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知道人是什么》 ■余华 著 ■译林出版社2018-7
“我只知道人是什么”——在这背后，文学是人学，或者说伟大的人道主义，这种普遍性的强调，是一个老旧的80年代的文学观念。当然，你也完全可以像余华那样，将之视为永恒的观念，因为这也是他所认定的，在世界范围内讲述文学的基本方式。
在并不成功的长篇小说《第七天》之后，余华终于在时隔多年，于人们的期待之中，推出了自己的最新作品——散文随笔集《我只知道人是什么》。
讨论这部作品之前，我们有必要稍微梳理和总结一下这些年来余华的散文随笔写作。在我看来，余华的散文大概有两个脉络：其一是如1998年出版的《我能否相信自己》，或如2004年的《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那样，作家本人现身说法，结合自己的写作经验和文学主张，把自己喜爱的世界文学经典拿出来鉴赏和讨论一番，用学者汪晖的话说就是，“用写作者的感觉去追随别人的写作过程”。从卡夫卡、川端康成，到胡安·鲁尔福、威廉·福克纳，在余华小说最火热的时候，他适时推出的这些个人化的阅读笔记，既满足了粉丝们对偶像的详细勘察，又成为解读其写作密码的重要线索。事实上，对于当代文学研究者来说，这两部篇目略有雷同的作品，成为当时以及此后解读余华小说最重要的参考资料。
除此，余华散文的另一个脉络则是如2010年面世的《十个词汇里的中国》那样，将当代中国的“隐秘”与“疼痛”写给海外的人看。凭借之前写作积攒的名声，余华自上世纪90年代之后便开始了他频繁的世界巡回演讲。在这个过程中，他早已洞悉世界人民对中国作家的期待，也能非常聪明地将这些期待所指向的具体内容和盘托出。然而，正如有人所批评的，从那些历史回忆里已经榨不出什么情感，只有一些“表面化的陈情与控诉”。而更加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的写作心态，大抵和后来惨遭批评的小说《第七天》有很大关系。
最新推出的这部《我只知道人是什么》大概介乎这两种散文路数之间。作为一部演讲稿集结而成的作品，它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演讲的口语化和现场感，显得极为鲜活。既然是演讲稿，它一方面自然包括余华散文的重要内容——关于经典文学作品的鉴赏和阐释，这也是他作为当代著名作家的重要读书心得。比如《读拜伦一行诗，胜过读一百本文学杂志》一篇，便追忆了自己读《鲁迅全集》，读海明威、易卜生、卡夫卡和川端康成等重要作家的诸多教益和感受；而《两个牙医》则介绍了同是牙医的埃及作家阿斯瓦尼的小说《亚库班公寓》。
由这些经典阅读出发，回溯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文学情缘，也是余华这部散文集的重要内容。这里的故事人们自然耳熟能详，因为这些信息，他早已在其他场合透露过。这无非包括他早年的牙医生涯，弃医从文对川端康成的模仿，之后作为“伤痕文学”之后的“新声音”的历史出场，以及最初的《十八岁出门远行》与《北京文学》的缘分和之后在《收获》的声名鹊起。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这些经历信息，由于篇章设置的缘故，我们很遗憾地看到了一些夹杂和重复。当然在此，我愿意把它视为某种无意识的自我重复。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上世纪80年代先锋文学的历史记忆如此重要，以至于需要被反复强调；另一方面也在于，老去的“英雄”总会“却顾所来径”，不断咀嚼自己难忘的人生点滴。在这个意义上，对于余华来说，他或许并不介意读者发现这些反复出现的“当年之勇”。
作为一位被翻译成四十多种语言，获得意大利、法国、塞尔维亚等诸多海外奖项的当代重要作家，余华无疑拥有广大的世界读者，这也让他的每一篇作品都有非常明确的读者意识。我们在这部《我只知道人是什么》中，可以非常清晰地感受到这种读者意识。当然，由于这里的许多篇章直接就是作者在国外的演讲稿，受众更多还是国外读者或听众，这让他有了一个把中国写给世界看的契机，因而他也最大限度地调整讲话内容，渲染他的个人遭际，铺陈他所认定的中国历史和现实，其中的矫情和夸张自然必不可少。
除了以这样的方式为世界讲述中国之外，余华同样坚定地按照世界的方式来谈论文学，甚至可以说，他是文学世界里坚定的“世界主义”者。余华早年在《川端康成和卡夫卡的遗产》《两个问题》等文中表达的“世界主义”的文学主张曾令人印象深刻，“如果我不再以中国人自居，而将自己置身于人类之中，那么我说，以汉语形式出现的外国文学哺育我成长，也就可以大言不惭了。”如果我们看看余华的《我能否相信自己》，再看看薛忆沩的《文学的祖国》，大概也就不难理解先锋小说家们的这种“世界主义”的文学理想了。本着这样的主张和理想，他们悬浮于当代中国的“地点和时间”之外。在他们那里，只有世界这个祖国和人类这个核心议题，孜孜以求地扮演着自己国家的观察家和陌生人。如余华所言的，“文学包罗万象，但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人。”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不难理解这部散文集的同题文章《我只知道人是什么》的确切意涵了。这篇文章中，那位波兰农民的话，“我不知道犹太人是什么，我只知道人是什么”，以及他的非凡壮举确实为人所津津乐道。但在这背后，文学是人学，或者说伟大的人道主义，这种普遍性的强调，却又是一个老旧的80年代的文学观念。当然，你也完全可以像余华那样，将之视为永恒的观念，因为这也是他所认定的，在世界范围内讲述文学的基本方式。
（编辑：王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