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文学世界里早就有自己运行的轨道，他这个文学星球，是不跟着别的难以捉摸的众多文学星球运转的。持重、深沉、强于内心思考，是他几十年不为外力所诱惑，而始终秉持着自己内心逻辑的根本品质。

　　张炜热爱思想的纯度，甚于热爱小说叙述技巧本身。技巧只是被他看做展示思想底蕴和丰富层次的一种简单形式，这使张炜在日益世俗化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史见识中略显落寞。但这种落寞，倒反衬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见识眼界的短拙。

　　01

　　评论

　　张炜长篇小说《艾约堡秘史》：

　　思想的纯度与深度

　　文|程光炜

　　这几十年，从《古船》到《九月寓言》《你在高原》和《独药师》，张炜的创作一路走的始终都是思想型长篇小说的路线，这奠定了他在重要作家阵容中无可替代的地位。他笔下的主人公沉浸于思想的世界，历史、现实、人事纠纷是他沉思的对象。在几十年纷扰不停的历史大格局中，他们似乎总能置身事外，展示一种“多余人”的形象，然而，前者却在其内心世界被最严厉无情地批判与反思。

　　这就让人在张炜大体量且笨拙的文体中，总能感受到内心的激动，领略思想的激烈。人们还发觉他对寻根、先锋、新写实、新历史纷繁刺激的形式实验相当冷漠，他文学世界里早就有小小的地球引力，有自己运行的轨道，他这个文学星球，是不跟着别的难以捉摸的众多文学星球运转的。我认为持重、深沉、强于内心思考，是他几十年不为外力所诱惑，而始终秉持着自己内心逻辑的根本品质。

　　带着这种印象读张炜刚出版的长篇小说《艾约堡秘史》（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我捕捉到他希望有所变化的微妙心迹。表面上看，《艾约堡秘史》更像是艾约堡主任蛹儿神秘复杂的女人“秘史”。读进去才知，小说原来是“双重叙述”结构。另一个“秘史”来自男主人公艾约堡董事长淳于宝册。他的叙述线索，一直在与蛹儿的个人秘史穿插互动，它们构成双面互照的镜子。这种办法张炜在《古船》里也使用过，隋抱朴与每天面对的磨盘，就是这种互文错动的关系。在双重叙述结构中，蛹儿是一个主动的叙述者。她在向读者展现内心隐秘的过程中，也在帮助读者探寻并走进董事长更加诡秘、变态的世界，这当然是指惊心动魄同时神秘莫测的当代世界。蛹儿如果只是一个被动叙述者，那作品无疑只是一个讲故事的小说，这不是张炜的风格；正因为是以自己心灵秘史去探索、拷问艾约堡及董事长的生活秘史，并带动对当代世界的积极思考，诗性的张炜小说品质才得以显现。

《艾约堡秘史》

　　当艾约堡主任以前，蛹儿曾有几段短暂的婚史。她出身教师之家，父亲是讲师，母亲是幼儿园资深职员。这种家境的女孩子，要么行事端正，一生光明正大；要么耽于幻想，总是不切实际。蛹儿显然是后者这种类型。她在艺术院校学歌舞专业，被公认是学校走路最好看的女孩。她被绘画专业一个跛子男生所吸引，不单因为他权贵子弟的身份，还来自其外表和性格心理的怪异。“整个二楼和阁楼都成了跛子的空间，他将这里装扮成古怪的模样”，“屋内悬挂了一些面具，他特别愿意扮成一个咧着大嘴的妖怪与她谈话”。他们一起入浴时，“她感到了死亡的恐惧”。大学毕业后蛹儿被分到机关资料室。这时，一个“离异、无子、做房地产”的瘦子走进她的生活。瘦子不想与机关职员分享她的美貌，强要蛹儿辞职，当专为她开设的私人书店的老板。但瘦子同样是心理变态者。这使她最后只能与他的摊牌。

