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公共规划、外展服务、艺术合作的教育部现在已经成为博物馆最具有想象力、回应性、包容性的部门。可是为什么它们在新博物馆建筑规划时没有被优先考虑呢？仔细观察最近在纽约和其他地方的博物馆建筑，我们发现了一个模式。纽约新美术馆和惠特尼博物馆都有教育的“楼层”（floor），却并未经过特别设计，也不为社会聚集、批判性反思、教育活动提供重要空间。同样地，在全新的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教育“间”（room）是后来才添加的，并不在原本价值4.5亿的宏大建筑愿景中。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在空间方面重新构想今天的博物馆呢？
建筑设计应具有变革性
在旧MoMA五层的一个展厅（谷口吉生设计的建筑里）里，正在举办题为“现代艺术的建筑”的建筑设计展览，这个展览旨在回答现代艺术应该如何展览的问题，这个时代里新形式的艺术创作需要有新的空间以展示和保存这些作品。在这个展厅里展出的各式各样的不同途径表明原先的白盒子确实十分流行，在新的MoMA里也得到重申。
现代艺术应该如何展览的问题反映了一个更基本的问题：今天什么是博物馆？MoMA的策展人们以行动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们依赖于博物馆的大量藏品，仔细地安排展厅，配以焕然一新的主题分类。如今，“现代”不仅仅属于白人欧洲男性（下称WEM），它是多元的，在重新思考性别、种族、地理包容性中，现代主义得以体现。尽管博物馆仍有传统的以媒介为基础的分区，例如摄影、建筑、设计、油画、素描，但是在允许不同体裁之间的转变、离经叛道中，博物馆工作现在更具有流动性，偶尔还会跨越多元的主题形成令人耳目一新的组合。
尽管MoMA的策展团队采取了充满自由政治和文化敏感度的当代反思途径，重新组织了他们的收藏，但是在引入一个21世纪的创新场所时，建筑方面的反思却还有不足。新MoMA有很大的展览空间，可能也有更可观的观众量，但是应该如何寻找能够推动博物馆迈入未来的具有变革性的建筑设计呢？
对于当代艺术创作来说，毫无疑问精心策划的展览是必不可缺的，但是对于健全的博物馆规划来说却不再充足了。仅仅关注展览会削弱艺术机构的关键职能：快速回应不断发展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成为公民对话中必不可缺的环节；将文化作品传向大众传播；对多样的文化力量保持欢迎态度。一个有胆量的建筑设计能在博物馆的核心位置，积极以关键的公众参与和包容性的教育为中心，从而挑战原有的空间和组织等级。
我们来全面地重新构想一下在统一的教育部门下执行策展功能的组织结构，这个基本的变革能够快速将我们的注意力从艺术市场、热衷于一掷千金的收藏家、受托人、寡头、好莱坞演员中转移到创意公共参与上去，它可以开展围绕艺术创作的重要对话、形成新社区群体、重新构想公众更美好的未来。
博物馆是公共机构，所以什么是当今的理想博物馆？
虽然博物馆已经成为了一个重要引擎，推动绅士化、发展战略、以旅游为导向的后工业国际化城市的重新规划等等，但是它们在文化生产、展示和文化遗产保护中仍起着十足关键的公共职能。
通过跨学科规划，博物馆是生产新型知识的重要基础，不再是艺术收藏的精美容器，而是促进意义深远的社会参与和文化变革的重要场所。
为了作为文化生产和传播场所在社区中执行合法正当的职能，博物馆需要明确自身作为真正的公共机构的角色。换句话来说，艺术博物馆不像私人收藏或是商业画廊，它应该以对公民关切负责为己任。现今，即使是只有有限资源的小型博物馆，也志在发展包容性。博物馆需要回应很多不同的人群，从学龄儿童到大学生，从老年人到艺术教师……作为回报，所有这些社会团体都应该对博物馆的成就承担一份责任。由于博物馆的公共属性，包括积极分子、艺术批评家、艺术家、学生在内的文化生产者，都应仔细审视博物馆的管理决策，例如资金来源、董事会成员选举、策展选择、反映多元性的程度。
与其目标相似，博物馆习惯对观众进行分类：由特定的部门应对受托人、会员、艺术家、记者、艺术批评家、教师、儿童、学生、老年人。举个例子，教育部门面对儿童，学生、艺术教师、老年人、管理发展则会和受托人、捐赠人、收藏家、画廊等等相关。尤其是在美国，人们期望策展人能与高水平的捐赠人和收藏夹搞好关系，社会化也是他们工作职责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换句话来说，在这样一个歧视性的分类中，博物馆不断地反复强调、再生产社会阶级性情。
挑战市场导向的博物馆组织机构
