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我认识的电视人都有孙玉胜的《十年》，这种追忆逝水年华的笔法似乎很有读者号召力，评说过往人与事的得失，笔者拿捏轻松，读者回味无穷。

    再说《十年》是因为我刚刚读到了办公室同事徐文华的新书《我在央视》，《十年》总体而言是一部学术意味更浓的书籍，记录了一位央视高层对新闻评论部新闻改革探索的理性思索；而《我在央视》则不同，是一位女记者娓娓叙来的央视职场25年的见闻。一气读完《我在央视》里记录的25年来的大事小情，有几处很打动我：

    “我想有个孩子” ——率真的心声

    “我想有个孩子，但是我没有。”这是徐文华在《我在央视》里第一章里的一句开场白。

    这是一种需要勇气的独白，我想。大抵女记者为了心中的“大我”走南闯北一定年岁后都会安静下来认真思考自己的“小我”？就像法拉奇，风风火火大半个地球后，发表了一封给自己未出生的孩子的信，洋洋洒洒几十万字，中心思想也无非是“我想有个孩子，但是我没有”。

    然而，独身的人似乎总是孝顺的，像日本大导演小津安二郎，终身不娶陪伴母亲终老，正是他，拍出了催人落泪的关于父母凄凉晚景的经典电影《东京物语》。

    徐文华也是一位孝女，母亲辞世多年，她一直在为她没有尽享天伦而心生遗憾，我听她讲关于母亲的一段往事：

    平常不生病的母亲有一次需要住院检查，母亲似乎感到了不祥之兆，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为家里每个孩子各自包了一个红包，母亲唯一一次住院竟由此与家人阴阳永隔。

    《我在央视》里，记录了一个真实的“我”，记录了一个女记者对独身的坦然，以及坦率。

    港澳台的大“熟脸” ——亲和的交际

    真正认识“徐姐”是2004年，我们同赴香港采访，那次采访我才知道她是广东人，我们为了制作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的专题《到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采访了一些香港市民，我们用普通话采访，市民说得非常吃力，而她说一口流利的粤语，采访回来的同期声生动太多。

    后来才知道，她还曾经在香港驻过站，是当年央视驻外记者中最年轻的记者之一，因此私下也被叫做“小丫头”来着。在《我在央视》中回忆，她还是“中央电视台第一次首批获准进入台湾驻点采访的电视记者”，也因此，她在台湾朋友很多，其中不乏名人，这一次她出书，TVBS的老总隔海为读者力荐她的新书。

    记得有一回，我偶然说起一位很冷门的台湾的闽南语歌手于台烟，她淡淡地说，于台烟是她的朋友！GOD，于台烟还送过她《假面舞会》专辑，令人艳羡。

    读了《我在央视》才知道，原来她不仅会说粤语，还能说一口闽南语，央视会说英语的人才俯拾皆是，而能说粤语和闽南语的，却凤毛麟角。这也难怪，她能在港澳台轻松呼朋唤友了。

    徐在新书中披露：作为内地派往台湾的记者，她们一旦离开台北市，就会被“盯梢”，这已经成为了“公开的秘密”，她披露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插曲：

    刚开始，我真有点不习惯，在外边采访时，总有人在你的周围转悠。有一次，我到台北附近的宜兰县采访嘉年华活动，走到哪里，都有一个人跟到哪里。此人长得实在太难看了。人们一般对男人的长相不作更多的要求。可这个人连起码的标准都没有达到——一对绿豆般的小眼睛、塌鼻子，大嘴巴，脸上还有一脸的“疙瘩痘”，他总是很刻意地出现在我的视线和镜头的范围里，提醒我时刻注意他的存在。

    这天的采访好不容易结束了，我上车后对年代电视台的司机开玩笑地说：“要跟踪嘛，也得派个帅小伙来呀，派这么难看的一个人，看着都没有美感。”

    我根本没有料到，过了几天，当我到澎湖时，竟意外发现，跟踪我们的警员果然换成了一个长得很帅的小伙子。我当时还不清楚我的那些话是什么时候被“有关方面”监听到了，事实上，我们坐的汽车里就有监控装置。不过，从那以后，一路上有帅小伙“陪伴”……

    《我在央视》和《十年》尽管都是追忆往昔，二者的文风各异其趣，或许可以这样说：《十年》是“惊回首，离天只隔三尺三”，读来荡气回肠；《我在央视》是“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读来思绪万端。

    （实习编辑：项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