　　张炜在做足蛹儿叙述视角后，就把艾约堡主人、董事长淳于宝册带入读者的视野。在蛹儿视角中，淳于宝册虽深陷商海，身上却有隋抱朴的影子和气味。他精于算计，疯狂扩张，短短数十年就营造了一个无比庞大的狸金集团。小说里的他，好像对外部世界早已厌倦，变成另一个意义上的“多余人”。他整天蜷缩在盘丝洞般的艾约堡，无心理政，每天只打几个电话，举行为数不多的小型宴会。他还患着不为人知的怪异疾病，经常独自凌晨散步，嘴里有煎药的气味。他常对人说：“我讨厌和憎恶狸金这架大功率推土机”；“我多么希望你百忙中读一下拙作，那里面装了我太多心事，就当是彼此交谈吧”。他与蛹儿并排躺在床上，并无男女淫乐之心，仿佛是身心分离，身体早在另外一个世界。他还对蛹儿推心置腹地表白：“我这辈子荒废的时光太多了，这实在可惜。”在等到对方“您创造了一个狸金”的恭维后，淳于宝册一瞬间变成深山隐士：“天一大早下了一点雪，浅浅的连地皮都没盖上。即便如此淳于宝册还是欣悦，想要出去走走。他像模像样地武装了一下：戴上水獭皮帽子、围脖，穿上短绒大衣和长筒棉靴。他独自走了一会儿，又跳上区内摆渡车。他在半山别墅那儿站了一会儿，回身看自己在浅雪上留的脚印，犹豫着什么。”

　　最后，张炜用他惯常喜欢的语言说到：“庄严而沉静的松树、混杂林子，连鸟儿都不敢打破的安谧。这里真的像一座神庙，不错，它大概只适合比人类更高级的神灵居住，接受人类的顶礼膜拜。”

　　蛹儿和淳于宝册的双重叙述视角，是“世俗”与“神灵”不断互疑的关系。这是张炜《艾约堡秘史》最想给我们的东西。我过去有个错觉，认为张炜小说擅长心理分析，长于沉思，而拙于写实。最近这些年，忽然发现他的写实功底相当娴熟厚实，只是不轻易亮出，以免损坏沉思的纯粹。他热爱思想的纯度，甚于热爱小说叙述技巧本身，技巧只是被他看做展示思想底蕴和丰富层次的一种简单形式。这使张炜在日益世俗化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史见识中略显落寞，但这种落寞，倒反衬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见识眼界的短拙。

　　是否能够认为，1985年的文学转折，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长篇小说兴起之后，思想型小说家如路遥、张承志、张炜、韩少功就一直颇受委屈？写实型作家一路高歌猛进、争奇斗艳，他们迎合了大众对故事叙述的狂热心理。但有识者预言，当这一代作家长篇小说创作的最高潮落幕，文学史这处旧战场即将有人打扫的时候，则会出现另一种思想型作家凸显、写实型作家逐渐淡出的发展趋势。写实不等于全部历史，心灵才真正指向历史并将其深度呈现。没有“心灵史”的作家，是否能成为历史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已存疑问——这当然只是一些人的猜想。对张炜这种重量级作家来说，他们更相信自己对文学对历史的判断。

　　创作谈

　　02

　　黄牛不入画

　　文|张 炜

　　1988年春天我遇到了一位老板。他是我十几岁时遇到的一个文艺青年，那时我们曾彻夜交谈文学。他当时只有二十五六岁，已经写了许多作品，一个字都没有发表。我现在仍能想起几十年前的初遇，那时的兴奋和惊讶。他是我从过去到现在所看到的最能写的一个人，是所谓藏在民间的“大写家”，一位不知疲倦的写作者。我当年确信他就是未来的大作家，整个人身上有一股不可遏止的生命力量。记得那是一个下午，我到了他家，他从柜子里、炕头上搬出了一沓沓稿子，它们都是写在粗糙的纸张上的，几乎没有一页方格稿纸。那个年代纸张缺少，他为了节省，所有的字都写得很小，密密麻麻。这是我们的初次相识：整夜谈文学，读稿子，主要是听他读。我记得他的作品中有很多方言，这构成了阅读障碍，可他对此引以为傲。

　　20多年后的再次相逢，他竟然成了一位大老板，时代为我们变出了一个大戏法。可我总觉得他还是文学中人，就问他以前写过的那些作品以后还写不写？他回答得豪气：“当然要写。我还要把所有写下的东西用小牛皮烫金的装帧，印成一大排。”他伸长两臂比画道，那种壮志和心气令人难忘。这是个有才华有魅力的人，深深地吸引了我。这个人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老板”，值得探究。

　　我写下了当年游荡中与之相遇的一些场景，留下了笔记片段。但这离一部长篇的完成还差得远，只算是一个萌芽。

　　今天的暴富阶层写起来很难。要写一位“巨富”，就要做多方面的准备，比如阅读他们的传记，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生活及爱情等等。这是很复杂的工作，仅有阅读还不够，要有实际的接触交流，这是个漫长的过程。其实“巨富”与否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某一类人，他们身上迷人的魅力和人性的隐秘。

