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上》/付秀莹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6年10月
武歆
新书快评
用“简单”也可以书写“复杂”
用“舒缓”也可以书写“陡峭”
付秀莹的长篇小说《陌上》是这样开篇的——“芳村这地方，怎么说呢，村子不大，却也有不少是非。比方说，谁家的鸡不出息，把蛋生在人家的窝里。比方说，谁家的猪跑出来，拱了人家的菜地。比方说，谁家的大白鹅吃了大田里的麦苗，结果死了。这些，都少不得一场是非。”
时刻都在发生惊悚、诡异故事的当下，竟敢还像简·奥斯丁那样舒缓地讲述乡村故事，作者莫非生活在世外桃源？要知道大洋彼岸的斯蒂芬·金，还有那个著名的唐·德里罗，他们创作的小说，早就使用惊险、悬疑来压住自己的阵脚，以此对抗美国纷繁多变的现实生活。小说不比生活更加“凶狠”、更加“狡诈”，读者怎么能够睁大眼睛“津津有味地阅读”？每天都在面对“不可思议的生活”的人们，还能静下心来端详“芳村的鸡、鹅、猪”吗？
曹文轩教授这样推介《陌上》——“在一个失去风景的年代，阅读她的作品，我们可以随时与风景相遇。”
是的，从文学角度来讲，“文学风景”不会等同“生活风景”。也就是说，书写“惊险社会”除了用好长枪短炮、匕首暗箭，还可以陡然一转，使用细长的刻刀抑或薄薄的刀片，就像麦克尤恩总是倡导的“结尾向前文的反戈一击”那样，用“简单”也可以书写“复杂”，用“舒缓”也可以书写“陡峭”。
应该承认，《陌上》的“进入”确是舒缓，“切口”处的风景也有些“平淡”，缺少“疾风暴雨”，也没有“惊艳的彩虹”，但是反过来讲，长篇小说的深邃、阔大、厚重并不介意“进入”的切口多么玄奥、多么令人瞠目结舌——比如美国图书馆借阅率最高的哈珀·李的《杀死一只知更鸟》，“我哥哥杰姆快十三岁时，胳膊肘严重骨折。等到痊愈，他再也不能玩橄榄球的恐惧也消失了，便很少意识到自己的伤残”；现在已经成为老太太的英国拜厄特的《传记作家的传记：一部小说》，“我是在加雷斯·布彻尔声名远扬的理论研讨班的某堂课中途仓促做出决定的，当时他正在用那如泣如诉、轻柔悠远的腔调引述恩培多科勒的句子”；还有被认为与福克纳的《押沙龙，押沙龙》“毗邻”的爱德华·P·琼斯的《已知的世界》，“主人去世的那天傍晚，摩西让其他成年人——他老婆也在其中——先收了工，拖着又饥又累的身体返回他们的棚屋，然后他自己又干了一阵儿”……更为重要的，是在“切口”呈现之后，叙事怎样推进、怎样扩张，怎样用独特的叙述让小说中的人物栩栩如生，怎样让栩栩如生的人物编织起生活与社会的画卷，怎样让画卷呈现迷人的风采，怎样使其风采让人长久地思索。
阅读《陌上》，最让人关注的还是作者的叙述方式。因为用怎样的腔调讲述故事，也就决定了小说拥有怎样的气质。一部小说，气质最为重要。语言可以绵柔，可以粗犷，可以嬉笑，可以怒骂，甚至可以七拐八绕、颠三倒四，那都可以称为风格、特点。结构呢，更是千奇百怪，哪一种结构，无论是否成功，无论遭到怎样的指责和讥讽，都会成为作者的一种新探索。可是气质就不同了，它注定了一部小说的命运，注定它们将要如何安放，是摆在人家枕边随时诵读，是摆在大学图书馆被人深刻研究，还是到了书柜底层落满尘埃，被其他同类欺凌、压迫，乃至刚从印刷厂热乎乎地出来就进了冰冷的纸浆池。气质是无法遮掩的，也是无法狡辩的，是有目共睹的。
《陌上》拥有自己“清丽柔美”的气质。它干净、整洁、素雅，带着乡野的清风。“翠台起得早，把院子里的雪都扫了，堆到树底下。水管子冻住了，她又烤了半天。接了水，做了饭，翠台迟疑着，是不是该去新院里叫孩子们。”描写人是这样，描写景物也是这样，“树影子琐琐碎碎的，落了一院子。鸡冠子花红得胭脂似的，好像是，马上就要红破了。美人蕉就收敛多了，肥大的花瓣子，嫣红中带着那么一点点的黄，艳倒是极艳的。”描写人物关系也是，“娘就是一个刁人儿。爹呢，却是个老实疙瘩。在爹面前，娘的气焰大得很。”简简单单的描述，就把人物关系说得脚踏实地。
付秀莹手中的笔自始至终都是“慢”的，看不出一点急躁情绪，她用“没有雕琢的清新”，将生活在芳村的女人、男人、孩子、村庄、灶台、水井、田野……一笔一笔地勾画。她用“好一副白描手眼”（李敬泽语），在讲述“三个女人一台戏，芳村的女人个个都有一台戏”的同时，已经重新拓展了乡土文学的疆域，让“荷花淀派”不断拥有新的解读。《陌上》更是一次中国传统文学的张扬，不仅体现在叙述风格上，还体现在许多细微之处。比如目录的编排，《陌上》大踏步地回到章回体，尤其是楔子，完全就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再现，简明扼要地讲了刘家、翟家、符家的祖上、过去以及当下，还通过小卖部、磨坊、药铺、馒头车等，以及各种节气的过法，用不多的字数勾勒出了芳村的风貌，讲述芳村的风土人情。然后接下去，再慢慢、细细道来。就像《水浒传》里每个人物的出场，都要先有一番交代，说清长相、身世、性格，然后再说故事。传统写作都不怕交底，不怕露出底牌，敢于上来亮出“剧本大纲”，让读者清清楚楚，这和当下盛行捂着、藏着、绕脖子的叙事格格不入，也与“曲径通幽”的叙事谋略背道而驰。
应该承认，付秀莹完成了一次颇有意义的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敬意与追随。
（实习编辑：王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