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力》是李广田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在内容上属抗日题材。该小说的创作始于1941年7月，当时仅得三章，其后间隔四年，终在1945年8月11日完成。小说从1946年2月到9月，开始连载于抗战后唯一的大型文艺杂志《文艺复兴》，并于1947年6月由晨光出版公司出版。《引力》作为一部李广田用力颇多且别具特色的小说，却在国内遭到冷遇，当时除去李长之的《评李广田创作<引力>》之外，回响寥寥。即便1983年再版之后，依旧未得到充分的重视，专门的评论也只有1篇。吊诡的是，这部抗日题材小说在日本却备受推崇，“截至一九五九年四月，一连再版十一次。”[1]不仅销量惊人，而且小说也因其震撼人心的民族意识与作家不刻意雕琢、不渲染夸大的艺术风格得到研究者的高度重视，以至于“若干年后，日本出版有关我国现代文学的专著，如小野忍的《中国现代文学》，其中在‘抗日战争和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文学’部分，对《引力》另设章节论列”[2]。这种文学地位和待遇，并非所有中国文学作品都能享受，而文学现象中的“墙内开花墙外香”，也值得研究者深思。作为抗战文学序列中的一员，《引力》在国内文坛普遍被忽视的原因，恐怕主要不是创作水准的问题，能够登上当时在文坛影响较大的《文艺复兴》杂志，成为该杂志刊登的三部长篇之一（另外两部分别是《寒夜》与《围城》），足以证明其在当时纯文学的圈子之内是得到了认可的。本文拟从《引力》遇冷的原因入手，就必须从一般性的文学标准之外即时代文学的评价机制中寻找了。
一
抗战文学孕育于伟大的抗日战争，在抗战中，“中国动员了全部的精神与物质力量来进行这场为民族求生存的神圣战争，文艺也成为了这种为抗战进行精神动员的最重要的手段”[3]。特殊的时代语境造就了抗战文学的独特价值追求——以文学形式推动全民总动员，凝聚民族精神，传达国家意志，继而也造就了独特的抗战文学体制。在该体制中，文学创作为抗战服务成为最高准则，成为“中国作家自觉的战争参与”[4]。这一方面造成了广泛存在于当时作品中的对国家民族声音的着重强调，对宏大叙事和史诗效应的追求等倾向；另一方面，也促使文学的宣传功能得到了空前强化。
构思和产生于这一时期的《引力》，自然也受到了时代的影响。《引力》主要讲述沦陷区中学教员黄梦华，因为受已经抵达国统区的丈夫雷孟坚的不断召唤和本身不愿做亡国奴的心理，下定决心带着孩子离开沦陷区，去自由的地方寻找光明。未想当她历尽艰辛到达丈夫的驻地后，丈夫却提前离开了，只留给她一封信。这看似不近人情实则是因为作家想藉此强调：时代在急速向前的推进，由个性解放到民族国家认同再到阶级意识、新民主主义革命，已成为一个无法回避、难以止步的思想上升过程，丈夫已经又先行一步，而妻子只能是进一步赶上，才能不被时代抛在后面，成为落伍者。妻子最后能理解丈夫的苦心，也正表明她通过丈夫感受到了这种来自于前进的时代日渐增大的引力，也力图告别旧我、再上征程，赶上这种时代前进的步伐。所以《引力》讲述的也是一个关于“追寻”的故事，它主要表现的是一种个人与历史之间的互动，一种立足于个人经验的生活时间与作为宏大叙事的历史时间的协调与龃龉。作家没有简单地牺牲个人以成全历史，而是在两者之间寻求某种平衡，因而既使人物的存在具有一种历史的维度又避免了人物成为时代的附庸。如作品对女主人公黄梦华的塑造，强调“已经是一个很好的母亲” [5]（P34）的她，其忍辱负重、疼爱孩子和理解丈夫的一面。她甚至将孟坚也当作自己的孩子。这一母性气息浓郁的女性形象，与五四时期追求个性解放的“娜拉”已有很大的区别，众所周知，“以鲁迅的《狂人日记》为开端, 对‘家’的批判和否定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一个最重要的主题”[6]。在巴金的创作中，“家”是自由的坟墓，罪恶的渊薮。但在《引力》中，搁置了反传统个性解放要求的作家开始展现的是家的本然的、多元的面貌，黄梦华无论是对于自己的家，还是丈夫在乡下的家，或者自己与丈夫未来的家，都抱有温柔亲切的感情。