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史的写作中，常常会遗忘一些历史上以文字为生的“作者”，这些遗忘或者是有心，或者是无意。但从整体上而言，所有的“有心和无意”都是文学史书写者独特文学观念的体现——无意地遗落的“作者们”，大约都是与特定文学观念所不合的“文学编外人员”。因此，所谓无意，也实则有心。路遥是如此的存在，王小波也是如此，林斤澜同样如此。在几部文学史中，林斤澜几乎都只有一句话的存在。这典型地体现在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一书中——“有以家乡风情描写社会改革的林斤澜的《矮凳桥风情》系列”。[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43页。]这种以群体形象出现的“文学史尴尬”极端地体现了林斤澜的小说处境。虽然文学并没有一定的标准，显得好像是每个人都可以“自说自话”，但一俟落到文学史的写作上，每一位写作者又都抱着固定的文学观念，无非是“文学性”的强调，不但包括语言、问题、风格，还包括故事、人物和思想。事实上，当一大批文学史着作都对某一个作家采取忽视的态度的时候，大约这样一位作家就很难在时间的积淀中，被大浪淘沙般地打磨出来。这种状况不见于文学史对待路遥的态度，也不见于对待王小波的书写，却唯独出现在对林斤澜的文学史评价上。究竟为何会出现这样的状况，恐怕还是需要重回历史语境之中，重回林斤澜的小说文本之中。
一 文学史与文学批评的尴尬
对于任何一部作品而言，一两位“文学史写作者”的意见恐怕都不能够最终达成“文学史的共识”，必须在众多文学史的书写习惯中，甚至借助教材、教学、课堂等形式来奠定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的经典地位。往往是这样的情形：要么某一两位批评家的意见，取得了代表性的认可，从而给定一个作家及其作品以文学史的地位。这在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影响中，尤为明显，甚至有人认为是夏志清发掘了沈从文、张爱玲和钱钟书。要么是几乎所有的文学史书写者，都注意到了一个作家及其作品的经典地位，同时在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视野中展开分析和构造。中国当代文学中比较典型的便是莫言、贾平凹、王安忆等人，他们的作品成为“研究的热点”，就在于是同时引起诸多豪杰们的注意。这种“众人一口”的状况，最容易奠定一个作家及其作品的文学史定位，也最少存在评价上的争议。
对于林斤澜而言，其“文学史的尴尬”不在于要不要给予他和他的作品以适当的文学史地位，而在于在何种程度上、在哪种基调中，或者在怎样的阐释框架内来容纳其文学作品。正是因为这后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导致了前一个较为表层的问题也成为了问题，才会有林斤澜在文学史叙述中的“一句话的尴尬”现象发生。既需要认可其作品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又难以进行归纳和分类，不利于文学史进行历史的梳理、源流的探索、思潮的定位。对于文学史书写者而言，林斤澜的小说总是充满了“怪味”，奇形怪状、非驴非马，最勇敢的人也找不到下手的地方，从而难以剖析解释，也就无法置入适当的文学史评述中。
