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社的摄像记者Mstyslav Chernov记录了他和摄影记者Evgeniy Maloletka在马里乌波尔拍摄20天的经历，二人在3月15日已从马里乌波尔撤出，自此当地已经没有任何外国记者。

  姆斯季斯拉夫·切尔诺夫（Mstyslav Chernov）是美联社的一名影像记者。以下是他对被围攻的马里乌波尔的描述，是他与摄影师叶夫根尼·马洛特卡（Evgeniy Maloletka）一起记录的，并由记者洛里·希南特转述。

  俄国人正在追捕我们。他们有一份名单，上面有我们的名字，而且他们正在逼近。

  我们是马里乌波尔这个乌克兰城市中仅剩的国际记者，我们一直在记录俄罗斯军队对这座城市的围困，已经超过两个星期了。当我们在医院内报道时，枪手开始在走廊里徘徊。外科医生给了我们白色的手术服，让我们穿上作为伪装。

  黎明时分，突然有十几名士兵冲了进来：“我的老天爷，记者们在哪里？”

  我看着他们的臂章，蓝色代表乌克兰，并试图计算他们是由俄罗斯人伪装的几率。我站出来表明自己的身份。他们说：“我们是来救你出去的。”

  手术室的墙壁因外面的大炮和机枪的射击而摇晃，留在里面似乎更安全。但乌克兰士兵奉命带我们走。

  我们跑到街上，抛弃了为我们提供庇护的医生、被炮击的孕妇以及因为无处可去而睡在走廊里的人。把他们都留在身后，我感觉很糟糕。

  9分钟，也许是10分钟，我们穿过道路和被炸毁的公寓楼，像是过了一辈子的时间。当炮弹在附近坠落时，我们扑到了地上。时间由每发炮弹的间隔来衡量，我们的身体紧绷，屏住呼吸。一股又一股的冲击波震慑着我的胸口，我的手变得冰冷。

  我们走到一个入口处，装甲车把我们送到一个黑暗的地下室。直到这时，我们才从一名警察那里了解到，为什么乌克兰人要冒着士兵的生命危险把我们从医院里救出来。

  他说：“如果他们抓住你，他们会让你上镜头，让你说你拍摄的一切都是谎言。你的所有努力和你在马里乌波尔所做的一切都将是徒劳的。”

  这位警员曾经恳求我们向世界展示他陷入绝境的城市，现在却恳求我们离开。他把我们推向准备离开马里乌波尔的数千辆汽车。

  那天是3月15日。我们不知道是否能活着离开。

  乌克兰哈尔科夫市离俄罗斯边境仅20英里，作为一个在这里长大的青少年，我学习如何处理枪支，学校课程里有这个。当时这似乎毫无意义。我的理由是，乌克兰的周围都是朋友。

  此后，我报道了伊拉克、阿富汗和有争议领土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阿塞拜疆和阿尔察赫共和国之间的争端）的战争，试图向世界展示战争惨烈的第一手情况。

  但是，当美国人和欧洲人在今年冬天从基辅市撤离他们的使馆工作人员时，当我查阅俄罗斯军队在我家乡对面集结的地图时，我唯一的想法是：“我可怜的祖国”。

  在战争的最初几天，俄罗斯人轰炸了哈尔科夫巨大的自由广场，我在那里一直玩到20多岁。


  我知道俄罗斯军队会把东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视为战略要地，因为这里位于亚速海。因此，2月23日晚，我和我的老同事、美联社的乌克兰摄影师叶夫根尼·马洛莱卡坐他的白色大众面包车出发了。

  在路上，我们开始为备用轮胎发愁，并在网找到附近有一个人愿意在半夜把轮胎卖给我们。当我们向他和通宵营业的杂货店收银员解释，我们在为报道战争做准备时。他们看我们的眼神就像我们疯了。

  我们在凌晨3点30分驶入马里乌波尔，战争在一小时后开始了。

  马里乌波尔的43万居民中约有四分之一在最初的日子里离开了，当时还可以。但很少有人相信战争即将来临，而当大多数人意识到他们的错误时，已经太晚了。


  俄罗斯人一次次地用炮火切断电力、水、食品供应，最后，最关键的是切断了手机、广播和电视塔。在当地的其他几名记者，在最后的连接被切断和全面封锁之前就已经离开了。

  用封锁来制造信息缺失，可以实现两个目标。

  第一是混乱。人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会恐慌。起初我不明白为什么马里乌波尔这么快就崩溃了。现在我知道，这是因为缺乏通讯。

