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友涵(1943 上海) 是在上世纪中国85美术新潮和90年代政治波普等艺术演进中影响到中国当代艺术史的先锋人物之一。他一系列的抽象“圆”，和以毛泽东为主题的色彩明艳、花朵鲜簇的绘画表现了对中国大半世纪以来文化史的个人看法。近年来他利用在沂蒙山山区拍摄的照片开始了“沂蒙山”风景人物绘画系列创作。余友涵1973年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任教于上海工艺美术学校。
作为九十年代前卫艺术运动里政治波普艺术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家，他融合了中国的视觉符号和西方艺术的表达方式。其作品曾经对当时的文化情形带来了较大冲击，并影响和感染了一代年轻艺术家。余友涵早期的作品受到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亲身经历的直接影响，明确地描绘了当时的政治宣传和社会主义现实。在构建这个视觉世界前，他实践着一种不拘小节和唯物的抽象概念。他的作品拆解并重建了这个善变环境的曲折历史。如同图像所呈现的，他使用一种混合和超越了看似对抗的视觉传统的美学方法论。以他著名的毛泽东肖像系列，余友涵获得了极高的声誉。他把具有典型的图像用花装饰过，融入前景和背景里。这并非只是摆出一个粉饰的姿态，而是尝试着让近乎上帝的伟人更人性化。
“艺术应当对现实有一种担待”，是这位现年六十三岁的艺术家固持的一种历史观。或许是长达三十年的教师生涯让他更具有一种责任感，或许是和新中国一起成长的经历使他更能超然于个人体验之外，这位具有典型中国知识分子“忧天下”思想的中国早期前卫艺术家让观者从他的作品中体会到个人与集体的双重经验。
现已退休专事创作的余友涵，回忆起当时让他在国际艺术舞台声名鹊起的波普绘画《毛泽东》系列时说：“之所以画毛泽东……有百分之五十是基于对自己所经历过的政治生活的纪念。我画毛，不会去丑化。我借用波普的方式，用中国民间艺术的元素，以一种轻松的方式来表现毛泽东，在轻松中带些调侃、带些批判，也有肯定。在我的画中，他不再是一个不可侵犯的神，把他的地位稍微放低一点，他也是个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刚刚结束了“文革”浩劫的中国，面临着各个领域的重建与反思，艺术家们大都满怀着用艺术改变生活的理想主义情结。那样一种积极的态度同样体现在余友涵身上，他发现当时自己所画的抽象画和社会联系不大，他希望能更接近社会现实一些。“我从抽象主义到现实主义……但我的‘现实’不是去直接关注具体的生活细节，我所具有的是关乎社会和历史的一种整体、宏观的感受……我希望作品和现实有一定距离，就像是站在月亮上看中国。”他说。
“文革”发生之时，余友涵正值青年，这那段生活经历在他身上培养起了一种纵观历史的思维方式。“文革”的切身感受和“忧天下”的传统知识分子情结，让政治题材自然而然地走进他的画面，波普艺术则给了他“样式上的启示”，为他的艺术新尝试提供了“技术支持”。他在《Pop》一书中第一次看到安迪沃霍尔、理查德汉密尔顿等西方波普艺术家的作品。“那时我了解到，原来人物也可以那样画的，勾一笔，做个轮廓，就足够了。”他说。
从1988年开始，余友涵开始以波普的方式进行创作。从简单的凳子画起，画罗马竞技场、画人民币、画政治领袖。一次他在学生王子卫家中看到惠特尼休斯顿的唱片，觉得十分有趣，回家后按照唱盘封面画了一张惠特尼，他觉得仅此还不够，于是在左边画上了毛泽东——这幅《毛与惠特尼》是他最早的几幅波普《毛泽东》系列作品之一。从那时起，他兴奋地感到，自己终于“走对了路”。
余友涵所画的毛泽东大都来自权威的新闻图片，经过精心营造的画面，色彩轻快、整齐排列的花朵、色点、图案在背景和人物之间穿行、流动。他的波普毛泽东呈现出简练朴实、甚至几分俏皮童稚的趣味，同时也带有鲜明的民俗气息，如《毛的一生》（1990），在闪亮的中国红背景上，由凤凰和牡丹等民俗图案串连起毛泽东在各个时期的“标准照”。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教授黄子平曾著文评论：“Wolfger Pohlmann 谨慎地把余友涵的艺术称为‘中国式波普艺术’，其中不仅有对御用宣传品神像画似讽非讽的临摹，也有‘近似于美国极简画派硬边画的手法’，以及‘符合商品美学不折不扣的冷静’的广告设计式着色。更重要的，还有民间花卉图案充斥整个画面的巧妙运用，应有尽有，几乎是‘后八九’中国文化环境的集大成式表达。”