同样如此的，文学批评或许面临着更多的尴尬。因为林斤澜及其作品所带来的纷争，让评论者甚至无所适从。毕竟，文学批评可以不用照顾时代的背景、历史的原因和文学的潮流等诸多叙述上的限制，可以就某一个独特的侧面来进行深入挖掘，完全可以实现“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理想效果。但类似地，也可以揪住某一个缺陷进行猛烈的攻击，必欲杀之而后快地鞭笞一顿才罢休，照样能起到“批评的愉悦”的效用。因此上，对林斤澜的评价就呈现出“文学批评的两极”来，导致了在借用文学批评来进行文学史书写的过程中，对林斤澜“无所适从”的感觉更深。在赞扬的一方，黄子平算是一个代表了。他的批评长文《“沉思的老树的精灵”——林斤澜小说论（1978-1982）》便集中精力，开掘林斤澜小说的独特性及其价值。但他也承认，“在当代作家中，再没有一个比林斤澜更让评论界既困惑又着迷的了。”“思想的深邃和独到，艺术探索的多样和奇特，这一切成就几乎都是在评论界小心翼翼的沉默中取得的。”[黄子平：《“沉思的老树的精灵”——林斤澜小说论（1978-1982）》，《沉思的老树的精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3-124页。]足见其评价的困难，和共识的不易。可是这个所谓的“沉默中取得的”“小小的共识”，很大程度上也是黄子平的杜撰罢了，因为这个“共识”看上去更像是黄子平的“自认为”，而非是众人皆知的“公认评价”。在这篇文章中，黄子平盛赞林斤澜小说的同时代性、叙述的探索性、形式的多样性、主题开掘的深入性、结构的独特性等，尤其是被指认是“很不正常的生活里，活出来的很正常的人”的代表的《一字师》。
从根本上而言，黄子平的评价不可谓不公允。然而导致“文学批评的尴尬”的并非是黄子平所挖掘出来的这种种林斤澜小说的贡献、价值或意义，真正的“文学批评的尴尬”在于，在多大程度上这些“优点”——同时代性、叙述的探索性、形式的多样性、主题开掘的深入性、结构的独特性等，能够被更多的人所接受。这就好比是，人们如果对酸甜苦辣咸都能品尝或者接受的话，那么对饮食中的“怪味”，偏好者可以将之夸上天，而厌恶者有可能将之打入十八层地狱而永不得翻身。从个人品味的好恶上来认定某一个作家及其作品的贡献、价值或意义，实际上是极其值得怀疑的。这正如所有人都说甜是好味道，从而达成对于甜的公共认知，那么哪怕有少许不喜欢吃糖的人要站出来反对，那反对也常常是无效的一样。同样的道理，对于臭味和怪味来说，普遍的意识里是排斥、厌恶的态度，也不会因为少数人的癖好独特而会有大众的改观的状况出现。林斤澜及其作品所遭受的，恰恰就是这一无法摆脱的“文学批评的尴尬”。
其实，不管是“文学史的尴尬”还是“文学批评的尴尬”，说到头都是“缺乏共识”所导致的视而不见，置若罔闻。这很大一部分的原因，究竟也不在别人身上，还需要从其源头上来一探缘故。重回林斤澜的小说，感受其散发出来的“怪味”，阅读者自然可以衡量出，哪些是属于“大众的共识”，而哪些是“个人的癖好”了。
二 内在的怪味：人物、故事及其他
小说《一字师》发表于《花城》1979年第1期。其时，中国文坛正处于从“文化大革命”的“荒芜”中恢复元气之时，一大批伤痕文学的代表作络绎不绝地诞生。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等，甚至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等。在这样一批小说所营造的氛围中，从共和国历史深处走出来的人，几乎都是遍体鳞伤，鲜血直流，不但身体上遭受了巨大的创伤，心灵和精神上也都是倍感压抑和苦闷悲痛的。奇怪的是，1960年代便已经步入文坛，写出具有奇特风格小说的林斤澜，却仿佛根本没有感受到这股伤痕的思潮一样，依然故我地操着奇特的书写方式，创造“别扭而瘦硬”的文学存在。
