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媛媛 

    历史的过往、社会的现状、生命的此在及意义，在有过不同生命历练的人的眼里，呈现不同的颜色。对于旅法多年的华文作家鲁娃来说，因跨国而产生的咂摸与沉吟，具显在中篇小说《诺曼底的红色风景》(下称《红色风景》)中，是一种独特认知后的缤纷。在跨国纬度里，鲁娃将一对中法老共产党员在人生错位中建立的友谊及作为，描绘成了一幕时代的“红色风景”。

    在《红色风景》中，鲁娃将小说主人公马老耕放置在错位的情境中，写错位的人生境遇:虽是“四一年的中共老党员”，马老耕在“退役南下后官却越做越小”，“富余出来的”只有一个绰号:“马克思”。他粗通文墨，却一生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信仰。时代与身份在变，他固执地保有山东农民的朴实，保有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他的生活可简朴到极限，却对素不相识的农民夫妻倾囊相助。而在年迈时，马老耕只能“沦”为城市“热闹边缘一道褪了色的侧影”里的“异类”。风烛之年还被迫“活在别人地盘上”，成为自己不情愿做的“假洋鬼子”。到了法国后，马老耕更在时间和空间上与人生熟土完全隔绝开来:电视里的新闻也不再是自己的，只有人民日报“成了他的贴身棉袄”；不愿意进养老院，却在法国“女儿家后院刨出一片菜园子”，情愿“日日老农般拾掇伺奉”。他如此格格不入于已经转换了的生命时空，执守本色而带出更多的不协调。这样突出的人生错位，于是使马老耕成为混血外孙维克多“上个世纪的中国版本”，成为法国人胥贝先生眼中的“红色风景”，而失去个体的人生站位。

    女儿千求万求都没能达成的意愿，却因为胥贝先生而改变，他住进了养老院，蔫了的马老耕从此活了。中国的马老耕与法国的胥贝之间的错位显而易见。民族身份认知上，马老耕是“很民族主义的”；语言上，马老耕一句法语也不懂；两人都“操各自的语言”；生活习惯、礼仪及人生喜好上，两位老人都泾渭分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然而，就是这样两位有着太多的不同点与迥异处的老人，竟然成了莫逆之交。马老耕住进养老院后，胥贝先生执意成为他的隔壁邻居。于是，两人“夜长梦短时就用手叩墙，你敲一下，他应一下”。平素吃饭，法国老头也“非要独出心裁来个中西转换，让马克思用刀叉，自己用筷子”。这种在错位中结成的奇特友谊，结构成《红色风景》中的暖并亮的背景，为小说人物错位的人生境遇，添加了几许温情和粲然。

    错位人生的友谊之所以能够缔结，其根底却是因为共同的信仰。马老耕是中共老党员，胥贝是在党的法共。地域、历史、现实等原因，虽使两国共产党在政治、社会主张，或发展宗旨与走向等方面有所不同，但信仰的一致，使他们心灵走近。两人在不同的时间、地点，甚至不同的目的与追求下，为共产主义信仰所感召，并曾在社会进步、解放过程中，为组织、为组织的运动付出并牺牲过。信仰已成为信念，是生命的支柱与诠释，所以使两位素不相识的异国老人，能在相遇的第一时间就心意相通。语言不同、为人行事等的差异，也因此而被忽略，他们敞开胸襟，分享埋压在心底深处的伤痛。马老耕与子女从不提起的往事，在胥贝先生忆及二战时自己的痛苦时和盘托出:“你的痛我也有，我就亲手崩了自己的同志”……信仰与沉淀在各自人生体验中的血泪、悲欢、幸福与失落等情感交织在一道，成为同为“组织”一员个体间强韧的向心力。以至于马老耕主动参与法国大选，和胥贝先生一起为法共当选而并肩作战:心意相通地拉选票，模拟投票的过程，郑重其事地参加投票。虽然最终的选举结果，让马老耕失落与恼火，但两位老共产党员的作为，体现出信仰以至于信念的力量:信仰融入血液成为信念，信念使他们错位而已近黄昏的人生，有了活力与支持，铸就牢不可破的友谊与情意。

    如小说的标题所示的那样，鲁娃正是用在错位人生中坚守着的信仰，以及因信仰转换为信念后散发的人生绚丽与光辉，结构出世间给人勇气和力量的“红色风景”。在小说的最后，胥贝先生安详地走了，马老耕重新回归中国继续自己的人生，而在养老院里留下的是:“漆成湖绿色的门上是一面飘不动的共产党党旗，血色殷红，红底之上是黄色的镰刀锤头，耀着淡金。”两位老人攒下了养老院发给的所有药丸，用“数不清的颗粒，用每一个属于它们的微小空间”，在门框里完成了一幅共产党党旗的拼图！这画面让我们灵魂为之震颤！马老耕与胥贝先生不正是两粒可以忽略不计的“颗粒”的代表吗？是信念让他们铸就了生命的终极辉煌！

    (《诺曼底的红色风景》，鲁娃著，刊登于2008年《芳草》第二期)
 
  （编辑：马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