　　回头看我写过的较长篇幅的作品，好像没有一部少于15年的酝酿期。它们需要在心田里培植，不停地生发。这样的文字完成之后，当有更多积淀的厚度，具备与自身篇幅相对应的诠释空间。用一两年、两三年甚至四五年的时间积累它们，可能还是单薄了一些。如果要处理离得很近的现实生活内容，即平常说的“写当下”，那将是十分困难的。打开一本现实题材的作品，很容易暴露出刺眼的瑕疵，令人遗憾。因为我们把大家正在经历的眼前生活变成很高级的艺术品，还往往缺少足够的技艺，那需要非同一般的职业技能，而非仅仅具备良好的用心和雄心。

　　在当下有几个表述是很危险的，其中之一是“企业家”。一说到这一类，大家心里都会出现影视和小说中的形象，那些气息和情节我们太熟悉了，已经形成了相当固定的概念。他们不能写，爱情似乎也不能写：现在各门类的艺术表达中，爱多得不得了，真是泛滥成灾。可见围绕“企业家”和“爱情”有现成的一套模式，要冲破这个模式很难，最好的办法就是绕开。如果再冒险一点，将“爱情”和“企业家”放在一块儿，对不起，那简直太傻了，差不多是一种自戕行为。对于一部分作家来说，真的是如此。

　　有一次我看到有一个画家朋友在画牛，问他：“你是北方画家，怎么不画黄牛，总是画水牛？咱这儿没有水牛。”他没有停下画笔，随口答道：“黄牛不入画。”我想了很久。我记得古人有一幅“五牛图”，那可算是经典。但想了想，现代文人画都是画水牛的。水牛大肚子大角，易于写意发挥夸张出形。北方的黄牛就像作家眼里的现实生活一样，切近，却很难入画。让黄牛入画，也许需要更高的技艺。目前“企业家”与“爱情”，对我们写作者来说就是两头北方的黄牛。

　　谁能进入真正的个人表述，将概念化的词语全部粉碎，谁就能让黄牛入画。我带着这样的恐惧，谨慎地寻找自己的语言，依赖真正意义上的个人和自己——这个任务太沉重了。首先要回到个人的语汇，从字词开始。这种表达效果是如履薄冰的放松。从1988年开始，我一直在寻觅。现在终于交了一个答卷。

　　就一个阶段来讲，写作者需要在一个封闭的文学世界里进出。多次往返、进出，这叫写作。封闭日久之后，出来会眩晕。每一部长长的作品写完，可以长时间离开那个封闭的世界，这时将感到极度的疲惫。每次写作之后都会有这样的感觉，需要慢慢地缓解，犹如苏醒，让自己慢慢地进入下一个生命流程，重新变得生气勃勃。

　　《艾约堡秘史》当然是诞生在一个封闭的世界里，那里是阴郁的，尽可能地隔离了世俗的强光。在世界外边展读，人们从中能读到自己：每一个人物身上都能找到作者或读者本人。那个世界里活动着非同一般的人物，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家”，他不过是碰巧做了实业的某种顶级人物。我们现在看到的不是一般的巨富，也不是一般的爱情，而是在看高级人物的精神历险，是关于精神的叙事，而不是物质的叙事。

　　前年在一个学校讨论陶渊明，我曾讲了几个感受：一是大家都在讲“魏晋风度”，何为“风度”？二是都在讲“尊严”，何为“尊严”？正是这两个词汇将陶渊明纠缠了一辈子。岂止是他，每个人要活得好，就要有一点尊严，然后才多多少少谈得上一点“风度”。这方面我们在现实中真的很难做到。书中的主人公最多地在为这两个词汇痛苦地呻吟，那才是真正的苦。生活中，凡是最高级的人物，都会被这两个词汇缠上一生。所以说只有写了精神方面的敏感的东西，才是最有意义的。

　　人有了钱有了权有了地位以后，有些东西就再也不相信了。这真是悲哀之极。什么办法能把人心底的敏感撩拨、激活，让他重新相信爱情、相信道德，让其觉得正义是可以有的，尊严是可以讲的，这在有些人那里，在物质主义时代，真的是最难最难的一件事。这部书想做的，就是这样的难事。

　　这样一部书在市场层面当然会很冒险，但最大的风险对写作者来说却是语言，是技术层面。不从这里开始，一切都不能抵达，都谈不上。

　　本文发表于《文艺报》2018年3月19日4版

　　（编辑：王怡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