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其实一直是一个行动派，我被大家以为是个言论派，我在清华就是想做事情，可是我行动不起来，他们不让你行动。你干不成事情。所以只能走，走的时候，就要骂一下子，所以大家以为我是个说空话的人。我从来就是一个做事情的人，问题是有很多事情你做不成，它不让你做，或者让你按照它的方式做，我就不适应了。

　　一直有人在批评我：你是画画的，怎么在外面胡说八道呢？我的确也是浪费的很多时间，但是我在小时间可以做很多事情，我很快会进入一件事情，你们一走，我5分钟内就接着写我昨天那篇稿子，或者是画画，这是长期的一个经验。

　　他们说我的画价格卖的那么高，就因为我这些年拼命炒作自己。可是我不能告诉他们，几个花最大的钱买我的人，他们在进拍卖场，面对我那幅画之前，从来不知道有个人叫陈丹青，不读书，不看报，然后我把书送给他们，他们根本不读的，他们根本不在乎你有什么，他们都是听别人说的，你买这个人的画，将来会升值。然后第二年他们就拿去卖掉了，他们根本不是因为我炒作才知道的，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根本不知道油画。当然有一些人很好，其实是很老实的商人，我觉得商人很多我接触过，要比知识分子可爱，他看事情很简单，这件事情他就这么看。

　　我们上学时，同学里最恶的批评就是这个人“自私”，最高赞扬，是这个人学雷锋，无私，做好事。近三十年完全变了，“自私”不再是个罪名。没有人害怕说他自私。5.12汶川地震和雅安地震，都有关于自私的争论，但眼下的问题是，这个社会已经不是自私不自私，而是太无耻了。这是有前因的，“无私”教育的记忆弄得谁都明白：不能再傻了，你得顾自己，明面上怎么说，是一回事，底下做人，一切要为自己的利益。

　　现在的社会，害人、利己，成了一回事。扒你的房子，建我的楼。利己和害人是一体的，你不害人，你没法利己。

　　情况可能更复杂。如果有人正直一点，人会怀疑他的动机。你去做慈善，立刻被怀疑为什么要做。有个叫陈光标的去台湾去捐赠，散钱，被看成类似笑话的新闻事件。但是他真的给钱，没人非要他给。你怎么看这个例子？

　　引出两个问题，一个是对陈光标，人们质疑他的动机，认为他做秀，有别的企图。另一个是你引出的更深的问题:不该对个人问责的，反而被问责，该对政府问责，却不能问，也不敢问，问了也根本没用。慈善这件事，眼下在中国被弄得很扭曲，一个成熟社会不该发生这些，可是在我们这儿，天天发生。

　　一个社会有三大底线行业：教育，医疗，法律。无论社会多么不堪，只要教育优秀公平，底层就会有上升希望；只要医疗不黑暗堕落，生命就会得到起码的尊重；只要法律秉持正义，社会不良现象就能被压缩到最小。但如果三大底线全部洞穿，就是人间炼狱！

　　民国时期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是杜月笙，黑道人物，今天不可想象！民国的社会形态、政治生态，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它集权，管制言论，但大部分媒体是私人的，左的、右的、中间的，海归的、本土的，各种意见会出现。当时还有反对势力，武装势力—整个生态不一样。

　　民国非常混乱、幼稚，但艺术家没人管，除非你加入政治武装，那可要搜捕枪毙，此外没人管。艺术家就是傻，艺术家的要求非常低，你不要去管他，他也许会饿死，但你不要管，是天才，他就会出来。美国对艺术家不好的，比不上欧洲，欧洲不少国家还是宠艺术家，美国虽然基金会很多，但对艺术几乎完全放任。艺术家一年收入低于6000美元，可以免税。我曾经因为收入低于这个数字，只需交一点点税。艺术家是一小群无用的人，在开放社会、文明社会，艺术家是被允许犯傻的人群。

　　现在不行，现在你必须十二分世故。我们的艺术家哪像个艺术家，他太清楚领导是谁，老板是谁，谁对他有用，谁不能得罪？但是民国也让人害怕，像柔石那样的傻，开个会，弄点传单，和瑞金有联系，就给枪毙。胡兰成写过，说二次国共合作前，许多很好的书生，都枪毙了。现在任何媒体也绝对是弱者。准确地说，媒体就是政党的一部分。现在不少被看做“进步”的迹象，其实是收敛，有计谋的收敛。它妥协很难，要它进步也很难，阶段性收敛，两段收敛期之间，就是蛮不讲理的种种事。所以叫共同底线，彼此收敛。

　　（编辑：杨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