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复中的病人》，埃娃·波尼尔绘。图片来源：Wikimedia Commons
想象他人所承受的痛苦，就如同在黑暗中摸索，人们常常被惹人烦恼和差强人意的类推搞得摸不着头脑，最要紧的是，人们在这个过程中疑虑重重。我们检验同理心的限度，质疑是否能对他人的境遇感同身受——也许我们做不到——质疑患者能否准确无误地分辨身体的变化。在《苦痛中的身体》（The Body in Pain）一书中，伊琳·斯凯瑞（Elaine Scarry）对这一分离现象作出了解析，她说，“承受痛苦就能心中有数，听闻痛苦则会产生疑问。”如果患者拥有子宫，那么这种怀疑以及对病情含混不清的探讨就是绝佳的设想。
无论是在医学界还是其他领域，女性承受的痛苦频频遭到怀疑。身为作家和活动家的艾比·诺曼，花费几十年的精力对这一现象进行了严谨、独立的医学研究。在《问问我的子宫》（Ask Me About My Uterus）一书中，她对此做出了描述，这不仅是她的自传，更是一份鞭辟入里的宣言书。诺曼的母亲患有严重的饮食失调，幼年时期，由于缺少关爱、食不果腹，她的身体严重受损，16岁时，她不再受父母监管。诺曼在书中记录了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期间自己经历的极度痛苦，以及青少年时期和青年期自己的悲惨境遇——这些年来，她体弱多病，断断续续接受侵入性医学检测和大型手术，手术原因各不相同，却于事无补，更不用说那些治疗了——诺曼还描写了在这个无视女性的社会中，她是如何为自己代言的。
她所讲述的故事有着维多利亚时代的色彩，引人注目且十分悲惨——她把个人的记忆和19世纪晚期对癔症的记录结合在一起，进而强调两者的相似性，这些记录中就包括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那位被人们熟知的病人“安妮·欧（Annie O）”。弗洛伊德所谓的癔症，在人们眼里只不过是“神经质”或过度情绪化的表现，诺曼发现，当她尝试寻求医疗服务时常常遇到拦路虎，无论她感到剧烈腹痛还是四肢麻木，医护人员都会谴责她，认为这些痛苦全是她想象出来的，是她的早熟或头脑“过度活跃”导致的。“你确实聪明极了，”诺曼遇到的那位趾高气昂的（男）医生冷笑道。
这就意味着医护人员不相信诺曼——还有广大女同胞、跨性别者和非二元性别者——能够准确无误、开诚布公地表达身体的痛苦。然而，这种不信任日益加深。几百年来，关于女性解剖学的狂热学说甚嚣尘上，例如，诺曼提到17世纪时的理论，长久以来，人们认为子宫是所有妇科疾病的根源所在，它就像个皮球一样在身体周围弹跳，它落在哪里，就会在那个地方肆意破坏。事实上，“流浪的子宫”这一理论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医疗实践，为了诱使子宫回到它应该在的位置，内科医生绞尽脑汁，想出了最有效的策略，比如用野狗来吓唬它。
《问问我的子宫》
卡帕多西亚时期的阿莱泰乌斯（Aretaeus ，2世纪前后罗马帝国统治卡帕多西亚时期的医学著作家）宣称，子宫“喜好芳香，厌恶恶臭，一闻到恶臭就会逃开”。医生分析，只要给阴道涂抹一些香味，或者强迫病人嗅散发恶臭的东西，就能从上半身把它赶出来，这样就能让流浪的子宫回归。通常情况下，厌女症和有关女性自卑症的灵活假设形成了这些解剖假设。在《造性：从古希腊到弗洛伊德的身体与性别》（Making Sex: Body and Gender from the Greeks to Freud）一书中，托马斯·拉克尔（Thomas Laqueur）解释说，几千年来，人们把阴道想象成女性“体内的阴茎，把阴唇当成包皮，把子宫当成阴囊，把卵巢当成睾丸”。直到19世纪，这一假想出来的原理图——已被医师弃绝良久——仍然能引发文化自觉共鸣。“女性只不过是从男性身体里取出来的，”乔治·路易·勒克来克·德·布封伯爵（Comte George Louis Leclerc de Buffon，十八世纪法国博物学家、作家）在1807年发出了这样的声明。
这些陈腐落后、荒谬癫狂的理论已被拆穿，但是这些理论引发的焦虑仍在苟延残喘，女性的身体已经成了残酷的意识形态战场上的一道风景。关于生育权的争论核心是，女性是否有权主宰自己的身体：如果她自认为合适，是否就能随心所欲地对待自己的身体？还是说这种自由视情况而受到限制？像诺曼这样的作家们提出了另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在本质上和第一个问题紧密相关：女性的身体感受如何？对于拥有生育能力的女性来说，痛苦通常被视为一种生理需要，至少这是不可避免的。
