婆修婆得，不修不得”。“得”就是得到的功德。有多少功德就有多少价值。而修来的功德不在肉体上而在灵魂上。所以，只有相信灵魂不灭，才能对人生有合理的价值观，相信灵魂不灭，得是有信仰的人。有了信仰，人生才有价值。
其实，信仰是感性的，不是纯由理性推断出来的。人类天生对大自然有敬畏之心 。统治者只是借人类对神明的敬畏，顺水推舟，因势利导，为宗教定下了隆重的仪式，借此维护统治的力量。其实虔信宗教的，不限于愚夫愚妇。大智大慧、大哲学家、大科学家、大文学家等信仰上帝的虔诚，远胜于愚夫愚妇。例如博学多识的约翰生搏士就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创作《堂吉诃德》的塞万提斯，在战役中被俘后，“三位一体”教会出了绝大部分赎金把他赎回。他去世后，他的遗体，埋在“三位一体”修道院的墓园里。（参看Juan Luis Alborg《西班牙文学史》第二册第二章。Gredos书店 1981年马德里版）修道院的墓园里，绝不会容纳异教徒的遗体；必定是宗教信仰相同的人，才愿意死后遗体相守在一起 。
据说，一个人在急难中，或困顿苦恼的时候，上帝会去敲他的门一一敲他的心扉。他如果开门接纳，上帝就在他心上了，也就是这个人有了信仰。一般人的信心，时有时无，若有若无，或是时过境迁，就淡忘了，或是有求不应，就怀疑了。这是一般人的常态。没经锻炼，信心是不会坚定的。
在人生的道路上，如一心追逐名利权位，就没有余暇顾及其他。
也许到临终”回光返照”的时候，才感到悔惭，心有遗憾，可是已追悔莫及，只好饮恨吞声而死。一辈子锻炼灵魂的人，对自己的信念，必老而弥坚。
一个人有了信仰，对人生才能有正确的价值观。如果说，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了，只能留下些名声，或留下一生的贡献，那就太不公平了。没有名气的人呢？欺世盗名的大师，声名倒大得很呢！假如是残疾人，或疾病缠身的人，能有什么贡献？他们都没价值了？
英国大诗人弥尔顿（John Milton ，1608 — 1674）四十四岁双目失明，他为自己的失明写了一首十四行诗，大意我撮述如下。他先是怨苦：还未过半生，已失去光明，在这个茫茫黑暗的世界上，他唯有的才能无从发挥，真是死一般的难受；他虽然一心要为上帝效劳，却是力不从心了。接下，“忍耐之心”立即予以驳斥：“上帝既不需要人类的效劳，也不需要他赋与人类的才能。谁最能顺从他的驾御，就是最出色的功劳。上帝是全世界的主宰。千千万万的人，无休无止地听从着他的命令，在陆地上奔波，在海洋里航行。仅仅站着恭候的人，同样也是为上帝服务。”这首诗也适用于疾病缠身的人。如果他们顺从天意，承受病痛，同样是为上帝服务，同样是功德，因为同样是锻炼灵魂，在苦痛中完善自己。
佛家爱说人生如空花泡影，一切皆空。佛家否定一切，唯独对信心肯定又肯定。“若复有人……能生信心……乃至一念生净信者……得无量福德……若复有人于此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为他人说，其福胜彼……”(《金刚般若波罗密经》）。为什么呢？因为我佛无相，非但看不见，也无从想象。能感悟到佛的存在，需有“宿根”、“宿慧”，也就是说，需有经久的锻炼。如能把信仰传授于人，就是助人得福，功德无量 。
基督教颂扬信、望、爱三德。有了信仰，相信灵魂不死，就有永生的希望。有了信仰，上帝就在他心里了。上帝是慈悲的，心上有上帝，就能博爱众庶。
苏格拉底坚信灵魂不灭，坚信绝对的真、善、美、公正等道德概念。他坚持自己的信念，宁愿饮鸩就义，不肯苟且偷生。因信念而选择死亡，历史上这是第一宗，被称为仅次于基督之死。
苏格拉底到死很从容，而耶稣基督却是承受了血肉之躯所能承受的最大痛苦。他不能再忍受了，才大叫一声，气绝身亡。我读《圣经》到这一句，曾想，他大叫一声的时候，是否失去信心了？但我立即明白，大叫一声是表示他己忍无可忍了，他也随即气绝身亡。为什么他是救世主呢？并不因为他能变戏法似的把水变成酒，把一块面包变成无数面包，也并不因为他能治病救人，而是因为他证实了人是多么了不起，多么伟大，虽然是血肉之躯，能为了信仰而承受这么大的痛苦。他证实了人生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耶稣基督是最伟大的人。百分之百的克制了肉体。他也立即由人而成神了。
我站在人生边上，向后看，是要探索人生的价值。人活一辈子，锻炼了一辈子，总会有或多或少的成绩。能有成绩，就不是虚生此世了。
向前看呢。再往前去就离开人世了。灵魂既然不死，就和灵魂自称的”我”，还在一处呢 。
这个世界好比一座大熔炉，烧炼出一批又一批品质不同而且和原先的品质也不相同的灵魂。有关这些灵魂的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只能胡思乱想罢了。我无从问起，也无从回答。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先进十一》），“不知为不知”，我的自问自答，只可以到此为止了。
文字丨杨绛 文，选自《杨绛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