文中一再出现梦华对于未来家庭的想象，在她眼中，那样的家庭是有情调而温馨的。这与时代的乱离让人们更为强烈的感受到了家庭存在的重要有关。另外，小说所反映沦陷区生活的艰难，日本侵略者的残暴，不屈的爱国人民的挣扎与对自由的向往，都表现出了文学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出现的新质。因此，鲜明的时代色彩可以说是其一突出特色，但我们也不能忽视这部小说还有不少溢出一般抗战文学模式之外的独特性。
首先是小说与抗战文学宏大叙事和史诗化追求的疏离。抗战文学需要反映大时代的大事件，也要从宏大场面的刻画中传达史诗的观感。然而，《引力》却讲述了一个女教师带孩子逃难的故事，叙述中充满了琐碎的家长里短，一切都是从小处入手，避去大场面描摹，更无悲壮的情节。李长之就曾表达过对《引力》缺乏史诗性的不满：“‘史诗性的文艺须要捣碎现实，而重新去组织。’广田这本创作就在缺乏捣碎现实的一个步骤上，他被现实拖着，拖着，到了有些拖不动的地步。”[7]
其次是小说超出了抗战功利主义的层面，对沦陷区生活进行了一种“去概念化”的原生态书写。小说因题材要求，固然写到了日本侵略者的惨无人道、虐杀卖烧饼老头、刺死买面姑娘等，但并没有同大多数抗战文学作品一样，将兽性作为他们的唯一特征，而是致力于表现人性和现实的复杂性。他写日本女教师石川教官，很会做人，认为不能一味使用暴力，也要以怀柔政策拉拢人心，所以还经常慰劳中国老师；写在一次搜查中，协助搜查的伪警察也给予了梦华一家很大的帮助。这种对汉奸与侵略者的“非政治性”描述，显然有悖于战时文化对侵略者的定位和文学书写规范。但如此描写，其实正是来自他身在沦陷区的家人的亲身经历，反映在作品中，则是日常生活的真实性悄然取代了抽象的政治正确性。
最后是独特的叙事方式和松散的结构特征。“在一般的观念中，由虚构而来的故事因素的完整，刻画描写的集中，矛盾冲突的强烈，可能是一部成功的叙事作品必得具备的要素。”[8]然而，作者似乎更热衷于感情的抒写，小说中夹杂了大量的心理感悟，引证了许多古典诗词，这些内容一方面消解了故事情节的紧张和张力，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小说的抒情特质。作者似乎也并不愿意为故事制造紧张气氛，在沦陷区的游击队入城和黄梦华逃难中的火车遇险，本可以处理得跌宕起伏，然而小说只讲到梦华一家透过窗户看到一面红旗，其中的惨烈战斗场面全部由他人转述。火车遇险也仅仅是描写梦华心中所想，其后便逢凶化吉，大大降低了阅读者的心灵震撼。这种对紧张对立的戏剧性情节、场景的放弃、回避，显然使整部小说与通常的情节化小说拉开了距离，而向情绪化小说靠拢。在结构上，《引力》虽云长篇，实际上如同一个个短篇的拼接，结构相当松散。因此，才有论者认为：“李广田只是依自己的材料和感兴信笔写下去，不大顾及小说的章法。”[9]很显然，小说的这些特征都溢出了抗战文学体制对文本的期待和要求。
上述的分析，说明《引力》只是以一种纯粹文学化的姿态展示了作者的心路历程，相比于同时期更注重现实功利性的抗战文学作品，它实在“太像小说了”。而当时的文学现实，却是“在一切为了战争的原则下，文学许多必需的要素都被大大地简单化了，思想内蕴的丰富深刻和艺术表现上的新颖精致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10]。于是，这部小说中的种种特质，反而都成了赘余。与主流功利文学观的不协调，只能让该小说在当时的文学评价体制中遇冷。而抗战之后，动荡的社会语境又使得品味这部小说中蕴含的丰富文化韵味成为奢望。到了建国之后，文学评价体制仍然承袭了战时文学的审美惯性，无法从更为理性的层面思考这场战争对个体生命的深刻影响。所以，《引力》在完成之后长期处于抗战文学序列的焦点之外，也就不难想象了。
如今，让抗战文学回归文学本体的文学化要求，已经成为抗战文学研究者的共识。那么，由于过于“文学化”而被抗战文学主流价值所排斥的《引力》，是否会凭借其别样的民族心灵书写实现对抗战小说的超越呢？
二
