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拉之死》

　　政治画家大卫

　　1774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六（1754-1793）继承了父亲的皇位，这位年轻的国王有一颗治国的仁心与善念，但性格优柔寡断，即位后多次更换首相和部长，任由内阁内讧。继位不久，路易十六决定让法国加入1775-1793年的美国独立战争，也因此欠下25亿里弗的国债。而他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则是奢华生活的坚决拥护者——化妆、买衣服、买首饰、开舞会、装修别墅、布置花园，让已经陷入财务危机的法国，面临更加岌岌可危的状况，宫廷大臣互相争权，社会矛盾尖锐，国库空虚，债台高筑。

　　在法国革命份子之间，已经开始了一股又一股的革命暗潮，但和他们激昂的宣言相比，如果真的想打造一个全新的法国，就需要一个人为这些革命性的口号画出搭配的绘画。法国的民众选择了雅克·路易·大卫（Jacuqes Louis David）。

　　在那之前，大卫已经绘画了不少动人的作品，但真正让他身败名裂的，是他最满意的一张，描绘了革命份子让·保罗·马拉（Jean Paul Marat）的《马拉之死》。

　　在所有革命狂热分子中，马拉无疑是最残忍、疑心病最重的一个。马拉嗜赌成性，但在同样是革命份子的大卫心中，马拉不是怪物，而是圣人。因为一种皮肤病，马拉需要常年泡在有药水的浴缸中，但这丝毫不影响大卫这幅画将被刺杀的马拉转变成美的化身，让人不住屏息。

　　在画这幅让他身败名裂的画之前，大卫并不是性格扭曲的人，他终其一生追求的就是美德。在他年仅7岁时，父亲在一场枪战中趋势。一手把他带大的叔叔希望他成为律师，于是送他去了表亲家，这位表亲恰好是全法国最成功的画家弗朗斯瓦·布歇（Francois Boucher）。

　　布歇清楚的知道法国最需要的是什么，他的画面中常常出现让人垂涎欲滴的艳美景色。但大卫一直和娱乐化的艺术界格格不入，他是个独行侠。他曾经因为一场剑术对决，在嘴角划下长长的疤痕，疤痕日后变成一颗良性肿瘤，人们总会注意到这一点，这也让他说话时总是口吃。在18世纪那个重视在社交中插科打诨的场合，口吃的大卫总是在背后被嘲笑。

　　在他的绘画中，大卫追求的是一种永恒，更深沉，更硬冷。在罗马的短横残垣前，他得到了所有的灵感，那些残垣仿佛在对他说：这就是一个颓废的帝国的下场。大卫清楚的看到法国皇室里的奢侈生活，正在带领这个国家走向一条不归的路。在政治上，他坚定地站在了革命的这一边。

　　在1785年，大卫用一幅画把他的警醒传达给了自满又骄纵的法国人民。每两年，卢浮宫都会举办一场大型的娱乐活动，这次，大卫递上了一张让市民惊讶的作品，《荷拉斯兄弟之誓》。

　　画的主题讲述了一个古罗马共和制时期，罗马人与邻国的古利茨亚人发生了战争，但双方的人民却有着通婚关系，为了避免一场大规模的流血厮杀，双方达成协议，各选三名勇士来进行格斗，最后一个活下来的勇士得胜。在这场战争中，荷拉斯兄弟被选出来与敌人进行格斗。

　　大卫以极具张力的笔触呈现了纠结的肌肉、血管和坚硬的钢铁，唯一的色彩是那件血红色的斗篷。三兄弟的父亲赤手抓住锐利的宝剑，要他们发誓不成功便成仁。

　　至少有6万人来看了这幅画，贵族们并不是大卫想吸引的观众，而是普通的市民。他们看着这幅“死亡的舞蹈”，仿佛是在看国难当头的召集令。这次，国难不再是法国，而是他们自己——路易十六带领下的法国。

　　这一次的导火索是金融危机，法国因为资助美国争取独立而花费了大量金钱，代价就是增加了民众的税收。马拉开始用他的画笔，谴责这些真正应该为民众承担责任的贵族们，而在马拉已经斩首了几百人，而他的名单上还有上千人的名字。

　　刺杀马拉

　　有人决定要阻止马拉——夏洛特·柯黛，一个25岁的法国诺曼底姑娘。柯黛也是一个革命分子，她认为现在的独裁政治让名为自由共和国的法国沦为笑柄，也将自己视为要拯救法国命运的悲剧女英雄。1793年7月9日，夏洛特·柯黛坐上一辆前往巴黎的马车，来到了马拉所在的宾馆。