短篇小说《一字师》写来相当简单，主要因为林斤澜设置的人物形象比较简单。中学老师吴白亭是一个不受学生待见的认真负责的角色，在学生眼里他是“庸俗”的，理由竟是“一胖二秃三笑眯眯”——“他那圆滚滚的身体，就在书桌中间的羊肠小道上，车过来车过去，这桌上说两句，那桌上指指点点。”[林斤澜：《一字师》，《林斤澜文集》（小说卷·壹），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94页。]这个极其认真负责的老师，最大的特色就是喜欢给学生们挑错别字，尤其是在作文本上，勾勾画画把错字、别字和词语滥用和用错的地方标识出来。可是最后，他吃亏就吃亏在“一个字”上。“文化大革命”期间，吴白亭写大字报，因为“乱写”而被揪出来批斗，原因竟然是“遗臭万年”中的“遗”字所引发出来的“惨案”。因为在他将“遗”字写到“贵”字的时候，红卫兵小将便把他给揪出来了，因为他的“遗臭万年”指定要写成“贵臭万年”了。最后误会消除，“遗”终于在“贵”字上加了“辶”旁，“吴老师解放了”。再后来，吴白亭被赶去做收发室的工作，因为要预备给青年教师讲课，而大多数青年教师都不读书，他担心举例子别人听不懂，故而去借用录像带来弥补，去到那个单位要看工作证，吴老师却把退休证拿出来了，原来他被提前退休了。他的学生为他打抱不平，要把这退休证给退还了，吴老师却不让，因为上面写的并不是他的名字——那年月，提倡简化字，“亭”被简化写成了“丁”，“吴白丁”自然不是“吴白亭”。吴老师终其一生，都在和“一个字”较劲，可谓是真真正正的“一字师”。
除了“一字师”吴白亭之外，小说还精心安置了另外两个人物形象，其一是作为叙述者的“我”。整个故事都是在“我”的叙述中，逐渐展开的——在“我”的眼里，吴白亭老师是一个彻彻底底“招人厌”的人，在“我”看来，他的胖有了肥腻的感觉，他的秃有了恶心的感觉，而他的笑眯眯则则让人想起了“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的判断来。“我”其实也是一个“文化大革命”中的受害者，“当了兵，又开过电机，又在科研单位里涮锅试管……”[林斤澜：《一字师》，《林斤澜文集》（小说卷·壹），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94页。]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吴老师的“桃李满天下”。复原回家后，为了儿子的上学，求吴老师。后来遭遇下放干校。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事的磨练，逐渐懂得了吴老师的艰辛和不易，升起了同情之感，更在最后用了对“一个字”的评价，来对“文革”进行了嘲讽——“要是这样简化，亭子、钉子、顶子都分不开了。白丁的意思是文盲，偏偏是个教语文的……”[林斤澜：《一字师》，《林斤澜文集》（小说卷·壹），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04页。]
围绕着吴白亭的另外一个人物形象，便是“我”的儿子。他在吴白亭的帮助下，顺利进入了学校学习，在“红卫兵小将”造反的年头，坚定地认为写下“贵臭万年”的恩人吴老师是“反动”派——“一臭万年。一字上边添个中，下边加个贝，成了贵臭万年，这还不反动！”[林斤澜：《一字师》，《林斤澜文集》（小说卷·壹），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00页。]再后来，“儿子留在学校里，担任了初中的语文教师。”这样一个断章取义、知其一不知其二的人，居然占据了认真负责的吴白亭的位置，一种荒谬和反讽的意味，于焉可见。