《引力》“文学化”追求的一个首要表现，在于其立足于个人经验的书写方式。这种写作方式在表现时代生活、塑造文学典型人物上固然有其不便，但在对人物内在心灵的审视、表现方面又有其优长。抗战文学体制规范下的文学，大多是外向化的，即将位于时代生活中心的人物作为作品的主人公，如抗战文学一般描写的都是位于抗日第一线的抗战军民，作品有丘东平的《第七连》、《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牛全德与红萝卜》等。丘东平的小说让人们看到中国的新军人果然在旧的队伍中产生了并成长了；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写的则是一个缺心眼、“不够数儿”、有个“差半车麦秸”绰号的懵懂、淳朴的农民，在抗战中不断成长的故事，表现了抗日战争中民众的觉醒。而《引力》的主人公则是陷于沦陷区女教师，以她的经历见闻来展开作品，显然与时代的抗战生活距离较远。但是这种立足于个人经验的书写方式有着其不可替代的优势，那就是它给小说带来了忠实于“自我”的真切和自然感。
在阅读《引力》的过程中，我们始终能感受到“亲历者”的目光，私人经验的注入造就了小说独特的面貌。小说选择了一位沦陷区的平凡教师，突出其与大多数普通人并无二致的平凡性。不写她大义凛然，相反致力于写出她在从黑暗走向光明的游移不定，完全不遮蔽她的脆弱和感伤。在面临去大后方还是留在沦陷区的选择时，她一开始有很多顾虑：“甚么家里的东西呀，年老的母亲啊，天气的寒冷啊，路上的饥饿与其他危险啊，她不愿走，而且也不让孟坚走，她无论如何要留下来。”[5]（P37）面对雷孟坚的施压，她又感叹：“在屈辱中求得心安，在死亡中吹一点生的气息，这比较在一个自由天地大喊自由解放困难的多了”。[5]（P46）这种真实、自然的人性书写，首先使梦华摆脱了扁平化人物的命运，变得富有立体感和丰富性，也增强了小说的感染力，令读者有感同身受之感，但也是小说呈现出“散化”与“平淡”特征的主要原因。正如李广田的女儿所说的：“《引力》是父亲惟一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女主人公黄梦华是以我的母亲为生活原型的，她的丈夫雷孟坚的经历是以父亲自己的生活经历为素材的，小说中的昂昂就是我。”[11]作者与小说的密切关系，使小说成为生活的记录，促使他以一种秉笔直书的写作精神，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和盘托出，也为我们拨开了时代的迷雾，保留了许多被遮蔽的历史细节的真实。而小说中溢满充沛情感的写作，也与他作为散文家的身份相互作用，促使作者倾向于选择更适宜抒发感情的文本结构。最后，在我们不能忽视作者美学观念对小说的影响。在之前的《两种小说》一文中，他曾借一位西班牙作家之口，阐明了自己的美学旨趣：“似乎很久以前一个西班牙作家曾经说过：生活是没有结构的。他的意思是反对过分人为的艺术结构，而要表现那最高的真实。”[12]无疑，描绘“最高的真实”才是作者的艺术追求，这种追求与作为“地之子”的李广田忠厚淳朴的性格是相得益彰的，他力图留下对那个时代最真实的记录。这种真实性的追求，使得他跳出了公式化与概念化的盲区，拥有了多维的视角。虽然这种追求使他一度非常痛苦：“那就是我常常为一些现成的材料所拘牵，弄得简直不成‘创作’”，“我几乎相信我自己有一个不易超越的限制，我大概也就只宜于勉强写些短短的散文而已。”[13]然而就小说所反映的现实的丰富与人性的深度而言，这种痛苦完全值得。他借此使战时个人生活的描写由单薄平面变得具体可感，生动鲜活。而正如论者所言：“每一个故事中最有持久价值的成分就是对生活的具体描写。”[14]他依靠个人经验对抗战历史中平凡人生的真实再现，让小说获得了持久的艺术生命力。