　　宾馆门口有看守阻拦，她无法进去，于是写了一封信给马拉，但马拉并没有回应。到了第二天晚上，有两个来给马拉送面包和报纸的男人刚好进入，柯黛趁乱混了进去，进入了马拉的房间。这位革命英雄仍然泡在药液的浴缸中，手无寸铁。柯黛刀起刀落，马拉当即毙命。

　　马拉被刺死的消息很快传到了革命派的国民议会中，所有人哭得肝肠寸断，有一个人突然大喊：“大卫！你在哪！你还有一项没完成的工作！”

　　“好，我来画马拉。”大卫说。

　　完美的骗局

　　大卫画中的马拉，是一副如幻影般的奇特作品，画中是一名善良、诚实、无私爱国的美男子。仿佛是大卫在说，“看着他，你们就会看到最崇高的人格。”

　　马拉的皮肤犹如冰凉的石头，身上的伤口醒目，但近乎细腻，如同十字架上耶稣体侧的伤口。

　　白色的床单，犹如鬼魅般的裹尸布，裹住这名徘徊于现在与后世之间的伟人——这是一幅说服力十足的偶像图腾。

　　大卫希望这幅画能让所有的法国民众都来观看，让父亲对孩子说，“看，那是马拉的墨水池；看那是邪恶的刺杀者柯黛给马拉写的信，信上还沾了马拉的鲜血。”

　　大卫丝毫没有打算描绘房中其他景物的打算，画的上半部，笔触松散凌乱，可能是一面墙，也可能只是一个不知名的空间。代表着永恒的虚无。但那个粗糙、平实的木箱，仿佛在说——马拉是你们，是苦难民众之间的一份子。人们无法再听到他激昂的革命的演讲，只用通过这幅画才能够看到他。

　　但当所有都看得心醉神迷的时候，会突然发觉，这才是最纯粹的革命洗脑之术——大卫美化了一个丧心病狂的屠夫，一个以杀人为乐的马拉，而那些人唯一被杀头的理由就是对政治不够热衷。

　　大卫变成了恐怖政权的帮凶。他自己不认为自己背叛了艺术，“我达到了艺术的最高目的——道德的再教育。”和那些在教堂中画的耶稣、圣子的绘画一样。这幅画是如此完美、悲惨、诗意，让人忍不住想相信它。

　　多年口吃，被人嘲笑的大卫，用这幅画对那些机智、闲聊、插科打诨做出了最好的报复。马拉死后不久，断头台上斩头的数量越来越多，大卫也忙碌着创作出更多“教化人心“的华丽作品，最终，他自己也成为了自己成功之路上的牺牲品，当革命的暴君罗伯斯庇尔被赶下台时，和他关系密切的大卫，也开始被民众所唾弃。

　　大卫被贬为“艺术暴君”，他结结巴巴地为自己辩护，但没有人听懂他在说什么。他脸色惨白、冷汗直流地被送到了监狱。在监狱中，他求来了一些颜料和画笔，为自己画下了这幅自画像。

　　在他的脸上，那个导致他口齿不清的肿瘤仍然清晰可见，但真相只有这么多了。因为他画的并不是垂垂老矣的失败的政治画家，而是一个至少年轻了20岁的大卫。一派的纯真，顶着一头浪漫的乱发；敞开的衣领，仿佛露出他纯净透明的心。他用色彩、画笔，精心雕琢了自己。

　　“为什么？”这幅画仿佛在问，“为什么是我？我只不过是一个画家呀。”

　　大卫靠着这张画，竟然被释放出狱。他学会了讨巧，在出狱后，只画一些毫无争议的肖像画。他的历史绘画中，也开始宣扬“停止杀掠”的主题。看似来和政治似乎是一刀两断了。

　　不，他心中对革命的渴望从来没有消退。“如果我能成公地美化马拉，那我为什么不能美化拿破仑呢？”

　　当拿破仑在1805年登基时，大卫奴颜屈膝地在一旁，担任他的官方“化妆师”；而拿破仑的革命失败后，法国皇室又回到了统治阶层，这一次，民众和贵族都没有原谅大卫。

　　大卫逐渐被法国人所冷落，那副《马拉之死》被大卫的儿子藏在戒备森严的家中，只有私人预约才能够一睹真容。

　　如果真的有哪幅画，能够表达出美的致命杀伤力，那无疑会就是大卫的《马拉之死》，艺术之美的力量是如此之大，能蛊惑人心，也能恨之入骨。

　　雅克·路易·大卫的一生是一个成功的画家，却不是一个成功的革命份子。他的笔比他的语言更有力量，哪怕在革命中最残忍的暴君，也可以画为像耶稣圣象一样拯救灵魂的角色。从古至今，艺术家应不应该沾染政治？也许可以从大卫的身上找到答案。

　　（编辑：杨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