后来“我”终于明白了，原来儿子有“后台”，便是在传达室的吴白亭。儿子仍不知感恩，开口闭口称呼吴白亭为老头，“当面叫‘喂’。”但是在他的言语行为背后，“我”却发现，儿子也“始终笑眯眯的”，“如今我才发现，着笑眯眯里边是优点怪异的东西，说轻了是自信，说重了是固执。我承认我儿子才是吴白亭老师的学生。”[林斤澜：《一字师》，《林斤澜文集》（小说卷·壹），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02页。]同样颇具反讽意味的是，儿子的笑眯眯与老师的笑眯眯神似的背后，却是背道而驰的东西——一个是狡黠、无知和蛮横，一个则是爱、宽容和关怀。
整个《一字师》的故事极其简单，说白了，便是围绕着“一个字”和另外“一个字”而组织起来的两段“一字师”的人生遭遇。开首的部分，通过“我”的叙述，把“一字师”吴白亭塑造成一个惹人厌的老师，随后用“遗”字勾勒出了一段吴白亭的“历史的冤假错案”。因为“遗”字在书写过程中，被断章取义而被揪出来批评，被打倒。于此，“文化大革命”的种种荒谬也就显而易见地被烘托了出来。第二个字便是“丁”，讲述了一个被提前退休了的中学语文教师，从一个人被迫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的故事。而这个故事背后所隐藏的，不仅仅是简化字对汉字的改变，还牵扯出了一个时代的无知、愚昧和肆意妄为。吴白亭变成吴白丁，白丁却是对一位认真负责的语文老师的称呼。这种讽刺的力道便快刀斩乱麻，在毫不起眼的地方，杀人于无形。
《一字师》真正要表达的，却并非是简单的“一字师”的故事，而是要在别扭、固执和奇怪的书写中，来达到对“文化大革命”的批判和鞭挞。从这个角度来说，林斤澜用了一种极其奇怪的方式，写下了“独特而奇崛的伤痕文学作品”。但是这“伤痕”又是被通过精心的伪装所隐藏起来的，难以被发现，一眼看过去只是一个可有可无、可轻可重的中学老师的遭遇罢了。但正如所有食物的“怪味”都需要慢慢地去品尝，方能领悟其中的诱人之处一样，林斤澜小说的神韵同样呼唤细致、耐心的咀嚼和品味。“遗”字所揭示出来的“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红卫兵小将们的断章取义、专横霸道，无疑揭露了那个特定历史时段的荒谬与黑暗。“丁”字则更加扩大化，把一个历史时期肆意妄为的“文化行为”用了一个十分巧妙的方式展示出来，充满了讽刺和挖苦的意味，也同样把“文革”时期的荒诞行为给展示了出来。然而这种种，却隐藏的那么深，任何一次轻轻滑过的阅读都无法获得文本背后的思想信息。表面上，“一字师”为了一个个汉字，造成了人生的起起伏伏，而内里中，则绕道文化现象来真正地剖析“文革”时期的种种怪现象。说伤痕而不用伤痕却处处充满了伤痕，是鞭挞和批判却从不提及鞭挞和批判，而又处处显示出鞭挞和批判的智慧来，这便是林斤澜的小说的独特韵味了。只是写来，却那么的奇崛、别扭，不通人情，不近人情，正的偏要反着说，反的偏要正着说。因此，这小说就需要高明的读者，从正里看出反，从反里看出正来。
三 形式的怪味：结构、叙述及其他
倘若只有内容上的独特的人物形象、普通平常又少见的故事和隐晦含蓄的思想表达，那么林斤澜的小说绝不会造成如此大的“文学批评的尴尬”，更不会产生这么不能理解的“文学史的冤案”。顶多这种奇奇怪怪、难以拿捏的人物、故事归入到“后现代主义”的探索小说之中，作为一类新奇的存在，也仍旧可以给出具体的文学史定位。但偏偏，林斤澜把这些奇特的怪味，装入到同样是奇特的器皿中，用了奇特的方式给叙述了出来。这就让一般的读者敬而远之，连尝试着触碰一下的欲望都没有了，最基本的“难瞧好吃”的道理也被遗忘殆尽，哪怕是宝贝，也会被埋没在红尘中。
