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梦麟的自传《西潮》，不是一个学者单纯自传，而是一所大学和一个时代的见证。蒋梦麟任北京大学校长长达17年，他自嘲和傅斯年是“北大功狗”。蒋梦麟作为教育家，曾任孙中山的秘书，经历了重大历史事件，所以他写的自传，有点像回忆录，也有点像近代史，他自称：“在急遽递嬗的历史中，我自觉只是时代巨轮上一颗小齿轮而已。”
《西潮》中呈现了宏大的历史背景和饱满的私人生活细节，交相辉映，比如孙中山之死，战时的长沙，战时的昆明。但更重要的是，蒋梦麟作为接受西方文明的知识分子，探讨的中国为何落后、中国如何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中国文化的优势和先天缺陷、中西文化的比较等重要问题。这些问题，是那一代人自觉的使命和责任，是他那一代人留给我们的历史足迹。历史和现实紧密相连，对现在仍有重要的意义。
让我们看看蒋梦麟的人生道路。不妨从他的人生中看历史的风云际会，感受他的探索、思考与忧患。
蒋梦麟1886年出生于浙江余姚，晚清的浙江得风气之先，作为通商口岸的宁波更是西潮涌动。蒋梦麟自觉地调整人生航向，以期适应西方文化的主流。蒋梦麟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考入上海南洋公学，后自费留美。蒋梦麟先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主修教育学；历史与哲学为两附科，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是著名教育哲学家杜威的得意门生，与胡适之、陶行知等人同门。回国后因黄炎培的关系参与江苏教育会，具体负责江苏教育会与北大合办的《新教育》杂志，由此与北大发生了联系，被聘为北大哲学系教授，主讲教育学及教育学史。
五四运动过后，蔡元培辞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委派蒋梦麟前往代理。“七七事变”爆发时，蒋梦麟在庐山参加会议。蒋梦麟由南京到了杭州，在杭州，他目击了日本的飞机轰炸杭州的飞机场，也得知了北方的三所大学南迁在长沙组建联合大学的计划，经过考虑，蒋梦麟同意了这个方案。
长沙临时大学组建以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学生都陆续来了。然而随着战火的蔓延，长沙随时有受到敌人攻击的危险。在蒋梦麟的建议下，联合大学西迁到昆明。1939年9月，联合大学再度扩充，学生人数已达三千人。很多学生是从沦陷区冒着生命危险，穿越火线到达自由区的。蒋梦麟在《西潮》中写道：“我的儿子原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战事发生后他也赶到昆明来和我一起住。他在途中就曾遇到好几次意外。有一次，他和一群朋友坐一条小船，企图在黑夜中偷渡一座由敌人把守的桥梁，结果被敌人发现而遭射击。另一次，一群走在他们前头的学生被敌人发现，其中一人被捕，日军砍了他的头悬挂树上示众。”
值得一提的是，蒋梦麟在跑警报的空隙，用英文写下了他前半生的自传《西潮》。跑警报没有办公桌椅，写中文需要郑重其事，颇为不便，于是，他决定用英文来写。
伴随着抗战胜利，蒋梦麟随着宋子文组阁担负起行政院秘书长一职。在这种情形下，告别了执掌17年的北大。
傅斯年曾说过：“蒋梦麟的学问虽不如蔡元培，办事却比蔡元培高明。而我的学问及不上胡适，但办起事来，要比胡适来得高明。”蒋梦麟听了深表赞同，对傅斯年说：“蔡、胡两位先生是北大的功臣，而我们两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罢了！”
如此妙喻，尽显梦麟先生的性格，其中既有掩饰不住的自得，也有那么几分苦涩的成分。虽然后来他走向了仕途，但北大的经历，已然成为蒋梦麟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与他的一生血脉相连。
来源：广州日报
蒋梦麟的自传《西潮》，不是一个学者单纯自传，而是一所大学和一个时代的见证。蒋梦麟任北京大学校长长达17年，他自嘲和傅斯年是“北大功狗”。蒋梦麟作为教育家，曾任孙中山的秘书，经历了重大历史事件，所以他写的自传，有点像回忆录，也有点像近代史，他自称：“在急遽递嬗的历史中，我自觉只是时代巨轮上一颗小齿轮而已。”
《西潮》中呈现了宏大的历史背景和饱满的私人生活细节，交相辉映，比如孙中山之死，战时的长沙，战时的昆明。但更重要的是，蒋梦麟作为接受西方文明的知识分子，探讨的中国为何落后、中国如何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中国文化的优势和先天缺陷、中西文化的比较等重要问题。这些问题，是那一代人自觉的使命和责任，是他那一代人留给我们的历史足迹。历史和现实紧密相连，对现在仍有重要的意义。
让我们看看蒋梦麟的人生道路。不妨从他的人生中看历史的风云际会，感受他的探索、思考与忧患。
蒋梦麟1886年出生于浙江余姚，晚清的浙江得风气之先，作为通商口岸的宁波更是西潮涌动。蒋梦麟自觉地调整人生航向，以期适应西方文化的主流。蒋梦麟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考入上海南洋公学，后自费留美。蒋梦麟先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主修教育学；历史与哲学为两附科，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是著名教育哲学家杜威的得意门生，与胡适之、陶行知等人同门。回国后因黄炎培的关系参与江苏教育会，具体负责江苏教育会与北大合办的《新教育》杂志，由此与北大发生了联系，被聘为北大哲学系教授，主讲教育学及教育学史。
五四运动过后，蔡元培辞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委派蒋梦麟前往代理。“七七事变”爆发时，蒋梦麟在庐山参加会议。蒋梦麟由南京到了杭州，在杭州，他目击了日本的飞机轰炸杭州的飞机场，也得知了北方的三所大学南迁在长沙组建联合大学的计划，经过考虑，蒋梦麟同意了这个方案。
长沙临时大学组建以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学生都陆续来了。然而随着战火的蔓延，长沙随时有受到敌人攻击的危险。在蒋梦麟的建议下，联合大学西迁到昆明。1939年9月，联合大学再度扩充，学生人数已达三千人。很多学生是从沦陷区冒着生命危险，穿越火线到达自由区的。蒋梦麟在《西潮》中写道：“我的儿子原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战事发生后他也赶到昆明来和我一起住。他在途中就曾遇到好几次意外。有一次，他和一群朋友坐一条小船，企图在黑夜中偷渡一座由敌人把守的桥梁，结果被敌人发现而遭射击。另一次，一群走在他们前头的学生被敌人发现，其中一人被捕，日军砍了他的头悬挂树上示众。”
值得一提的是，蒋梦麟在跑警报的空隙，用英文写下了他前半生的自传《西潮》。跑警报没有办公桌椅，写中文需要郑重其事，颇为不便，于是，他决定用英文来写。
伴随着抗战胜利，蒋梦麟随着宋子文组阁担负起行政院秘书长一职。在这种情形下，告别了执掌17年的北大。
傅斯年曾说过：“蒋梦麟的学问虽不如蔡元培，办事却比蔡元培高明。而我的学问及不上胡适，但办起事来，要比胡适来得高明。”蒋梦麟听了深表赞同，对傅斯年说：“蔡、胡两位先生是北大的功臣，而我们两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罢了！”
如此妙喻，尽显梦麟先生的性格，其中既有掩饰不住的自得，也有那么几分苦涩的成分。虽然后来他走向了仕途，但北大的经历，已然成为蒋梦麟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与他的一生血脉相连。
（实习编辑：项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