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书信多得惊人，据有人统计，他于1915至1919年间，每天少则写信二点二八封，多达三点四一封，一生的书信推断有四万三千封，“按最保守的估计”，“也应有两万封左右”。这么大的数字真有点难以置信。此数据得之署名“云之”的文章《胡适书信究竟有多少》(2005年4月15日《文汇读书周报》“书人茶话”版)，想来“云之”是耿云志先生的笔名。耿先生是著名的胡适专家，由不得人质疑。耿先生说:“但我们现在所收集到、所见到的胡适书信，中文的只有二千二百通左右，英文的约八百余通，两项加起来才三千通左右。”可见百分之九十的信都散佚了。
日前费孝通先生作古，我就想起胡适与费孝通有过的一回书信往还，似未载于专收胡适书信的几种出版物，亦未载于《胡适年谱》，不妨过录，以示同好。
孝通先生:
昨天在观察二卷廿二期看见大作《负了气出的门》，开篇两节里就有两个大错，不敢不奉告。
第一节说邱吉尔“显然得歪曲了历史，即使没有歪曲，也不免是断章取义”。邱吉尔说“他身体流着的血，一半是来自美国的”。他的母亲是美国纽约的Jennie Jerome，当然可以说他的血一半是来自美国的。他说的是史实，并没有歪曲历史，也没有断章取义。
第二节说怀德海名字里有个North，这并不错。但你解说错了。你说“原来他是North，将军的后裔，而这位将军是奉命来镇压美国独立的”。历史上并没有这样一位将军。小怀德海说的大概是指美洲独立时的英国首相LordNorth。当时北美十三帮最恨的是英王乔治三世和他的首相LordNorth。
先生既发愤写《美国人的性格》，似乎不可不多读一些美国人人知道的历史。如上述两例，都是人人知道的常识。若不改正，必遭读者讥笑。故不敢不奉告，想能蒙原谅。
胡适卅六年八月廿五日此信是我南飞前一夕写的。写了后，我不敢寄出。今天重看一遍，觉得朋友有切磋之责，故补寄上。乞恕！适之(卅六年九月八日)
费孝通接信立刻作复，复信和来信一并刊在《观察》杂志三卷四期，刊登时费信删略了首尾两段，首段的删略已见注“前略”，尾段未再说明，现按杂志文本也录示于下:
适之老师:(前略)我说“歪曲历史”和“断章取义”原是想说:从历史的过程说，美国人的血是从欧洲去的，至少大部分是如此。邱老有意把自己的“血的倒流”来标榜，用意是想去歪曲tobend一般对于历史的成见。他自己的个例是历史上的“断章”，少数倒外之意，用以取义，使美国人听来高兴。行文不慎，以致读来不易十分清楚。
怀德海教授的故事是他和我说的，我没有问清楚底细，把爵士变成了将军，罪甚。
孝通卅六年九月十日一来一回，看似仅纠正一两个纯然知识性的错误。若只是知识而已，那么胡适此信不录于出版的书信集也罢。但果真如此，哪值得繁忙的胡适写寄此信。费孝通是吴文藻的学生，吴乃冰心丈夫，吴与胡适同辈。因而胡适大有资格做费孝通的老师，费的回信确这般尊称他的。作为师长，况且是以绅士风度著称的胡适，虽信里口气温和如其一贯文风，但于学生不必有的客套言词实在拒费孝通于千里之外。有的话，“如上述两例，都是人人知道的常识。若不改正，必遭读者讥笑。”其实又说得很重，不那么绅士了。
究其所以，需明白费孝通的《负了气出的门》是怎样一篇文章。要而言之，此文对美国作了尽情嘲讽和委婉批评。文章说:“美国人对于欧洲具有很复杂而且冲突的感情。这感情表现在历史上的是一连串反反复复，似乎没有一贯性的事迹。”“美国人是负气出门的，他们尽管天天叫着‘美国化’，但没有人比他自己更明白，美国文化是缺乏明白的标准的。”费孝通嘲讽、批判美国的文章已成系列，这是第八篇了，文章有个副题“美国人性格之八”。想来一贯亲美的胡适，坐视费的嘲讽和批评如骨鲠在喉。然而，他既不便也无精力与费长篇论战，于是用信教训费一下。信中这句话，“先生既发愤写《美国人的性格》，似乎不可不多读一些美国人人知道的历史”，说的是历史，又何止于历史，或更不在于历史，其意味之深长让费孝通去体会了。