其次，《引力》摒弃了抗战小说中那种戏剧化的情节冲突，在小说中主要表现为对戏剧化的文学模式的摒弃和对生命个体日常生活状态的关注。由于政治功利观对抗战文学形态的影响，抗战文学往往更倾向于从民族国家层面进行描述，忽视普通个体生命在战争磨难中的心路历程。热衷于表现宏大的战争场面，省略细小琐碎的生活图景。作家很少站在生命个体本位对战争的影响进行思考，其结果便是历史经验无法转化为个人的心灵体验，在群体的遮蔽下，个人被凐没于历史的洪流之中。因此，也难以出现像《一个人的遭遇》那样深刻揭示战争中个人命运的作品。可贵的是，《引力》反映了从生命个体日常生活提炼个人时代体验的努力。小说中并没有什么大事件，充溢着琐碎的日常。梦华作为小说最着力刻画的人物，作者关注的是她作为个体生命对时代的体察，并以此来描摹个人与历史的互动关系。小说细致描绘了她生活中的各种心态：盼望孟坚信件的焦急，为孟坚不理解自己的痛楚，错听消息以为孟坚暴死，嚎啕大哭，知道真相后转悲为喜的状态，亡国奴的屈辱使她时时感到如芒在背，浪漫的天性和残酷现实的矛盾让她总是沉浸于往事的怀想。战争改变了她的生活，她既要自我保存，又要坚持抗争，不屈的意志夹杂着未泯的浪漫，对美好家园的怀想与残酷的亡国现实交织，她的所思所想表现了一个普通知识者在抗战情境中几乎全部的心灵内容。她从起初对家庭的依依不舍，到最后的慷慨奔赴光明，构成了一部平凡爱国者在抗战中的“心灵史”。战争的极端体验催生心灵的嬗变，个人在与历史的互动中逐渐获得成长。梦华的经历象征着一代平凡国民的境遇，我们能从其生活中的种种经历，清晰目睹这场战争给他们带来的伤害以及他们内在心灵的成长。这种写作向度的重要意义在于：“正是对战争中普通人命运的人道关怀,使战争小说从历史走向了人。而对人的关注，是战争小说走向审美的根本之路。”[15]在《引力》中，作者以对个体日常生活的关注使个人与历史走向交融。
抗战文学由于民族主义的政治功利性的作用，往往出现“在正面塑造抗日英雄的同时一味丑化矮化和‘鬼化’日本侵略者”[16]的现象，侵略者和其帮凶固然是可憎的，然而“一味地一律地在简单的二元对立的关系中来演绎抗日的故事”[17]只会造成本来复杂的人物形象与人性被简化。这种公式化、简单化的叙事逻辑，严重影响了抗日文学反映现实的深度，不利于作家对历史事件中的人性的剖析。然而在《引力》中，小说并未将侵略者塑造成“概念化”的魔鬼。相反，立足于日常、原初经验的写作方式，使得他倾向于写出他们复杂的一面。侵略者不仅使用暴力，也有怀柔的手段。作家的沦陷区生活书写，也并非像大多数抗战文学作品中那样极尽悲惨，虽然盘查严密，生活艰辛，但仍不至于走投无路。为侵略者效命的伪政府人员，在作者笔下也表现出人性的复杂性，如伪警察在梦华紧急之时给予援手，伪校长也在自保的前提下做些力所能及的保护教师和学生的工作。小说所描绘的一幅人鬼混杂，善恶交织的生活图景，正是体现了生活和人性本来的复杂性。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有论者指出；“在国家主义和暴力美学的支配下, 与战争、斗争相关的文学艺术，都杀人如麻血流成河，‘血雨腥风’是我们在这一题材上可以概括出的统一风格。”[18]不过，《引力》并未体现这种暴力美学，悲惨的事件多是通过转述呈现，被推向前台的是成为亡国奴的压力和屈辱。诚然，这种写作方式也许缺乏感官震撼力，却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也更清晰地还原了战争给生命个体带来的精神创伤。
最后，《引力》值得重视的还有对主人公心灵世界的展现和揭示。在小说中，作者通过梦华展示了普通知识者的内心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追求诗意人生的梦想与对抗战建国的期许相互交织。梦华在给孟坚的信中，这样阐述自己对未来生活的想象：
她写道：将来我积一宗钱，就可以盖一处如意的小房子了，……大门朝东，一进门五间北屋，两间东房，用花墙子隔成两个院落，用青石凿一个横匾，写着‘西园’二字——你当然知道为了甚么用这两个字，西院三间西屋，是我们读书会客之所，开一后门，临河，以便浇花灌菜。那时候我不反对你买书了，我们不读书干甚么呢？窗前种点芭蕉，以听夜雨，种几株梧桐，以赏秋月，约二三知己，酒酣耳热，引吭高歌固好，焚香扫地，煮茗清谈，亦未尝不好，‘西园日日赏新晴’，将为我们所咏了。[5]（P39）
