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一个人走到哪里，家是你永远回得去的地方。当一个人从他的家走出来，他身上带着全部家庭历史的总和。这一点是真实无欺的，包括他的家庭关系、父母的为人以及家里的规矩。

　　对我来讲，家就是曾在大时代里为我遮风避雨的小窝。

　　我幼年时正值“文革”期间，父母都下放了，是姥姥把我带大的。在我上小学之前，姥姥给予 我的教育相当于让我读了一个小私塾。因为外面很混乱，又没有像样的幼儿园可上，姥姥也怕我出门受欺负，我就在北京城府右街的那个四合院里，跟着我的姥姥走过整个童年。院子的对面就是中南海的高高红墙，每天都有浩浩荡荡喊着口号的人群川流不 息地从我家门口走过。就在一墙之隔安安静静的小院里，姥姥教我读唐诗宋词、写毛笔字。

　　我最早学写字，是为了给妈妈写信。家里大人常常提起的一件事，是我4岁的时候，给我妈妈歪歪扭扭写了一封长信，叠起来装进信封，信封上写着“大皋 村妈妈收”，然后就直接扔进邮筒里去了。“文革”中太多人家 都支离破碎了，爸爸妈妈天各一方，我没有一个完整的家，从小的不安感特别强烈。这种环境下是什么让我获得安全感？是书让我感到安全。人总要有一点亘古不变、觉得安全的东西。 姥姥给予了我全部的安全感，尽管我姥姥规矩挺大。

　　姥姥给我的印象极深。

　　姥爷去世时，姥姥还不到40岁。那么年轻的一个女人， 拖儿带女，何其艰难！当时就有人说，张家少奶奶这么年轻，人又漂亮，一定会改嫁。姥姥本姓董，但她自己去警察局把名字改成“张君佐”，以此明志——为了这半世恩爱，一定替丈夫把孩子拉扯大。

　　那时候我妈妈才12 岁，是老大。别人说，张先生留下这笔抚恤金，把大丫头养到十五六，就让她干活去吧，剩下的好供男孩上学。姥姥说，那么做对不起我先生，这笔抚恤金儿女都得用。 在当时这简直是种妄想。姥爷原来是做电信工作的，他一过世，家里的顶梁柱没了。姥姥，白天教人读书写字，夜里整夜做针线活， 靠这些收入支撑这个家，抚恤金一分也不动。那时女孩都不念书，我妈却能上大学，特别不易！

　　姥姥对我妈妈说“：你要上什么大学妈都供着你。”我妈说她想学医，她的想法是，“家里要是有个学医的，爸爸不应该那么早就走。”周围所有的人都觉得她疯了，医学院学习时间长，花费又贵，“一个丫头，你供她学医，她弟弟以后怎么念书？”姥姥却说， “我丫头有志气，我供得起！”我妈是原辅仁大学毕业的，为了省下每分钱，实验室的青蛙她从来不用，自己去后海捕青蛙来做实验。我妈、我姨她们穿的鞋都是自己做的，都不出去买鞋。就这么紧衣缩食，姥姥供着孩子们念书。我舅舅从北京四中毕业后上了人大，他当教授的时候才30 多岁。我的妈妈、舅舅、姨妈，结婚以后都不离开我姥姥那间小院，在他们心里，妈就是天。

　　我爸爸、妈妈都是知识分子，也是干部，我舅舅是人大贸易系的主任，他们在外面都是见过世面的人，但是他们对姥姥有根深蒂固的礼数和忠诚。在姥姥的身上，我看到了中国文化非常有含意的成分——知书达理、明辨是非。

　　我特别怀念我们那个家，那真是最美的时光。我一直以来认为，它是你在这个沧桑时代所有的安顿， 它能在贫瘠时代链接起最富裕的亲情。

　　（编辑：王怡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