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费振钟  

    过了扬子江，再朝北去一二百里，是我们兴化。兴化是水乡，主要出产农作物，过去一直称粮食县。但除水稻麦子外，其他田间和水面作物也很丰富。单说秋天的作物，兴化作家张学诗的散文里写到水田里的荸荠和茨菰，旱地里的绿豆子和秋梢子，山芋和胡萝卜，还有一种开着洁白的小花的荞麦，这些作物都在晚秋时节，也就是霜降后立冬前收获。在粮食短缺，生活贫困时代，这些抢在稻麦之间栽种的作物，是可以补助日常的困乏，多少给谋求生存温饱的劳作者带来一些安顿的。从前乡村里长大的孩子，因为有与他们父祖辈同样的经历，他们咀嚼过这些晚秋作物，并牢牢记忆住它们，现在当然不会矫揉造作成所谓绿色食品，至少张学诗没有也不会如此轻薄。

    看上去，张学诗关于土地与庄稼的朴素文字，大多数是从他个人的乡土经验中，舒舒服服生长出来的，就像秋天里那些拔除了玉米秸后地里的山芋茎叶，沿着土墁，借了秋露和秋阳，自在蓬勃地伸展一样。然而，这里面其实有更多曲折的心绪，至少他写作心理中隐匿了别样的神色。他的散文，自然不仅写秋天里的作物，也写一年中所有季节里的作物，比如五月的槐树花、豌豆花、蚕豆花，但他太多专注于秋天，而且只要他的笔端，一涉秋天的土地和庄稼，调子里就另外增加了一层忧伤与哀婉之意，似乎与秋季的成熟与饱满不太相称。我理解是因为秋天给了他一种特殊的感受，这感受由于与往日生活中最基本的口腹需求联系在一起，故而特别令他专注，令他生出“夺魂动魄”的情愫。他写那些被弃置的玉米秸，是农民孩子口里甜蜜的享受，写玉米棒子的几种吃法，写“苦楝树上高高挂着的丝瓜子”，写秋后田野上遗落的稻穗，等等，都在意外的惊喜和欢乐里，埋藏着对生活期盼中某种不言而喻的酸楚与无奈。毕竟他是农民的儿子，而且永远是。曾经的生长之地，原来就贫苦多于富饶，艰辛多于甘甜，忧愁多于欢乐。如果说秋天对于张学诗的意义，永远是千年不变的《诗经》:“十月纳禾稼”，那么他对这些“禾稼”的流连，则因含蕴着生存厚意而显示出讽喻性的现实诗情。由此，我理解张学诗作为乡土作家，基本上不会拿他的乡土回忆和经验，来批判现代城市文明，也不会以此对抗现代化。只是有一个已经成为他处的乡村渐行渐远，与物质生活成为对照，当他忍不住回望时就多了一点灵魂的不安和震动，原来自己曾经有那样一种生存经验，与土地庄稼联系在一起，与晚秋的作物联系在一起，不觉悚然一惊，这样他就与当下的现实情境拉开了距离，人也就在不知不觉中有点惟美了。

    当代写作中的乡土经验，既值得我们重视，也需要我们警惕与批判。我最为担心的，当然是建立在乡土经验之上的叙事，变成田园牧歌式的美化。已有的中国当代写作中，仍然时常见到那种审美上的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关于乡村，关于农民、土地和劳作，等等，在习以为常的叙事中，一直延续着关于农业文明的种种想象，并且由此扩大成为道德判断，影响文学的意识形态。这样的例子很多，产生的负面影响也很大。张学诗的散文，仅仅从他的书题《在炊烟和牧歌里》，似乎逃脱不了这种美化的嫌疑。炊烟和牧歌的说法，既无新意，也难以真正体现作者心中所求。他其实可以不这样，他有更贴切的题目，但由于乡土经验对他的写作至为重要，使他不自觉地受那种文学意识形态驱使，往美化的方向倾斜，于是现在这个题目就左右了他的选择。好在，如我前面所说，作为本色的乡土型作家，张学诗只是“有点惟美”。我注意到，他的散文至少在两点上保证不被过度美化的底线，一个是童心观，一个是平常观。前者既是他作品中的叙述线索，也是叙事主体的视角，一切只安置在那个童年的秋天里，炊烟中只有乡村孩子为他们的食欲引起的单纯唱叹；后者，反映他的写作态度，当那些秋天的作物，再次一一出现在自己眼前，他看到的是经过时间融合了的一片平常。以此平常心，随意看一物。样样都好，样样都周正写意，是他这部散文的内容特色。

  (实习编辑：马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