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工记》 王安忆 著 花城出版社 2018-9

　　《考工记》虽以上海为背景，却并非为它的时代风貌赋形，而是要在这“上海别传”之外，以陈书玉和老宅的遭际，将市民与房屋的世俗故事推向严肃的历史大境界，进而共同诠释所谓历史的风流云散。

　　王安忆的长篇新作《考工记》，像极了她那部脍炙人口的《长恨歌》，故被评论家们称作“又一部低回慢转的上海别传”。

　　众所周知，《考工记》乃春秋战国时期的一部手工业技术文献，记载各种工艺规范体系，体现了传统文化对“工”的卓越理解。然而，王安忆在此巧妙借用同题，记叙上海“洋场小开”蜕变为普通劳动者的历史过程，无疑具有别样的意义。

　　纵观王安忆的小说，她总爱以上海为舞台描摹这一类人，用她的话说，“跨越新旧两朝的人，就像化蛹的蛾子，经历着嬗变。新时代总是有生机，旧的呢，却在坍塌，腐朽，迅速变成废墟。”《长恨歌》里是“上海小姐”王琦瑶，而在《考工记》中，则是“西厢四小开”之一的陈书玉。或许在王安忆看来，这类跨越新旧两朝的人，最能呈现历史缝隙里的风流图卷。

　　“上海的正史，隔着十万八千里，是别人家的事，故事中的人，也浑然不觉。”作为历史的旁观者，一个“没有面孔”的主人公，陈书玉总是消极被动地穿行在正史的夹缝之中。尽管小说不断切入社会背景，令大历史的面目影影绰绰，但个人的颓然与流散，始终是小说挥之不去的情感基调。

　　王安忆笔下的陈书玉，永远有着不徐不疾的性子。他与世无争，随波逐流，或者说顺其自然，却有不幸中的万幸。他生逢乱世，虽历经坎坷却有惊无险。六十年的时光，他安然度过。陈书玉的最大理想就是被遗忘，“最好被忘记，被时代忘记”。这也难怪，大历史的“遗民”，终归是那个“不合时宜的人”，“新规旧矩都失度，内心卑微得很”，只能做点抄经临碑的事体。贴世界的边缝，做时代的逃兵，不起眼，方才能够历经变迁而自我保全。

　　陈书玉的命运沉浮，不过是大历史的小小浪花，惊不起一丝涟漪，却是那个时代无数个体的缩影。正如王安忆在《跋》中所说的，“世事往往就是简单，小说可不是，小说应该有另一种人生，在个体中隐喻着更多数。”

　　或许在王安忆看来，一切都是“散漫如流水的平常岁月”。故此，执著地做一名“大历史的看客”，而将“物”推向前台，便是当然的选择。就此而言，《考工记》的主人公与其说是小说中着墨最多的“西厢四小开”之一陈书玉，不如说恰是他那座“南市的老宅”，历经时代风雨依然葆有“肃穆之静美”的“煮书亭”。“这幢木结构的宅院，追究起来，哪里是个源头！榫头对榫眼，梁和橼，斗和拱，板壁和板壁，缝对缝，咬合了几百年，还在继续咬合。”

　　事实上，这幢静看人间数百年的旧宅，也最容易成为人们情感投注的对象。小说中，当时代风潮席卷而来时，奢侈的老宅自然是成分可疑的陈书玉的心头之患。为了摆脱老宅，他谨小慎微，费尽心机。他主动将它出让给街道办瓶盖厂，而自己则固守一方天地，过着隐士般旷日持久的孤寂生活。于此，“煮书亭”既是他的藏身之所，也是他永远的牢笼，当然也成了他的宿命。“曾以为，是那宅子，和宅子里的人拖累他，但大虞和朱朱的遭际却让他怀疑起来，分明感觉有一股更强大的力量暗中起着作用，就像水底深处的潜流，这股力量的名字叫‘宿命’。”终究，陈书玉和老宅相伴相生，一起接受修复和改造，如此延宕六十年。直到当年的“洋场小开”已然嬗变为普通退休教师，而年少时一起流连欢场的伙伴，也顺理成章地在相濡以沫的患难中成为终生挚友。

　　据王安忆所言，《考工记》的写作契机来自她漫长岁月中参观房屋、聆听历史的偶然所得。一座老宅激起的心灵震荡被她巧妙化用，凝聚到她所熟悉的上海“遗民”之上，以此勾画旧年风物与历史人伦的时代脉动。诚如她在小说后记中所交代的，“我将小说题作‘考工记’，顾名思义，围绕着修葺房屋展开的故事。又以《考工记》官书的身份，反讽小说稗史的性质。”在她那里，重要的固然是那个陈书玉，“这个人，在上世纪最为动荡的中国社会，磨砺和修炼自身，使之纳入穿越时间的空间，也许算得上一部小小的营造史。”

　　但旧楼的命运所折射的寓言意义，却是更为关切的宏旨。小说中的旧楼，最初作为精美绝伦的清代大宅，自有它的无限风光，而造化弄人，历史的命运更多将它视为一件幸存的旧物，一个被抛弃的时代残痕。经过两百年的自然风雨和人间变局，旧楼依然屹立不倒，然而令人唏嘘的是，当历史的转机终于到来，满以为历史的废墟将重新复兴时，它却在偶然的利益缠斗中颓败下去，这便更能见出历史风流云散的宿命意义了。

　　正所谓：“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考工记》虽以上海为背景，却并非为它的时代风貌赋形，而是要在这“上海别传”之外，以陈书玉和老宅的遭际，将市民与房屋的世俗故事推向严肃的历史大境界，进而共同诠释所谓历史的风流云散。

　　（编辑：王怡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