诺曼的证据和她开展的广泛研究表明，女性在痛苦时经常碰到这类假仁假义的论调。例如，手术期间，医生发现巨大的囊肿已经侵占了诺曼的卵巢，医生没有选择切除囊肿，因为她害怕切除手术会影响诺曼的生育能力。然而，诺曼从未声明自己打算受孕——相反，她强调，“对于不孕，我从未感到丝毫不安，我总是尽力把这一点传达给医学专家。”尽管如此，诺曼承认——并且不断提醒——保留生育功能取代了治愈痛苦。
最近，《伦敦周刊》（The Week）的Lili Loofbourow探讨了“拙劣性爱”这个话题，文章表示，大部分女性都有过痛苦的性交经历，令人惊讶的是，她们中许多人认为这是一种常态。“我们的文化让女性潜意识里认为‘不舒适’是一种正常情况，”Loofbourow说。同时，她强调，人们之所以随意无视这种不适，是因为“男性的生理需求被认为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唯一的生理需求”。诺曼的发现也印证了Loofbourow的观点：一项新研究表明，月经是多余的，她说这一观点是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和痛经患者的福音。从历史观点来看，男性长期主导医疗领域，有关月经的研究十分稀缺。也许，人们把女性的痛苦曲解为了原始的、既定的痛苦——也许只是因为医生们对此不感兴趣。
《疾病的隐喻》
[美]苏珊·桑塔格 著 程巍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年4月
在某些场合，处于痛苦之中甚至被当作一种能够让女性更加令人满意的状态。在《疾病的隐喻》一书中，苏珊·桑塔格详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是如何把肺结核浪漫化的：患者的身体弱不禁风，面色苍白，两颊通红。19世纪时，患有肺结核的男男女女都被美化了——诗人约翰·济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魅力典范就以某种方式仅在女性身上继续存在。“以瘦为美”是20世纪的时尚圈定下的标准，当时西方对带有肺结核病状的身体特征强烈着迷，虽然各激进团体努力反抗，但这种审美还是被大众接受了。
从很大程度上来说，人们对肺结核引发的消瘦如痴如醉，是以阶级焦虑为依托的。事实上，尽管肺结核在所有经济阶层之间广泛传播，但是有这样一个神话却深入人心：这种特殊的疾病是上流社会的标志。这种优雅又悲惨的疾病在当时很是时髦，患有肺结核的瘦弱身躯“日益成为女性的理想身材”，这可不值得大惊小怪。长久以来，女性意识到，美丽恐怕和必要的不适如影随形，事实上，不适正是美丽的根源所在。我们所知道的衡量美丽的最佳标准，是由悲痛欲绝、瘦骨嶙峋、垂死挣扎的女性制定的。
在这本书的副标题中，诺曼把自己复杂的病史描述为“为了让医生相信女人的痛苦而求索”——这当然是一段艰苦的奋斗史。诺曼慷慨激昂地指出，女性与她的痛苦之间的关系，是一团由记忆和社交组成的纠缠不清的线圈。子宫内膜异位症为诺曼带来的痛苦与她童年时代的讽刺记忆相交——也和母亲的遗赠相交，诺曼的母亲就是在饥饿的痛苦中苟活的。诺曼在成长的过程中压抑自己的胃口，压抑自己的兴奋，尽管一天天长大，她也从来没有要求给她多一点空间；相反，她学到的是对此感到怀疑。
她学会相信不知道自己的感受——换句话说，即便她不屈不挠，也不会有人在意她的感受——女性的痛苦只会被曲解、被责备。“我生病之后，耳边全是责备声，等我长时间默不作声了再来毁灭我，”诺曼写道，“我的内心深处十分纠结、痛苦，我渐渐觉得生病是我的错。无论我找到多少证据来反驳这一点，医学似乎无法完全证明我是错的。”诺曼学着留心并且信任痛苦发给她的讯号和警告，她必须挖掘出埋在她直觉里的谎言——经历痛苦就是偿还报应。
然而，女性每天都不得不热切地否认自己的痛苦——无论这些痛苦是什么形式，无论这些痛苦有多么顽固。弗洛伊德的癔症患者要比医疗困境好处理；医生只需要匆匆忙忙地给前者开药，然后打发走，把这当做物种内的常见畸变就好了。承认女性的痛苦激发了一种新的性别动态——大部分人对这种动态感到恼怒——多年来，女性被当做医学中的脚注或事后的想法，这种性别动态也纠正了这一现象。它要求承认某些方面的过失，这种情况并不总是病人导致的。
人们常常觉得女性的痛苦是多余的——这令人感到不安。更确切地说，在男性主导的领域，他们的疏忽、自满和冷漠对女性的痛苦产生了影响。毕竟，将女性的痛苦大打折扣不仅仅是意外或恶习——这是一种保护男性的策略，这种策略也保护了为男性服务的世界。也许，正如诺曼和其他人坚称的那样——他们坚持阐明女性在这个世界上所遭受的必然痛苦——这一久经考验、遭受质疑的策略将不复存焉。
（编辑：王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