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大可 

    《丑陋的日本人》  ［日］高桥敷著  王新民译　古吴轩出版社出版

    “丑陋”是一种令人不快的镜像，也就是人在镜中自照时所获得的负面性感知。对于一个民族国家而言，这意味着一种自我反省、批判和改造的能力。它最初仅仅是一种勇气，而后就会生长为一种智慧，并且最终成就为伟大的品格。反思力的存在，或者说，拥有足够的自我批判的力量，是探查民族国家是否真正强大的重要标尺。就精神层面而言，这无疑是最便捷有效的探查。

    “丑陋”作为自我鉴定的基本术语，起源于一本叫做《丑陋的美国人》的书，它由美国作家W·莱德勒、E·伯迪克所著，书里充满了对美国外交人员的自大傲慢的抨击。据说，美国国务院曾对此加以深入研究，确认它是“确实刺激思想”的好书，并要求本国外交人员人手一册，仔细阅读和深刻反省，以期修正民族性的各种弊端。

    日本文化人类学家高桥敷受到美国人鼓舞，于1970年推出《丑陋的日本人》，以其在南美洲生活八年的见闻和感受，“揭露生活在本土的日本人的种种弊端”，“那种犀利深刻的剖析，连续不断地撞击与刺痛着读者的心灵”(会田雄次语)。作者以为此举能够引发本国国民的深刻反省，却出乎意外地遭到了激烈围攻。“你还算个日本人吗？”“滚出日本去！”各种非难和威胁铺天盖地。作者甚至为此数度隐姓埋名，以免遭杀身之祸。

    日本民族对自我反思的拒斥，显示了其“丑陋”背后的“丑陋”。在对待战争罪行和各种历史方面，日本民族都跟德国民族形成了尖锐对比。东亚民族的深层自卑和怯懦，由此已经暴露无遗。

    无独有偶，当柏杨在台湾发表《丑陋的中国人》后，同样遭遇了来自台湾民众的狂热攻击，而在当下的中国大陆，一些“愤青”对柏杨的态度发生戏剧性的转变，从上世纪80年代的尊重转向轻蔑和谩骂。甚至知识界都开始展开对反思的“反思”，指斥其知识欠缺，无非是沽名钓誉的手法而已。虽然尚未达到燃灯鞭尸的程度，但用词之峻切，足以令人心惊。

    这是远东文化共同体的“镜像综合征”，它的感染范围几乎囊括了中国、日本、韩国等所有东亚国家。它的共同症状，就是恐惧自己在批判性照镜中的形象，并且竭力指责镜子的低劣，进而打碎镜子，消灭所有那些真切的文化镜像。这是19世纪以来后发国家的集体性精神病症，它要以“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名义，终结一切自我治疗的程序。
 中国古代曾经有过一种广泛流行的职业，叫做造镜师，那些铜匠不仅技艺高超，而且被认为拥有某种巫术力量，因为他们所制造的神秘器具，能够奇妙地映射出人的美丽或丑陋，在上古和中古时代，这种魔法是不可思议的，它超越了人的权能。奇怪的是，尽管它可能引发强烈的不快反应，但人还是接纳了这个来自神的礼物。照镜，最终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维系这种照镜事务，另一种与此密切相关的行业盛行起来，那就是磨镜匠，他们专门负责打磨镜子，以维护镜子的基本反射功能。

    就更宏观的社会实体而言，没有哪个民族国家是完美的乌托邦。它们的自我完善，同样依赖于“人文镜子”的打造和修磨，藉此展开对缺陷性基因的认知和改造。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像高桥敷和柏杨那样，无畏于盲眼民众的攻击，承负起民族国家自我批判的艰难使命，把这种造镜——磨镜——照镜的事业，推向精密完美的状态。

    是的，民族国家的自我反思，仅仅用“丑陋”来定义是远远不够的。这个语词过于情感化，还只是一种浅表的借喻。它可以成为通俗读物，却不能成为支撑文化人类学的内在核心。民族性解剖需要更深的切入，从肌肤、肌肉、骨骼直逼内脏，不仅如此，它还应当注入更多的分析理性和学术智慧。但超越“丑陋”的唯一道路，绝不是打碎镜子以逃避镜像里的自我，而是要在反省和批判中获取自我完善的能力。

    我们已经看到，继台湾学者柏杨之后，香港学者孙隆基推出了《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并显示出比《丑陋的中国人》更加完备的学术理性。耐人寻味的是，这两位中国学者共同制造了某种“边缘镜像效应”——从大陆的边缘地带，展开了针对“国民劣根性”的必要反思。而在大陆的中心地带，反思者竟然杳无踪迹。

    毫无疑问，无论高桥敷、柏杨还是W·莱德勒和E·伯迪克，那些建立在“丑陋性”上的反思，只是一种粗陋的开端。他们所启动的镜像工程，需要大批优秀接棒人的加入，由此提升造镜和磨镜工艺的水准。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应当向这些先驱者致敬，因为正是他们发明的民族国家镜子，第一次向我们说出了简单、残酷而有益的真相。

  （实习编辑：马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