芭蕉听雨，梧桐赏月，吟诗对酒，完全是一种平安盛世的传统读书人诗意生活的想象，类似的富有古典意象的诗意想象在《引力》的篇章中俯拾皆是。这种生活不仅平静安逸，并且充满了古典的东方诗意。这种生活想象自然与李广田自身的经历有关，齐鲁大地深厚的传统文化氛围的熏染，童年在乡塾就读的经历，都会对他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同时，这种诗意人生梦想的表达诉求也极大地影响了小说的面貌。前文已经提到，由于情节的平淡和结构的松散，《引力》的小说地位遭到了质疑。质疑者显然采用的是传统叙事小说的衡量标准，因为“传统小说是讲究叙事的，其最大目的也以叙述故事和刻画人物为中心,，而诗化小说却以意境的创造为中心，人物、事件、环境在小说中只是用来渲染一定的情绪、氛围，并在其中寄托作者特定的心绪”[19]。《引力》似乎更应被归于“诗化小说”一脉，而这种体式显然为了服务于作者诗意人生梦想的表达。另外，这种选择也造就了小说独特的风格，在这部小说中，诗歌、小说、散文的文体界限已经模糊，作者可以更多元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在文字塑造的情绪之中，历时性的空间被打破，不同的事物进入一种共时性文体结构之中，极大拓展了心灵书写的广度与深度。“诗化加强了小说的美感，强化了小说的审美品性。”[20]《引力》为抗战小说审美品格的提升做出了贡献。
与此同时，诗化小说对意境的追求也造成了古典意象的聚集。这些意象不仅服务于“造境”，它们还与诗意人生内部的文化心理机制密切相关。这些古典意象是一种浓缩了的中华文化质素。试看梦华与学生们的“最后一课”：
她想，空话还以不说为妙，那么就讲几首韦端几的菩萨蛮吧。她答应了学生的请求，并说希望她们能随手抄下她所要讲的这几首词来，梦华先从唐末的局势，讲到韦庄的入蜀，她说那时候中原多故，烽烟遍地，韦庄身虽在蜀，但无时不在眷念中原，乃发怀乡念国之思，沉痛悲凉，缠绵固结，殊于他作，而情调柔婉悱恻，使人肠为九回。[5]（P153）
与心爱的学生告别，梦华将情绪全部注入了韦庄的诗词之中。而这种诗意包裹的家国之思，很快在学生中引起了共鸣。在这场战争中，异族对于国家的侵略伤害着近代以来知识分子的民族国家梦想，感时忧国的传统使他们体验了较一般人更为深切的痛苦。在这种情境下，抒发自身的感伤，寻找心灵的“归宿”，没有比古典诗词更为合适的载体。富于诗教传统的中国人，很容易就能在古典的意象和情境中得到情绪的共鸣。这种寄情于古典形式的“中国化”思潮影响迅速扩展，有论者指出“这种倾向起初还只是更好地配合抗战的动员，但随后它迅速转化为新文学界的一种心理定向”[21]，《引力》就反映了这种“心理定向”。而李广田作为一个经受过“五四”洗礼且对外国文学有精深研习的作家，他的“转向”似乎昭示出一场抗战环境中产生的文化心理变革。曾有论者以鹿桥的《未央歌》为例，道出了这种“转向”的实质：“这种兼容互补的文化发展态势反映出战时中国知识界文化观念的转变，预示着自‘五四’以来文化思想上中西、古今、新旧之争的困局有了打破的迹象。显而易见，在这种文化态度中得到重新估价以至于平反的，乃是长期被简单化贬斥的中国传统文化。”[22]当然，小说也并未忽视抗战建国的时代主题。他通过人物的行动和文本的潜在情绪表达了对于抗战建国的期许。“民族主义一般被看做一个社会中压倒其他一切认同，诸如宗教的、种族的、语言的、阶级的、性别的、甚至历史之类的认同，并把这些差异融汇到一个更大的认同之中。”[23]抗战建国作为民族的共同愿望，决定了抗战建国中“民族国家”概念的强势地位，其在文学中会排斥一切对其理念传达形成阻碍的描写。然而在《引力》中，作者却摆脱了这种基于民族大义的生硬说教。在小说中，孟坚代表了宏大的民族国家的声音，他不断要求梦华立即离开沦陷区。但同时，作者又以充分的理解书写了梦华面临的种种困境，并且委婉地批评了孟坚对梦华的不理解。这就在民族国家主义的刚性之外添加了基于人性、人情的柔性，以一种情境中的民族主义取代了理念化的抽象的民族主义，从而避免了民族国家叙事的空洞化、教条化，使小说中的民族国家意识具有了一种人性的深度。而小说在反映作为普通人的梦华民族意识的逐渐强化与国民意识获得的时候，并没有选择采用常用的写作模式——在奔向国家的同时“拆解”与家庭的联系。