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家族教堂
星星形状源于“伯利恒之星”，也被称作圣诞之星，它将在12月8日被点亮。这场封顶仪式预示着这座以高迪为首席设计师的教堂进入了最后的施工阶段。根据报道，如果顺利，圣家族教堂将于2026年竣工。
长期以来，高迪的名字与浪漫画了等号，与他相关的一系列素材非常适合“故事化”，环地中海与巴塞罗那本身又是旅游旺地，这加剧了某种“打卡”式传播。一个从巴塞罗那旅行归来的人，如果相机里没有几张高迪的建筑，似乎等于没有去过巴萨。
在学术界和建筑界，高迪当然早已是显学。但是，一个愈发有名的人物，反而越具备被遮蔽和去真实化的风险——连篇累牍和口口相传导致的扁平化认知。
真实的高迪到底是什么样子？今天我们应如何“正确”地谈高迪？
基于圣家族教堂封顶的契机，再谈一谈“高迪学”，对今天无比渴望创新动力的设计界应该有一定的营养价值。
如果做一个文献综述和互联网检索，会发现当下对高迪的描述过于“表面”。一方面是大量的概念名词和历史常识：自然、有机、新艺术运动、参数化……另一方面倾尽溢美之词：想象力、创造力、天才、神圣、震撼……
高迪是一种难以被拷贝的“模式”——正因难以被复制，研究这个模式或许才具启示意义。或者再换一种说法，高迪是一块供养在博物馆中的化石，除了众所周知的珍贵，我们还能从中提取什么？
笔者作为一名高校教师，曾长期教授《世界现代设计史》课程，几乎所有的教科书都把高迪归类为新艺术运动的特殊一支。教材的编写有概括化和从简化的弊病。高迪有新艺术运动的某种要素，但总感觉哪里有不对的地方，一个给西班牙留下了7个世界文化遗产的人，一个系列作品如此激越狂怪的人——他到底是怎么“冒”出来的？！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高迪太异类、太难以被解释了！俗话说就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我们都知道高迪生活在19-20世纪之交，他被诸多著名的艺术设计流派、运动所包围，例如19世纪下半叶英国的拉斯金和莫里斯发起的工艺美术运动，比利时以费尔德和霍塔为代表的新艺术运动，奥地利以瓦格纳为代表的维也纳学派，以及芝加哥学派、德意志制造联盟、表现派、未来派、风格派、构成派和至上主义等等。从城市规划的背景来看，其间出现了R·欧文的新协和村（空想社会主义），霍华德的花园城市，加利尔的工业城市，索亚·Y·马塔的带形城市，以及纽约为代表的方格网城市规划等等。当然，著名的巴塞罗那的网格方块状规划也诞生于那个时期。
在艺术设计创作层面，高迪与上述流派始终若即若离，高迪本人从来没有声明过自己属于什么阵营——倒是由于参加过加泰罗尼亚的游行示威而被捕，其实，政治诉求是研究高迪的一条重要线索。高迪的确运用了大量自然元素，但与欧洲大陆的新艺术运动（以曲线和有机形态为主要表征）又不完全相同。至于城市规划，高迪的确参与了以《进步》杂志为据点的文化精英沙龙——一群新锐的艺术家、建筑师交流探索如何在各自创作领域内将加泰罗尼亚传统风格与现代工业元素相结合，其中就有人提出过复兴西班牙古老的莫德哈尔风格——一种本土化的伊斯兰风格。这个建议也确实影响了高迪。
但无论从哪个层面看，高迪都有一种“悬浮”感，他不属于某个时代，也不属于某个阵营，高迪就是高迪。他的精神属性太强悍了。在光怪陆离、奇崛造型的背后，“直线属于人类，曲线属于上帝”，“天才与疯子”，这样的传言与描述，遂显得网红化和肤浅了。笔者认为，向人物的内在“反求”，关注高迪的“小学”，而不是人云亦云的“大学”，点读“片章”，搁置“长卷”，或许是重新获取高迪式营养的一条路径。笔者提出三项观点，再探高迪的“密码”。
