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 静

    这本口述自传，出人意料地薄。周有光先生的口述，加上一篇补足，区区8万余字。比照起同时出版的郎朗自传，后生小子用洋洋洒洒20万字讲述20载岁月，而这位出身于书香门第、体验过炮火纷飞的艰辛、遍尝世间酸甜苦辣的“四朝元老”，却以简薄一册道尽百岁人生，自然会让人生出意犹未尽之感。

    偏爱看名人逸事的读者这回难免有些失望。谁不知，周先生是“合肥四姐妹”中的二姐夫，他的连襟中有颇有传奇意味的沈从文，该有很多趣事逸闻可以说说吧。孰料，老先生仅用千字就匆匆道完；又如，周先生是与爱因斯坦交往过的仅有的几个中国人之一，这自然也是人们的好奇所在。然而，老先生却对与科学巨人的两次聊天没放在心上，“一点都不记得了”。

    这是个分明有很多故事，却无意于给大家摆龙门阵的老人。他的口述，是完全的自语，既不揣度听众心思，也不刻意说给世界去听，更不在意为后世留下些什么名声。人活百年，种种际遇，经时间洗刷，既使生命丰富，又使心灵通透，既重且轻。在老先生的淡淡讲述中，有意无意地拒绝着人们对其人生的戏剧化解读，从某种角度讲，这是一种真实，也是一种诚恳。

    人说，周有光的生命之曲分为上下两阙———作为经济学家的周有光和作为语言学家的周有光。求学之初，因为觉得中国是个大国，必须掌握国际贸易的那套规范、技术，他选择了经济，一边在大学教书，一边投身银行界。新中国成立后，因工作需要，周有光转行搞文字改革。此时，他50岁。多年后，读小学的孙女笑他，“爷爷，你搞经济半途而废，搞语言半路出家，两个‘半’，合起来是一个‘0’。”

    改行，自是意料之外的事。但周有光还是很有兴致：“整个中国要变成一个现代化国家，每个方面都要更新，语文方面也很重要。”余英时先生概括得好：“他的专业虽然改变了，专业背后的原动力则仍然一以贯之，即中国现代化的建设。”周有光是这样一类知识分子：所受的是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教育，既获得扎实的中国古典训练，又受到西方自由教育的熏陶；既受“五四”的洗礼，有开明、现代的观念，但亦对传统不摒弃、不背叛。现代化建设，是他的毕生理念。

    因此，无论在哪个人生阶段、哪个工作领域，他总是以建设者的积极姿态出现。搞经济，走的是学术和实务兼顾的道路；搞语文改革，他和他的同事们用3年时间“折腾”出的26个字母，将古老的汉字推上了现代化的快车道，意义重大，惠泽后世。这个成功地“从传统过渡到现代”的知识分子，以务实、向前的态度，作出了个人对国家、社会的一份难得贡献。

    与周有光的建设性理念相辅相成的，是他的眼界之开阔。年轻时，周有光便迫不及待地想出去看世界。他先后留学日本、美国，进而周游世界。他断言：“游览世界，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必须有的基础知识。假如眼界不够开阔，你就什么事情都不行。”自然，他所说的游览，并非走马观花，流连山水，相反，每到一地，必重于经济考察、历史考察，直至达到胸中有世界的境地。

    具有世界的眼光，在世界的范围里理解中国，才能更加自如地“拿来”，才懂得如何更好地建设中国。“中国是一个大国，但更要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国家。”中国“入世”之际，周有光即撰文，由《桃花源记》的“世外桃源”谈起，论及中国传统的“出世”思想阻碍了中国走向世界，巧妙地把加入世贸组织与走进“尘世”结合起来，阐述了中国走向世界的重要与必要。

    “爸爸说过，观察自己的一生要跳出自己，”儿子周小平记得。事实上，周有光不仅跳出了自己，还跳出了中国。这使得他的追忆述往，没有一种常见的怀旧气息，更没有“白头宫女说天宝”的沉沉暮气。触目所及，反倒处处是“新”。其中，关于教育等一些叙述和议论，针对现实，很有见地。

    不仅如此，老人那与时俱进的人生态度，更掀开了他作为“文化学外行”（周有光自谦语）的人生第三篇章。自85岁以后，周先生的兴趣转向了历史、文化，每日看书、写作，至今，仍以每月一篇文章的速度产出着。它们，是我们无法忽略的另一笔财富。

    （《周有光百岁口述》，周有光口述，李怀宇撰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实习编辑：马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