从结构上而言，林斤澜的《一字师》可谓是“匠心独运”。但所有的“匠心独运”又都来的那么轻松、自然，看不出任何“雕琢”的痕迹。从大的层次上来说，小说是一个“双重复现结构”的形式。这第一层的“复现结构”便是两代人对一个人的烘托和塑造。吴白亭、“我”和儿子的存在与故事，并未能获得独立性，单独地拿出来无足轻重，不足以形成任何对“文革”的鞭挞和批判。但妙就妙在，吴白亭的故事全部建筑在“我”和儿子的故事之上，只有奠基在“我”和儿子的故事，吴白亭的故事才会存在，才能存在，才可显示出其价值和意义。而只有在吴白亭的故事中，“我”和儿子的种种遭遇、行为也才同样地被照亮，被赋予深层次的含义。“我”从开始时候，对吴白亭的讨厌，到后来逐渐认识到“一字师”的可尊敬处、可悲哀处、可怜悯处，从而生出正义感，恰恰明证着“文革”对人性的糟踏，对日常生活的颠覆。也正是因为儿子对吴白亭的批判，从“遗臭万年”到“贵臭万年”的可笑，才会有“造反派”们的小丑化表演；也正是因为儿子是一个不学无术的青年，却成了中学语文老师的荒诞事件，才能牵扯出“吴白亭”到“吴白丁”的反讽转换。“白丁”说的不仅仅是吴老师的名字，还说的“文革”期间的教学竟像是儿戏一般的“白丁”说大话，更说的“文化大革命”恰恰是“最没有文化的革命”，“最反文化的革命”，是“白丁群小的丑陋表演”，也是“文盲无知者的躁动”。于是“双星拱月”的结构模式，在烘托、反衬的效果之外，还存在着对比、映照的作用。
第二层的复现结构，则同样是“双星拱月”的结构模式，但这一层的“双星”却不是人物，而是“汉字”。小说的题目既然是“一字师”，那么作为整个小说的“文眼”，“一字”便成了结构小说的核心。但“一字”仿佛还不够，重叠地使用“一字”，便可达到“一唱三叹”的效果，于是林斤澜就运用了古老的“诗经手法”——重章叠唱。在起首部分，先用“掌握”、“达到”、“水平”这种常见的学生作文中的语病，来凸显“一字师”的正常教学活动，让奇怪的故事变得普通寻常起来。紧接着，“遗”字的故事被讲述的越是荒诞，个人命运被戏弄的历史沧桑感也就越浓烈，从而对“文革”的鞭挞和批判也就更犀利。末尾处，“丁”字的故事再一亮相，不但起到了烘托文眼、推进故事的效果，还能起到反讽、挖苦和讥嘲的效果——但所有的这些，都是带着泪水的痛苦的欢笑，绝不是图一时之快的逞能、炫耀或显摆。林斤澜的高明处在于，这种高明的背后深藏着质朴的情感和胸怀，因此上高明却并不是“耍聪明”“小聪明”，并不是狡黠、机智，而是大智慧的洞若观火，大聪明的淡然一笑。若阅读者只看到了高明处，还不能体味林斤澜的小说的妙处，非得从高明处看到最朴素的感情来，那不忍之心、悲悯之痛，才会被体认，被感悟。
《一字师》文本结构上的大智慧，却偏偏掩盖、隐藏在一个叙述上的“刻意的笨拙”的表面之下。这可谓是林斤澜的另一种“大智慧”。从整体上而言，《一字师》的叙述显得笨重、木讷而缺少灵性，完全不是诗意的话语，或小说家的语言。甚至连乡村野夫的街语巷谈多算不上，读上去竟然像是一篇“中学生的习作”。无节制的口头语的自由流露，故意夹杂着的雅致的词汇的楔入，别扭拧捏的修饰语点缀……都显得整个小说仿佛是未经打磨的粗糙陶瓷，不但没有光泽，连做个器皿都显然不够。更重要的是，看上去可有可无的“重复”，更加重了小说“失败的感觉”——对吴白亭的“一胖二秃三笑眯眯”的一再的复现，经久不息地出现在文本的各处，数十年前如此，若干年后仍旧被刻意凸显。再加上刻意凸现出来的“对比和映衬”，整个小说处处都显示出一个“未完成品”的特征来，笨重、拙讷、粗糙，又傻傻呆呆地，憨厚到愚的程度，质朴到蠢的境界。但只要稍具常识的读者立马会想到，这么一个大智慧的人，写出如此“刻意的笨拙”的作品，定然是别有所求、别有用心的曲意。思及此，方知“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的古圣先贤的训示，再一次于林斤澜的小说中，肆意地流淌着。与此同时，“刻意的笨拙”就显示出奇怪的一面来，本来适合炒菜的，偏拿来蒸煮；本来适合油炸的，偏要炖爊。口味之奇特、生硬，恐怕一般人是难以接受的。
