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马力蛟在肖家河东村的棚户区调查
导演刘磊在郎各庄村与村民交流
采访者：钱梦妮
受访者：崔灿灿
日前在北京单向空间（花家地店）展出的“六环比五环多一环”，是由李一凡和葛非、葛磊、满宇在2014年9月发起的艺术介入调查项目，共有40人(组)参加，包括建筑师、艺术家、设计师、导演、作家。调查的角度涵盖卫生/环境，居民/生态，生活/就业，两性/身份，教育/文娱，规划/历史等几类，广泛的方向和身体力行的居住式调查，积累了几百万字的文献资料。
参与者在五环和六环之间的城乡结合部选择一个村庄，独立或和当地人合作，对此村庄的某一问题展开不少于十天的田野调查，调查的方式、主题皆无限制。今年7月项目结束，每一个作品之间的关系颇为复杂和多样，内容生动、鲜活、视角特殊，40个村庄为宏观的历史写作提供了另一种细节。例如对前沿村灵异现象的调查，辛庄村公告栏中先进人物的采访，韩家川村打工者血缘关系的梳理，东小口村流浪狗的帮派、斗争、活动区域的观察等。这些琐碎而又具体的细节，位于人们的视线和历史线性逻辑之外，它是整体描述无法顾及的另一种变化和事实发生。就此记者对策展人崔灿灿进行了一次专访。
记者：你是作为项目的展览策划人身份参与其中的，最终的展示对于整个介入项目有什么作用？
崔灿灿：项目有几种存在的层面：先是调查状态，然后是展示层面，最终是在舆论讨论之中的存在，进而被挖掘出意义和价值。我们现在做的就是第二步，把它变成一个既定事实的发生，你看到的四十块展板是过去式的总结，是这四十人过去行动的凭据，记录了四十个存在的特定时间与片段。其实也就是五环、六环之间的碎片模型。在现场可以同时展现，彼此之间产生比对的互文关系。
记者：艺术家的社会调查与正规人文科学系统调查不一样，那还有意义吗？
崔灿灿：这是个没有公共舆论和社群、大部分是学科精英化的氛围。实际上五环到六环之间不是艺术问题也不是学术问题，而是现实问题，这与专业与否没有关系，而是社会实践，关系到你的生活系统。这是任何一个人都有权利参与的事情。
我们也并没有要得出什么结论，但四十个人做了一件事，那就不仅仅是个展览，而是某种行动的意识。至少提醒大家，我们可以做这些事情。同样我们也不是为了证明什么道理，而是证明还有这样一批人在关注五环六环的问题。这并不是严肃的讨论，但依然有悲悯之心与人性的焦虑。在这个国家，很有可能某一天三环的人也搬到五环去，这是一种生命终极的关怀。人能否改变所处的处境，这来自每天生活的真实情感。知识系统无法忽略强烈的真实感受。
记者：观众会得到一个笼统的感受，城乡接合部真是脏乱差啊，然后又有什么呢？
崔灿灿：首先，一个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所做的社会调查不一定会有这个展览的观众多。其次，做学术的人多少都会有功利的出发点。而我们都是公共社群的一部分，有信号发出，每个人接受的时候有扭曲和误读——这正是交流本身。项目的实质不仅是行动，还有意识、态度、信心，而这一切都是艺术。艺术不能谈直接作用，也没有办法直接判断。因为它不是行动的一部分，而是公共舆论的一部分，包括采访、传播。
记者：展览之后有什么计划？从艺术角度看，这个项目有着怎样的影响？
崔灿灿：展览之后会去国内外巡展。至少要让大家看到中国当代艺术还有这种形式和语言。
中国当代艺术有两种功能，一种是当作商品，一种是参加国际学术展览。但当你不能提供在地经验的时候，你的东西其实都是虚拟的。中国艺术提供的是廉价的“宜家国际化”，好看、实用，但别人用完就会忘掉。我们希望的既不是国际文化交流，也不是商品拍卖，而是强调艺术的属性，致力于落地的意识和介入。
记者：在这个项目之外，还有一系列的同类艺术介入实践。是否产生了一次新浪潮？它的作用是什么？
崔灿灿：从2007年开始有很多人开始做这方面的工作。以前常常说要把社会问题转化为视觉，但其实转化之后就变得非常弱、单薄——那么干脆就谈事件本身。2008年之后大家意识到现实困境仍然存在，我们在西方充当国际交流使者，在上海、北京、香港穿着大露背装参加酒会的时候，回到家里发现生活依旧没有保障，每个人都非常焦虑。
我看过BBC的一个纪录片采访中国商人，觉得他们好像全部都疯了，白天全是打鸡血、晚上是心灵鸡汤。以前大家认为做在地实验只是中国问题，但现在当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所以我们在关注这个问题的同时也就是在解决重大的国际问题。
记者：这其实也就是当代艺术存在的重要意义。
崔灿灿：就个人而言，我在这个实用、无聊、重复、孤独的年代里，想要做一些有想象力的事儿。没有商业价值、没有展览价值，但又特别喜欢。在实用积极的系统里，做一些堕落、不靠谱的事儿挺好。
一个展览是否成立，更多的在于与周围的关系，是在什么时候说的话、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儿。被讨论了总比不被讨论好得多，只有批评才能产生交互领域。有这个就足以改变现实。
（编辑：杨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