毕竟胡适属于师辈，这样指错有点不够儒雅，所以信写成略存犹豫，未予付邮便匆匆去南京参加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的筹备会议。胡适终于将信寄出，或许与他返回北平看到费孝通又一篇文章不无关系，即刊于9月6日《观察》上的《论绅士》，胡适寄信的决定在9月8日。费孝通写作《论绰士》的初衷不得而知，从文章看，并无言语涉及胡适，纯然一篇学术随笔，全篇阐述封建时代的社会阶层结构。然而在绅士胡适读来，难免有令他敏感的句子:“绅士是封建社会中那些被称为士大夫所蜕变出来的”，“是封建解体，大一统的专制皇权确立之后，中国传统社会中所特具的一种人物。”“绅士是退任的官僚或是官僚的亲亲戚戚。他们在野，可是朝内有人。他们没有政权，可是有势力，势力就是政治免疫性。政治愈可怕，苛政猛于虎的时候，绅士们免疫性和掩护作用的价值也愈大。”最后一句是:“绅士是士，官僚是大夫。士大夫联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一个重要的层次，就是到现在还是如此。”胡适难免不以为它含沙射影。
胡适与费孝通的这次“交锋”，焦点当是彼此看待美国的基本立场不同。信是费孝通给《观察》公开发表的，他貌似谦卑(后学身份不得不如此)，知识性失误也无法不予认错，可是他的政治态度毫无退缩，至多认个无碍本质的“行文不慎”。好在胡适没有挑破，费孝通就顺势装作糊涂，不理会他的醉翁之意。一年以后，局势急剧发展，国民党败象明显，费孝通在《观察》发表《美国在华还能做些什么》，态度则明确得多了，抨击美国:“主观希望是在这世界上独霸，造成个‘美国世纪’。在这世界上，花旗的商品可以通行无阻，各地原料都可以用美金收买，经济血脉条条通向纽约心脏。”
费孝通原也算倾向欧美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到抗战胜利重开内战时，他的态度变化反映一批同类知识分子情绪的转向。于是《观察》杂志应运而生，杂志封面开列了七八十位撰稿人，除杨刚这样个别的历来左倾人物，基本都属费孝通一类的文化、教育界人士，如傅斯年、潘光旦、吴世昌、柳无忌辈，不少还是胡适的多年朋友，包括与胡适关系很深的任鸿隽、陈衡哲夫妇。他们因失望于当政专制腐败而疏离美国，常常撰稿讨伐时局弊端，《观察》杂志几乎成反对蒋氏独裁的前沿阵地，有时捎带讥刺它的靠山美、英两国，费孝通不过是其中更为积极者。胡适因储安平请求亦列名为撰稿人，却从未撰稿，仅接受一次专访，杂志有长篇报道。出自种种原因，不撰稿的撰稿人还有一些，而原因与胡适差不多的只是梁实秋等少数几个，这透露出他们对《观察》持有保留态度。《观察》创办之初，编者储安平每期寄赠胡适阅览。出完一卷二十四期，储安平才写长信恳请胡适为撰稿人，并约写二卷一期文稿，限定了时日，特留首篇页面虚席以待。胡适未予理睬。《观察》编到三卷，储安平曾往北平拜见胡适，想是胡适说了些应酬话，储因此再写信约稿，胡仍未答应。正是胡适写好给费孝通信未寄便去了南京的这一次，他向蒋介石提出“十年教育计划”的建议，舆论反响强烈。储安平又乘机致信胡适，要求在《观察》发表“计划书”全文，或者胡适专为此做一篇文章。胡依旧是没有回应。他这般冷落《观察》，显然也是源自对美国态度的差异。譬如美国施行的经济援华政策，多遭知识分子反感，朱自清签字丧命(朱自清不是《观察》撰稿人却登了好几篇文章)，胡适却在《中央日报》公开为之辩护:专就援华贷款这一点来讲，我认为中美双方要互相了解对方心理……从中国方面来讲，我们既要借债也应该懂得贷款人的心理。人家希望有不贪污、不浪费的保证，就不仅仅是与费的交锋，不妨也可看做与《观察》杂志的“交锋”吧，表明了历史转折之际自由主义人群的分化。本来胡适和任鸿隽、陈衡哲是几乎不可分的“三个朋友”，两年后一个随蒋介石去了台湾，另两个留在大陆，而在此时已见出分手的端倪。
(编辑：田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