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晚餐》是记载在《新约圣经 四福音书》中的一个事件。耶稣和他的12个门徒共进晚餐，他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出卖我了。”于是一桌人当即哗然；忠诚与背叛，平静与惊惶，悲剧就在不远处等待。
古往今来的艺术家们都乐于描绘这个故事：古典艺术家们反复锤炼晚餐的构图，安迪·沃霍尔却把达·芬奇的构图印了60遍；曾梵志让小学生们在圣洁的餐桌上吃西瓜，俄罗斯艺术家Pavel Grishin则把人、神和桌子一并裹了起来……
不只达·芬奇画过《晚餐》
为什么画过《最后的晚餐》就有希望成名？那些穿着袍子的画师会一板一眼地告诉你：《最后的晚餐》是众多圣经故事中最富挑战性的一个——画面中至少要出现13个关系错综的人物，既要将故事表达清楚、又得让画面可观，对艺术家的综合能力是个不小的挑战。
《最后的晚餐》，拉文纳， 6世纪，拜占庭
表现这一神圣事迹的完整构图，最初见于6世纪意大利画家拉文纳绘制的拜占庭镶嵌画中。在拉文纳绘制的拜占庭镶嵌画中：使徒们沿着半圆形的桌子，排成半个圆圈，基督坐在一头，但他既非坐着也非站着，而是半躺靠着，左臂支着身体，右手空着。拉文纳的镶嵌画似乎很有现代风格，可它却是1500年前的作品呢。
达·芬奇：如何成为经典
《最后的晚餐》这么多人画过，为什么偏偏达·芬奇的版本成为经典？社会学者把这归结为来自达·芬奇的名人效益，基督信徒则愿意相信是达·芬奇的虔诚为画作带来力量。
《最后的晚餐》，达·芬奇，1485-1498，格雷契修道院食堂
使这个版本的《最后的晚餐》闻名的，绝不只在于作者本身的名望。仔细端详画面，可以发现靠近耶稣左右的使徒群组的动作幅度较小，而离耶稣较远的群组动作幅度要更大一些。这就如同往平静的池水中投下石头时，水面上泛起的波纹一般，离中心越近越小，越远则依次扩大。
耶稣预言背叛的话语正像投入池水的石头，冲击着每一位使徒，而画家描绘的正是这股冲击扩张的情形。换句话说，画家展现出了人眼不能看见的话语带来的震撼与强度，画出了耶稣具有冲击性的“话语的力量”。同时，达·芬奇创造出《最后的晚餐》最经典的图式，也在艺术的汪洋中激起波澜，成为后人竞相致敬、改编的对象。
达利：亲自把赝品卖给美术馆
《最后的晚餐》，萨尔瓦多·达利，1955，美国华盛顿美术馆
达利以超现实主义者自居。他笔下的基督和使徒围绕在一起，光线集中在基督身上。透过一个正十二面体的柏拉图多面体可以看见地中海和小岛。除了正在布道的耶稣，所有门徒一律低着头，分辨不出圣徒和叛徒。耶稣一改以往画作中或绝望或平静的样子，而是情绪激昂。一个裸体人像笼罩住了基督和他的门徒们。达利把人的本能诉求置于宗教之上，无所谓忠诚，无所谓背叛，他只在乎短暂的现世。
根据斯坦?劳里森斯的叙述，达利晚年由于患帕金森症不能再画画，为了维持自己奢华的生活，而是由助手们包揽了一切，自己则在空白画布上签名造就了大量的“赝品”——他由此组建了一个“达利梦工厂”。伊西德罗?比阿说，全世界重要博物馆收藏的达利画作，包括这幅《最后的晚餐》，都不是是达利本人人画的。“有些人说你在制造现代艺术垃圾”，对于这样的疑问，达利反问道：“你希望我给你签名吗？因为你能用它卖钱。”很显然，他理解艺术，更理解人性中的贪婪。
画完它，安迪·沃霍尔就死了
1984年，米兰艺廊经纪人提议沃霍尔以达·芬奇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为基础进行创作。沃霍尔接受了这一提议，并决定在《最后的晚餐》这一达·芬奇举世闻名的作品上烙下自己的印记。
《六十幅最后的晚餐》，安迪·沃霍尔，1986
最终，沃霍尔创作出超过100个版本的《最后的晚餐》，其中22幅更于1986年在米兰恩宠圣母教堂对面的场地展出——这座教堂正是达·芬奇原作的所在地。当时据说有三万人前往观赏沃霍尔的作品，在米兰引起轰动。
安迪·沃霍尔对原创和复制的反思，一而再再而三地在他的艺术品中出现。到了1986年，达·芬奇《最后的晚餐》也不再只是艺术史规程的一部分，它在波普文化中同样留下了印记。作品背景充分体现了沃霍尔的个人生活：他母亲的《圣经》可见于复制的图像；另一本《圣经》则挂在其家中的厨房。沃霍尔在创作这一《最后的晚餐》版本时，特意于一幅文艺复兴时期油画的复制品上进行印刷——这已并非原来的作品，摇身一变成为原创的波普艺术品。
沃霍尔拥有深厚的宗教信仰，相信这会令人为之惊讶。1980年代早期，宗教图像在沃霍尔的艺术创作中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因为生死问题离他越来越近。《六十幅最后的晚餐》标志着整个接受过程的顶峰，展现了交流和宽恕的最终形象。值得注意的是，安迪·沃霍尔于1987年2月22日死于一次外科手术，《六十幅最后的晚餐》也就成为了他最后的作品。
曾梵志：金领巾与血西瓜
《最后的晚餐》，曾梵志，2001
2013年10月5日，中国当代画作《最后的晚餐》在香港苏富比拍卖中,以1·8亿港币的价格售出，刷新了当时亚洲当代艺术品交易价格纪录。
作品展示中国社会在上世纪90年代经济改革时期的面貌，是当代中国艺术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件作品。这幅《最后的晚餐》里，红领巾、三道杠象征着转型前的中国。而《最后的晚餐》原作中叛徒犹大那个位置上，被曾梵志安排了一个不戴红领巾、而是打着金黄色领带的人物，曾梵志解释说“金色领带代表金钱，代表西方资本主义。打领带是1980年代才开始在中国普及的。”根据这些要素，可知整幅画的主题很清楚，就是指中国改革开放、推进市场经济、告别“毛时代”的转型。但作品中似乎还含有很多意味，比如西瓜的瓜瓤，看起来“血肉模糊”，而人物的手上似乎“沾满鲜血”。
俄罗斯的秘密被掩盖
《最后的晚餐》，Pavel Grishin，2010，Erarta当代艺术博物馆
Pavel Grishin是来自俄罗斯的新兴当代艺术家，他同时熟悉古典训练，在各地的艺术机构中得到支持，以具有挑战性的方式表达他的艺术才华。
在俄罗斯，人们把这个圣经事件称为“秘密的夜晚。” Pavel Grishin真的把整个场景隐藏在布料下面。观者不能确定布料下面是什么样的角色，也无法确知表面上有什么东西。这引导人们进一步思索：“最后的晚餐”确实发生在人类历史上吗？我们实际上并没有任何有力的证据表明耶稣基督是一个真实的人。回答“是”或“否”，却成为“信徒”和“非信徒”之间的界限。
基督的形体、基督的制度、福音书的印刷……我们的世界充满了媒介。人们在不了解其性质的情况下使用它们：说话，写作，印刷，复制。每种媒介都会改变信息。意义隐藏在转译的面纱之下——失真是永恒的，沟通是不可能的。
（编辑：杨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