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雷淑容
《不失者》 孔亚雷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这是一个典型的村上式的故事:“我”，29岁，在某大都市的某大公司做最底层的财务数据录入员，住机场附近的廉价公寓。“我”有轻微洁癖，喜欢吃千岛牌色拉酱，爱读外国小说听西方音乐，喜欢跑步打篮球，有一个相对固定的空姐女友，生活看起来无懈可击。可在“我”29岁生日那天，女友宣布自己是“混血女郎”，去了加拿大，而后“我”又遇到了一个19岁的“未来女孩”——一个电脑高手，一个清晰、准确、光芒四射的少女，命运为之突变。“我”莫名其妙地被绑架，被一个神秘的白色怪人告知自己是一个“不失者”，然后就展开了一场生死大逃亡——逃离城市，逃到海边小镇，再没入大海，来到小岛，进入迷宫，来到所谓的卡罗尔宇宙。在这个过程中，“我”碰到形形色色的人与兽，遇到奇奇怪怪的事，这些人与事又牵扯出更多荒诞古怪的人与事，而逃亡却以失败告终——不过又成了一趟追寻之旅，“我”找到了自己所爱的、所失去的一切的总和——一头蓝色的象。
光怪陆离，匪夷所思。让人无法不想起村上春树，想起他的《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和《寻羊冒险记》。孔亚雷的语言也是村上式的，平淡琐碎兼智慧达观，连那声色不动讲述道理的本事也学得惟妙惟肖。阅读过程中，除了偶尔因这个故事发生在中国的某个城市而生出的轻微不适，其他均合情合理:有点悬幻，有点哲学，有点荒诞，有点言情，有点无厘头，有点自嘲，有点伤感，有点小资，杂糅在一起，成就了小说半是村上半是孔亚雷的趣味。模仿这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被孔亚雷做得津津有味，理直气壮——拿他(或村上春树)自己的话来说，这真是“有意思的事”。
有意思的还有小说里的“我”。这个被孔亚雷赋予了强烈象征意味的男人，面目普通，生活庸常，没有个性，没有自我，只是庞大而冷漠的现代城市中的一颗“螺丝”。“我”唯一的理想是去澳大利亚的动物园做树袋熊饲养员，在大都市的物质化和喧嚣中，他觉得没有爱情也好，没有朋友也好，孤单无聊也好，“全都不在话下”。让人觉得微妙的是，“我”29岁，“29岁是个非常‘权宜之计’的年龄，好像一切都将开始，又好像一切都已经结束。”于是一切在29岁生日之后被改变了——我被告知自己的真实身份是“不失者(non－loser)”，并有生命危险。“不失者”这个词是作者生造出来的，按照小说里白色怪人的解释，就是一群被组织剥夺了自我与回忆的人，他们的心和脑就像商场，可以装着读过的书，看过的电影，听过的音乐，吃过的巧克力，却没有丝毫活生生的人的情感，也就是说，没有自我。
在死亡的威胁下，“我”的自我却开始复苏了。在未来女孩的帮助下，我开始逃亡，来到一个陌生的小岛，遇到一个79岁的老人，他给“我”讲了他29岁时的离奇经历。莫名其妙地，“我”却把他给杀死了。在此过程中，“我”逆转时间之阀，召回失去的爱和回忆，自我开始回归。整个故事，孔亚雷始终刻意地强化着29岁的生命背景——好像一切才刚刚开始，又好像一切已经结束。孔亚雷对人物和故事情节的设置和安排非常自由，完全按自己的想象，女友“混血女郎”何时离去，“我”什么时候晕过去，红兔什么时候出现，老人何时死去，女孩何时睡着，蓝象何时出现——这一切，都极任性，而“我”对各个场景的描绘，光怪陆离的城市，荒凉的海岛，神秘的森林，海底的黑暗，以及各种人和兽的符号特征，也极具各种各样的象征意味，像一个梦境——当然故事最后，你会恍然大悟，原来这就是一场梦，是一个29岁的生命从高空坠落后，在昏迷的几个月里，对自我生命的追问和探寻，对所得与所失所作的拷问:却原来，他所遭遇的一切，只不过是他的“自我意志”在梦中的投影。
“自我”这个词在书中不时被孔亚雷强化和凸显，小说的题记是德国作家艾瑟·拉斯凯－许勒在《逃遁》中的一句话:我要回到无边的自我。孔亚雷在后记中写道，自己写《不失者》的动机很简单:决心在30岁来临之前完成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为此，他不得不辞去工作。这个几乎是孤注一掷的选择注定了这部小说的先天特征:极端自我，极其率性，以及极度自由——而在我看来，这一切均来自一个29岁的生命所该具有的飘忽与游移，惶恐与不安，怀疑和追问。这也是我们在阅读的间歇中，能够抛开村上春树，与孔亚雷产生共鸣的所在:在我们所处的大都市，生与死，爱与欲望，现实与梦幻，工作与生活，城市与自然，人与兽，传统与现代，所有的关系都在发生着严重的变形、变异，“我”作为“不失者”的处境，不仅是一个29岁的男人所遭遇的难题，也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处境。
于是，孔亚雷就这样把自己29岁的酒装进了村上春树的瓶子。或者，换句话说，《不失者》更像是作者为了纪念29岁而送给自己的一份礼物，里面包含了他29年来所有的喜好——对村上春树，对兔子，对大象，对迷宫，对大海，对比利·哈乐黛，对爱丽丝梦游仙境，对希腊神话，对梦、电影，当然还有爱，他把它们都集中在一起，像设置迷宫游戏一样，编织出一个离奇的故事。他把它写出来，仅仅是为了自己，为了让生活更自我一点——如他自己所说，是对个体主义做一次小小的、很可能根本无用的最终辩护——而不是为了文学，或者其他任何大而无当的意义。
（实习编辑：马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