如此，“文学史的尴尬”也好，“文学批评的尴尬”也罢，林斤澜及其作品却别有趣味，非一般人所能够享受得了。那种洗尽铅华的老老实实，那种高明的大智慧与大情怀，果然会与时代产生龃龉，虽不至于背道而驰，但最起码也是各走各的阳关道，各过各的独木桥。异曲同工之妙虽有，天壤之别同在。这便是林斤澜的《一字师》所带来的启发。
四 小说的怪味：细品、多思及其他
大凡能在文学史上立住脚的作家，要么是跟随某一文学潮流，推陈出新，将之拔高到一个新的境界；要么是另辟蹊径，自成一派，但一定得是成一方诸侯，引领时代风潮。前者如声势浩大的“伤痕文学”诸位代表，以及延伸下来的“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小说”、“新写实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等。后者如孙犁的别具一格，汪曾祺的别开生面，文学史虽然归纳起来比较费劲，却是不得不重视的文学史现象。林斤澜吃亏就吃亏在，他既不站在前者的序列中，也无异于后者的另立旗帜。所以读林斤澜的小说，总觉得，他既不是像汪曾祺那样，自开一路，形成鲜明的风格，在师承上有明确的皈依，在发展上有独特的个性；也不是当时流行的现实主义书写风格，就伤痕来谈伤痕，就文革来谈文革。而是通过巧妙的置换，把文革的荒诞融入到日常的小事中，且这小事又是奇怪与独特的，一般人不注意的地方，偏就生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曲折隐晦地表达出自己所追求的种种。同样是鞭挞和批判“文革”，“伤痕文学”就急切切地要暴露，要揭发，要撕开伤口给众人看；“反思文学”则要剖根问底，探索究竟，一副苦大仇深的模样，忧国忧民。但林斤澜却追求别一番风格，举重若轻，嬉笑怒骂中自然而然地见出精神和智慧，旁敲侧击地传达自己的思想和关怀，曲折隐微又和盘托出地说出见解和观念。往往看上去小心翼翼，扯闲篇儿，却句句又都关宏旨，都切中要害。指东打西是它，指桑骂槐也是它；有时候竟可能是指鹿为马的荒诞，但不管是鹿还是马都又指向同一个目标。甚至，看似南辕北辙的故事和结构，容纳的却是悲悯之心、大爱精神。
因此，对于这种“小说的怪味”就不宜急着下判断，定地位，作评价。往往需要首先驻足观察，在阅读的过程中品味其中的“隐微之词”的别有所指，尤其提醒在别扭、奇怪的地方，多一个心眼，留一个神，那韵味自然就慢慢地被品味出来了。《一字师》的看似笨拙的叙述中，藏着无限的期许与感慨；复现的众星拱月结构，稍不留意便会要么固执于人物的反衬，要么黏滞于两个汉字所引发的荒唐故事。尤其是略显絮絮叨叨的说话方式，看似诘屈聱牙的组句炼词，都需要静心观察，细细品味来挖掘其背后所隐藏的“春秋大义”。自然，如果文学阅读成了这种“苦役”，那么其“寓教于乐”的功能也大打折扣，只好拒人于千里之外，自顾自地存在着。这也是为什么，林斤澜及其小说总是遭遇“文学史的尴尬”和“文学批评的尴尬”的原因所在。
但正因为如此，恰如在日常生活中，总不能因为腐臭和怪味的难以忍受而否认其存在的现实，文学史也必然要认清其所肩负的使命和履行的职责，既要挑选伟大的作品以存世，也同样需要丰富历史的侧面，以完整的多样性呈现文学存在的复杂性，从而书写百味杂陈的文学史，过有滋有味的日子。
2017.4.9人大图书馆·求是楼
2017.4.23改毕
（编辑：王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