尽管股东要求文化机构对他们负责、保持透明和包容，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博物馆一直在进行稳健的（新自由主义的）结构重组，打造了市场营销和公关机制框架下（也是新型企业的灵魂所在）的新型文化生产。缺少公共资金导致美国的博物馆面临着困境：要么向私人捐赠家、公私合作、企业赞助屈服，要么倒闭。
这样看来，博物馆内发展和市场部的崛起削弱了它的包容性。进一步来说，在这个筹资框架下，WEM（白人欧洲男性）策展人拥有着很不公平的重要性。很多博物馆工作者，特别是那些为了公共利益不懈努力的人们，对这个以市场为导向的组织结构十分不满，它缺少多元性、智力品格、清晰度以及对创造美好社会的承诺。
也许在今天，很多当代艺术机构更能通过延伸策展路径、重构展览制作、公共参与、教育来激活国际联系网络。然而，只有通过文化工作者们坚定不移又创意十足的干预措施，这个从意识形态上分裂民族主义者、父权的、WEM-犹太-基督教的办法才有可能实现。例如，第一波制度性批判的艺术家们在这个变革中起了重要作用，他们挑战了博物馆里文化规范的生产与维护。
自从草根阶级开始崛起，国际范围内的暴动不断发生（包括阿拉伯之春、埃及塔利尔广场、占领华尔街等在内），我们正在见证第二波批判的复苏。从占领华尔街行动、MeToo运动、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去殖民运动等产生了一批文化从业者，他们武装了交叉型理论，在自上而下的结构性变革方面有强烈诉求。进一步来说，“第二波浪潮”不是对第一波的简单重复，仅仅借鉴制度性机制和艺术市场。看看 “去殖民化这个地方”运动的成果就能明白这一点。第二波浪潮的艺术家们关注的问题已经超越了官僚机构、艺术市场、利益冲突，他们采用全面的社会正义框架，通过集体将博物馆博物馆激活为争论的场所，强烈要求文化再现、政治认同、历史负责。
重新审视纽约的三个建设规划
随着国际趋势，在过去的十年里，纽约有三座主要的博物馆建设计划：纽约新美术馆、惠特尼博物馆、新MoMA。这些全新的空间由知名建筑师设计，为管理者们提供了空白的画布，以供他们重新思考战略规划以及公众参与的方式。它们的首展就是博物馆新战略的宣言。
例如，纽约新美术馆的新建筑在2007年开放，首展为Unmonumental: The Object in the 21st Century，它是一个关于新型物质性的提议，十分引人注目，它展出的当代艺术是短暂的、易碎的、性别化的。通过破碎的形式、撕裂的图画、碰撞的声音，这个展览陈述了当代艺术的本质，由策展部门共同努力来呈现。接下来发生的却令人困扰，瑞士艺术家乌尔斯菲舍尔的个展Urs Fischer: Marguerite de Ponty、比利时艺术家个展Carsten H?ller: The Experience、Skin Fruit: Selections from the Dakis Joannou Collection、以市场为导向的三年展 Younger than Jesus triennial等展览都缺乏严谨。新美术馆曾经一度是艺术家的美术馆，但是好像它已经变成了受托人的玩乐场所。近期，新美术馆做了很多努力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员工和公众对它市场导向型的意识形态死胡同都并不满意。
总而言之，新美术馆、惠特尼博物馆和新开张的MoMA，对于充满包容性的公共参与和无权无势的群体来说都并不友好。
重新思考博物馆建筑
那么，为了重新思考今天的博物馆建筑，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现在是时候将博物馆设想为社会教育中心，拥有图书馆、教室、聚会空间，成为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喜欢去玩的地方了。鉴于新MoMA的开放，我想特别谈一谈新美术馆即将进行扩张计划，这一计划将花费6300万美元，由大都会建筑事务所设计。可能它可以利用这个机会重新激活创新力，重申其作为艺术家机构的立场，从而迈进21世纪。
最终，有的建筑看上去能自如地将资本主义开发商转变为批评理论家、将社会工程师转变为浪漫主义作家，却实则是将资本主义乌托邦形式贩卖给他们享有特权的客户们。然而，若要变革真正有所成效，我们不应该仅仅依赖于这些建筑。明星建筑师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背叛我们，他们的建筑总是毫无新意。
博物馆就像大学，在我们的民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是实现真正社会文化多元混合的场所。现在已经到了对博物馆设计规划和建筑进行彻底思考的时候了，如此才能使得博物馆真正属于公众。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