  第二是逃避责任。如果这个城市没有信息传出，也没有被炸毁的建筑和垂死儿童的照片，俄罗斯军队就可以为所欲为。

  如果没有我们，就什么都不会有。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冒着如此大的风险，试图把所看到的东西发给世界，这也是让俄罗斯愤怒到需要追捕我们的原因。

  我从来没有觉得打破沉默是如此重要。

  死亡来得很快。2月27日，我们目睹了一名医生试图拯救一个被弹片击中的小女孩。

  她死了。

  第二个孩子死了，然后是第三个。救护车停止接载伤员，因为人们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无法呼叫他们，他们也无法在被炸毁的街道上行驶。

  医生们恳求我们拍摄家属自己送来的死伤者，并让我们使用他们不断减少的电力来拍摄。他们说，没人知道我们的城市里发生了什么。

  炮火击中了医院和周围的房屋。炮弹打碎了我们面包车的窗户，在车的侧面炸了一个洞，刺破了一个轮胎。有时，我们会跑出去拍摄燃烧的房屋，然后在爆炸声中跑回来。

  在城市里还剩一个地方可以获得稳定的链接，那就是布迪韦尔尼科夫大道上一家被洗劫一空的杂货店外。每天一次，我们开车到那里，蹲在楼梯下面，向世界传输照片和视频。楼梯对我们的保护作用不大，但比起在户外，它感觉更安全。

  到了3月3日，信号消失了。我们试图从医院7楼的窗户发送视频。正是在那里，我们看到坚实的中产阶级城市马里乌波尔的最后一块碎片分崩离析。

  这个港口城市的超级市场正在被洗劫一空，我们穿过大炮和机枪声向那边走去。几十个人跑过来，推着装满电子产品、食品和衣服的购物车。

  一枚炮弹在商店的屋顶上爆炸，把我摔倒了外面的地上。我紧张起来，等着第二次炮击，并咒骂自己一百遍，因为摄影机没有打开，无法记录。

  就在这时，另一枚炮弹打在旁边的公寓楼上，发出可怕的嗖嗖声。我缩在一个角落里找掩护。

  一个少年推着一把装满电子产品的办公椅经过，箱子从两侧滚落。他告诉我：“我的朋友们在那里，炮弹击中了离我们10米左右的地方。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

  我们急忙赶回医院。在20分钟内，伤员陆续赶来，其中一些人是用购物车运来的。

  几天来，我们与外界的唯一联系就是通过一个卫星电话。而那个电话唯一能用的地方是在空地上，就在一个炮弹坑旁边。我坐下来，把自己蜷缩起来，试图接通电话。

  每个人都在问，请告诉我们战争何时结束。我没有答案。

  每一天，都会有谣言说乌克兰军队要来突破重围。但没有人过来。

  这时，我已经在医院目睹了死亡，在街上看到了尸体，几十具尸体被推入一个乱葬岗。我看到了太多的死亡，以至于在拍摄时已经有点漠视这些。

  3月9日，两场空袭撕碎了贴在我们面包车窗户上的塑料膜。在疼痛刺穿我的内耳、我的皮肤和我的脸之前，我看见了火球，两者间只隔着一次心跳。

  我们看着烟雾从一家妇产医院升起。当我们到达时，急救人员仍在从废墟中拉出浑身是血的孕妇。

  电池几乎没电了，而且我们没有网络链接，无法发送图像。宵禁就在几分钟后。一名警官无意中听到我们在谈论如何将医院爆炸的消息传出去。

  他说：“这将改变战争的进程。”

  他把我们带到一个有电源和互联网的连接处。

  我们记录了那么多的死去的大人和孩子，像一条看不到尽头的路。

  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会认为更多的死亡景象，可以改变什么。

  我错了。

  在黑暗中，我们用三部手机排成一排发送图像，将视频文件分成三部分以加快进程。这花了几个小时，远远超过了宵禁时间。炮击仍在继续，但被指派护送我们穿过城市的警官耐心地等待着。

  然后我们与马里乌波尔以外世界的联系再次被切断。

  我们回到了一个空荡荡的酒店地下室，里面的鱼缸现在全是死金鱼。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我们不知道俄罗斯为诋毁我们的工作，正在不停的造谣。