“塞尚的眼睛是世界上最棒的滤镜——它能敏锐地感知捕捉自然的各种色彩变化，但在他的世界没有地域性；我不会照搬西方艺术的一切，我要让自己的作品中走我们自己的路。”他说。于是他在自己的画中放入了平常百姓家的被面图案、农民画的大胆用色和图形。在他的画中，毛泽东身上覆盖着各种基调的鲜花，欢快活泼，鲜少对观者造成压力。这或许就是画家在经历过长时期政治压抑环境后，需要抒发出的一种放松和释然。
余友涵自称在绘画上是个“彻头彻尾的自学者”。生于上海的余友涵幼时即崭露出绘画天赋与兴趣，但建国初期的美术教育不甚完备，直到1965年，当兵四年的他退伍后偶然得到一次考大学的机会，他被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录取。由于当时绘画科系停招，为了考上艺术学院，他泡在故宫里学习了近一年的陶瓷造型和图案设计。“文革”开始后，学校全面停课，“文革”宣传画成了他练习绘画的主要机会。对于当时推行的苏联现实主义绘画，他的兴趣并大，而中学时代在邻居家看到的马蒂斯、梵高、塞尚等人的画册为他打开了另一种表达方式的门。
1973年，余友涵被分配到上海工艺美术学校任教，一待就是三十年。此后他画街道和乡村风景，也逐渐系统了解印象派和美国抽象表现主义，1982年波士顿博物馆在中国所办的抽象艺术展和赵无极在杭州举办的个展对他的影响颇大。从那时起他开始尝试抽象风格的绘画。开始于1985年，并且此后一直持续了六年的《圆》系列，内涵涉及关于东方哲学精神与西方抽象艺术形式的思考。1989年，中国当代艺术大展在北京喧然开幕，余友涵让学生丁乙等人将自己的三幅《圆》系列作品送到了国家美术馆参展，本人则陪着孩子去了南方旅行。他后来听学生和朋友描述当时展出的情况：“我的画和其他架上作品一起，放在三楼，在一个角落，比较安静。不像一楼的几个行为作品那么热闹。”
1990年代，余友涵的《毛泽东》系列通过香港汉雅轩画廊进入国际艺术市场，1993年的第45届威尼斯双年展，同年在德国、荷兰、英国巡展的“中国前卫艺术展”、1994年第22届圣保罗双年展等数次重量级展览让他成为中国政治波普艺术的代表人物之一。英国著名艺术评论家、艺术史学家爱德华路希－史密斯（Edward Lucie-Smith）曾把余友涵创作的《毛泽东》系列与弗兰克盖里设计古根海姆博物馆毕尔巴鄂分馆，并列为二十世纪90年代的两大艺术社会事件。2002年后，他与落户沪上的香格纳画廊签约。《圆》系列中有五幅由尤伦斯基金会收藏，而买下《毛系列》的几乎全是欧美藏家。目前他的作品价格在1，000到80，000美元。
《毛泽东》波普系列并不是余友涵艺术创作的唯一路径。1996年开始，他开始创作自己《啊！我们》系列，把兵马俑和现代中国的芸芸众生放在了一起；2002年，余友涵和同事到沂蒙山度假，那边的乡村风景虽然不是大山大水， 却带给他一种新鲜、质朴、自由的创作灵感。很快，他根据在沂蒙山拍摄的照片开始另一个全新的系列——《沂蒙山》，关于这个返归“艺术本体”的系列，余友涵是这么认为的：“八十年前，杜象用小便器向艺术宣战，我理解他反对的是艺术的狭隘，今天新的狭隘又形成了。艺术的可贵之处是自由，我有权作出选择。”此后，类似的创作还有《园林风景》系列。
余友涵认为中国现当代艺术应该是“理性”、“批判”和“创造”的，三者互为一体：理性地分析中国现代艺术中所缺乏的，对这些不足之处进行批判之后，才能进行创造。“遗憾的是，现在同时具备这三点的人很少。现在不少画家创作，一边画、一边回头看策展人或收藏家的脸，他们点头就继续画下去。”对于充斥于现在艺术圈的商业气氛，他有些无可奈何，但也表示无力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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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范文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