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炮楼——调查与研究》
摆在案头的，就是这么一部新书。它刚刚问世，由知识出版社出版，是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的专家们以其深厚的学养，历经十几年，调查走访，测绘制图，拍照存档，文献钩沉，辩难驳问，展开穷尽性的研究，终于撰写出《深圳炮楼——调查与研究》这部内容翔实、方法独到、开创性的学术著作。虽是研究性的论著，但读来并不晦涩生硬，它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简洁的笔触，将我国一千多年的炮楼历史、将深圳炮楼当下的“文物生态”娓娓道来，让读者饱览以前不被人知晓的炮楼文明。
“炮楼走廊”的文化发现
书的前面，开宗明义说到——提起炮楼，就容易让人联想到侵华日军、抗日战争，其实这是误解。因为早在抗日战争以前，“炮楼”就已经在中华大地上到处矗立了，并形成绵亘数千里、氤氲千余年的炮楼文化之走廊。深圳炮楼群落就伫立在这个走廊的东南端，它们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那是岭南人过去生活的一个部分。
据笔者了解，课题研究缘起于1994年，当时作为深圳文博系统一员的张一兵博士，在下乡搞古建调查时，发现了随处可见的炮楼，深感于此种古代建筑的别具一格，于是他和同事们就选中了这个课题。十几年来，为着炮楼文化的研究，学者们不但走遍了深圳大约1500个自然村，更走出深圳，到广东各地、到全国各省实地考察，最终得出全国炮楼的大致分布。
[NextPage]
《深圳炮楼》所列之分布，俨然一条走廊，大约西起于川、藏等少数民族聚集区，经青海、云南、贵州、广西，至于广东、海南，呈“西南——东南”的走向，其大宗者，川藏1000余座，广东开平地区3000余座，深圳连及香港、东莞的古代宝安县地区1000余座，其间则是不同的疏密分布。也就是说，在长江以南，沿西藏、青海、四川、贵州、云南、广西、广东一线，千年以来形成了狭长的炮楼文化带。
这是为什么？仅仅用战争、经济发展的理由就能够解释清楚吗？是否还有更复杂的原因？作者说，这样的问题正有待于我们今后的深入研究。
“走廊”东南端的深圳特色
据作者调查，以炮楼的密集度而言，深圳仅次于广东开平，位居全国第二，改革开放前曾有炮楼1000余座，本书著录到600余座，其中在2006年12月31日以前被拆毁的70座，保留一层以上的556座，年代确考最早者，是清朝嘉庆年间的炮楼。这件“炮楼走廊”东南端的历史事实，这个关于中国建筑学及其古建筑类型学上的大事，基本上不为学术界、不为一般民众所知。
作者把深圳炮楼放在岭南文化的视野中，推求其来源和流变。深圳市以及香港、东莞等地合于一起4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之上，正是古代的“宝安”地区，这里既浸润于广府和客家文化，又带有中原文明的遗风。当今的深圳市区之内，在历史上正是古代宝安县的中心，自三国时期设置司盐都尉垒，东晋则设置东官郡，一直到明清时期的宝安县(新安县)县治，于是这里就有了“宝安类型”的民居及其炮楼。概言之，这些民居及其炮楼的文化有三个来源：一是东官郡、宝安县千余年以来自身的文化传统，那是宝安土著文化内涵的核心，二是广府文化，三是客家文化，三个文化来源就构成了深圳、香港、东莞等地独有的“宝安文化”特质。
《深圳炮楼》依据整体形制、人文背景、建筑材料、时空位置、装饰风格、施工方法等六要素，得出深圳周边地区炮楼的两大类别，一是具有综合性中国本土文化特征的土炮楼，是大量的，深圳有530座；另一类是几乎西洋化特征或仅具少量中国元素的炮楼，是少量的，仅有20余座。深圳本土传统炮楼基本是夯土所制，其又可以分为平顶、瓦坡顶两大类，当然有的本土形制的炮楼并不那么单纯，也带着些许西洋文化的一些影子。
独到的“守望”方法
作者是中国“炮楼文化走廊”南端的忠实守望者。因其“守望”方法之独到，就使读者对这种古代文明有了比较透彻的远眺和近观，甚至有了希求大力保护这种文化遗产的强烈诉求和愿望。那么，本书究竟采用了那些独到的方法呢？
首先，作者对炮楼进行了充分的文献考古。例如举证文献中大量的事实，认为“炮楼”的说法不会晚于宋朝，它最早的源流大概是春秋之际就有的“高葆”(亦读为“高堡”)及其设置烽燧的建筑；同时又考证出，在汉族占强势的中古和近古，人们往往称自己的高防建筑为“炮楼”，称蛮夷之风的高防建筑为“碉楼”。其二，作者穷尽十几年的时间，走遍了深圳1500个自然村，又踏勘了广东省以及全国各地的同类建筑，测绘拍照，数据积累，这种实事求是和脚踏实地的工作，就为这个课题的深入拓展，就为这种文物的进一步保护，积累了丰富的数据和资料。另外，重视乡风民俗和深广的理论视野，都使得本书又具备了丰富的理论价值。
当然，本书也有一些不足之处。个别理论上的假说，比如围城与炮楼之间的演变关系，讨论中所举例证较少，论证过程亦较简单，因此结论仍嫌单薄；书后仅仅有一个“炮楼”的《名录》，换成细小的《图录》或许会更好些；校对不够精，尚有几处文字失误。这些都是希望作者今后改进的。
（实习编辑：项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