梦华的民族意识不断强化，最终领悟到“人生如寄”的道理，对家庭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有了更为深切的理解。在这一刻，她终于感受到了自己与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获得了更为清晰的国民意识。在成都寻找孟坚而不得，深夜写家信的时刻，她仍然不忘记那个象征着家庭温暖的“理想中的庭园”。她的信件将她与家庭再次紧密相连，在这一过程中，她也将自己清晰的国民意识传达给了自己远在沦陷区的亲朋。在这一时刻，家庭与民族国家不再呈现为对个体的争夺、角力，而获得了一种更高层次上的统一感。个人、家庭与国家终于凝结成一种统一的民族意志。与个人主义的激进化思潮将个人与家国完全对立的方式不同，李广田在国家与个人关系的处理方式上，努力寻求的是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协调统一，注重的是在现代国民意识获得的同时仍不割裂其与传统的固有联系，这反映了李广田本人传统与现代交织的民族国家想象。
《引力》不仅有别于同时期的抗战文学作品，也与作者早期那些具有浪漫感伤情调的创作有所区别。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似乎可以从抗战中作者的个人经历中寻找。他随学生从山东逃亡到四川罗江，“这一段路程完全是走在穷山荒水之中，贫穷、贫穷，也许贫穷二字可以代表一切，而毒害、匪患以及政治、教育、一般文化之不合理现象，每走一步都有令人踏入‘圈外’之感”[24]。这段“圈外”生活，除了造就了散文集《圈外》，也一定程度改变了作者的审美趣味与写作观念。在日记《山踟蹰》中，他这样评价学生的文章：“写实际经验过的事情，免得太放任你的想象，因为想象很不容易符合实际、不真实；而且要用朴素的笔调去写，不要担心读者会看不懂你的意思”，“我只觉得你在那里捏着笔尖造作，总是山、总是水、总是花与女人，兄弟们血腥的战斗，微笑、沉重的脚步……你也许觉得内容很充实吧，然而我却觉得泛泛然，空无所有”。[25]无疑，这段流亡中的所见所闻，造成了作者对真实的极端重视，并深刻地影响了《引力》的风貌。同时，在日记里作者也多次痛斥同僚的无所事事及周围环境的险恶。动荡不已的生存环境及其压抑的氛围使得作者陷于内外交困的精神状况，造成了作者在《罗江日记》中的多次噩梦。至此，寻找心灵归宿与安慰便成为必然，而远在沦陷区的妻女则成为寄情的对象，将自己与妻女如实写入作品，成为作者自我精神疗救的最好方式，而小说中诸多故事情节均原文照搬自妻子的来信，也证明了《引力》是一部作者留给自己心灵的作品。
作为一部独具特色的书写民族心灵的抗战文学作品。《引力》的文本实践中当然存在着各种不足，然而这些缺憾无法掩盖它的价值。小说记录了抗战沦陷区生活的真实图景；通过对个体生命的关注抵达了人性的深度，再现了民族与个人在抗战这一极端体验下的互动关系。它的诗化特质拓展了抗战文学的审美维度，探索了传统文学质素表达现代生活的诸多可能性，其独特的民族国家叙事避免了宏大叙事中经常出现的浮泛和虚空。毋庸置疑，《引力》在众多的抗战文学创作中自有其不可替代的审美价值和意义。
作者简介：吕彦霖，男，河南鹤壁人，南开大学2015级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研究生，师从耿传明教授，主要从事四十年代文学、文化研究及抗战文学研究。作品散见于《天津师范大学学报》《抗战文化研究》《中国作家》《星星》及《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等刊物。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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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