  俄罗斯驻伦敦大使馆发布了两条推文，称美联社的照片是假的，并声称一名孕妇是演员。俄罗斯大使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举起了这些照片的副本，并重复了关于袭击妇产医院的谎言。

  与此同时，在马里乌波尔，我们被人群淹没，向我们询问战争的最新消息。好多人跑来对我说，请给我拍片，这样我在城外的家人就会知道我还活着。

  此时，马里乌波尔已经收不到乌克兰的广播或电视信号了。你能听到的唯一广播是扭曲的俄罗斯谎言，比如乌克兰人挟持了马里乌波尔，正向建筑物射击，开发化学武器。这种宣传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与我们交谈的一些人，不顾他们自己亲眼看到的的证据而相信它。

  苏联式的信息被不断重复。马里乌波尔被包围了，交出你们的武器。

  3月11日，在一个简短电话中，编辑问我们是否可以找到在妇产医院空袭中幸存的妇女，以证明她们的存在。我意识到，这段影像一定有足够的力量来激起俄罗斯政府的反应。

  我们在前线的一家医院找到了她们，有些人带着婴儿，有些人正在分娩。我们还了解到，一名妇女失去了她的孩子，然后又失去了自己的生命。

  我们上到7楼，用巨差的信号接发送视频。在那里，我看着一辆又一辆的坦克开到医院大院旁边，每辆坦克上都标有字母Z，这已经成为了俄罗斯的战争标志。

  我们被包围了。几十名医生，数百名病人，还有我们。

  一直在保护医院的乌克兰士兵已经消失了。通往我们的面包车的道路，以及我们的食物、水和设备，都被一名俄罗斯狙击手盯着，他已经击中了一名在外面活动的医生。

  在黑暗中度过了几个小时，我们听着外面的爆炸声。这时，士兵们来接我们，用乌克兰语喊话。

  这并不像是一次救援。感觉我们只是从一个危险地带被转移到另一个危险地带。这时，马里乌波尔没有一处是安全的，也没有救济。你随时都可能死亡。

  我对士兵们感到非常感激，但也感到很麻木。我为自己要离开而感到羞愧。

  我们和一个三口之家挤在一辆现代汽车里，驶入了5公里长的出城的大堵车。那天大约有3万人离开了马里乌波尔，因为有这么多人，俄罗斯士兵没有时间仔细检查车窗上覆盖着的塑料碎片的汽车。

  人们很紧张。他们在打架，互相叫骂。每分钟都有一架飞机或空袭。地面在摇晃。

  我们穿越了15个俄罗斯检查站。在每个检查站，坐在我们前面车内的母亲都会狂热地祈祷，声音大到足以让我们听到。

  当我们开车通过这些检查站时，第三个、第十个、第十五个，都有携带着重型武器的士兵把守，我对马里乌波尔能够存续下去的希望正在消退。我明白，仅仅为了到达这座城市，乌克兰军队就必须突破这么多的关口。而这是不可能的。

  日落时分，我们来到一座被乌克兰人摧毁的桥梁，这是为了阻止俄罗斯人的前进。一个由大约20辆车组成的红十字会车队已经被困在那里。我们一起拐出公路，进入田野和小路。

  15号检查站的守卫用高加索地区的粗犷口音说俄语。他们命令整个车队切断车灯，以掩盖停在路边的武器和设备。我几乎看不出车辆上画的白色Z字。

  当我们把车开到第十六个检查站时，我们听到了声音。是乌克兰人的声音。我感到一种压倒性的轻松。坐在前车的母亲突然哭了起来。我们出来了。

  我们是马里乌波尔的最后一批记者。现在那里已经没有记者了。

  我们仍然被人们的信息淹没，他们想知道我们拍摄的亲人的命运。他们拼命地、亲切地给我们写信，仿佛我们不是陌生人，仿佛我们可以帮助他们。

  上周末，当俄罗斯的空袭袭击了一个数百人避难的剧院时，我可以准确地指出我们该去哪里以了解幸存者的情况，去亲耳听到在成堆的瓦砾下无休止地被困是什么感觉。我知道那座建筑和它周围被摧毁的房屋。我知道那些被困在它下面的人。

  而在周日，乌克兰当局说俄罗斯轰炸了马里乌波尔的一所艺术学校，里面有大约400人。

  但我们已经无法再去那里了。

  （编辑：夏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