首先，高迪作品的神秘张力背后离不开信仰的力量，这种信仰缔造了一种创作冲动和不计后果与回报的言说欲望。表征就是全情投入、极度专注、燃烧自我和无限驱动力。有很多关于高迪生活细节的描述：穿衣服邋遢，一件衬衫磨出很多洞，为了节省时间而蓄胡子，废寝忘食，"一直到晚年都还在纠结于教堂的结构以及不同的立面的处理"，高迪在去圣家堂的路上被电车撞到导致不治，似乎也是冥冥之中。这种痴狂很难用天赋来解释，与其说是天赋异禀，不如说是天降大任，人物为此而来，为此而去。这在很多伟大人物身上都有印证，他们似乎带着使命而来，完成后撒手人寰；他们在世间的表达和成绩，不像是教育和栽培的产物。巍峨挺拔的建筑的底座是强大的精神支撑和思想伟力，告诫我们，要相信人物。
其次，地缘与风土决定和成就了高迪。加泰罗尼亚地区似乎有一种特殊魔力，这块土地上的文化精英们痴迷于狂放的表达。这种基于地缘的文化基因并非玄学，水土孕育的作用不可估量，毕加索、米罗、达利、塔皮埃斯、切利达，加泰罗尼亚是他们的“应许之地”，而且他们都处于前后衔接的历史革变时代，天赐其先锋使命。至此，需要提一下“加泰兰现代主义”，从大势上，高迪投身于现代主义大潮，从微观上，高迪又逆行于现代建筑的主张，不吝于装饰和极多，将“加泰兰现代主义”发挥到了极致！高迪拥抱现代建筑的精神，例如反对古典主义，反对折衷主义，追求新的艺术和形式，追求高层和大跨度，使用新材料和新的施工方式。现代建筑的基本趋势是超越装饰和走向国际化。但高迪的“加泰兰现代主义”却强调立面装饰和本土化——某种意义上高迪建筑是人类建筑史上最后的装饰高光。从建筑学角度看这贡献极大：高迪的装饰属于“装饰实用论”，通过装饰来掩盖建筑结构可能为建筑本身带来的缺陷，这在现代主义建筑形式单一、千篇一律的主调中，高迪的建筑令人眼前一亮。高迪的建筑证明了“less is more”的反面至少不是“more is less”或者“bore is more”，展现了多元的建筑观。巴塞罗那是一座很特别的城市。卡尔维诺曾在《看不见的城市》里说到：“区分城市为两类：一类是经历岁月沧桑，而继续让欲望决定自己形态的城市；另一类是要么被欲望抹杀掉，要么将欲望抹杀掉的城市”。巴塞罗那当属前者：它见证了哥伦布对世界的探索，经历了工业革命和城市化，也推进了现代体育运动的不断繁荣。著名足球明星、世界足球先生梅西曾被戏称为“体系球员”，暗讽他离开了巴塞罗那队就表现下滑。笔者认为这不能算是缺点，而是特点。世界上的确有一种人，地缘气质非常强烈，只有给他配置了最舒服的环境、体系，才能激发他最大的才华。否则，他就不是他。就如同，我们无法想象，离开巴塞罗那的高迪还是不是高迪。
第三，厄运与好运。高迪命运多舛，小小年纪就体会到了贫穷、病痛与死亡。高迪父亲是锅炉工，家境清寒，高迪本人患有风湿病，其整个家族身体都不太好，父亲、姐姐逐一去世。长期的身体疼痛和连续的精神打击是否会刺激和异化一个人？是否会影响一个人的价值取向和生命观？高迪的好运是遇到了他的赞助人尤西比·古埃尔（Eusebi Güell），两人都是虔诚的天主教教徒。在35年内古埃尔委托高迪完成了5个重大项目。古埃尔对高迪的信任和喜爱为人类文明留下了一系列伟大的文化遗产，从这个角度看，作为细节控、完美控和拖延症的高迪，比今天生活在工期与资金压力下的乙方要舒服一些。厄运与好运的混合交织，发酵出了独特的高式命运与高式作品。
创作，永远摒弃同质化。高迪对今日我们之最大价值，就是能否在他身上再挖掘出感召力和创作启发：艺术家要找到自己的信仰。并不是说今天的设计师一定要有宗教信仰，而是要做好一种心理准备：如果不能充分燃烧自己，就不要想达到历史性高度。信仰，就是生命意志。显化的事业不是刻意的产物，是用忘我、热爱、激情浇灌出来的生命之花。再者，设计师要学会重思路径。学会内观和反求，迅速找到影响自己的思想、艺术与哲学，而不是过分关注社会、形式与功能。不急躁，不功利，回归人文，用人文去统驭生产。艺术家还要有超越性。所谓超越就是一种辩证：目无一物、大胆调用、充分融合、绝不设限，最终致力于形成自己的“秩序”。在高迪身上，我们看到了四种超越：超越时代，不迎合时代；超越形式，艺术、设计合一，疯狂推敲模型，做研究型设计；超越风格，且不排斥新的工艺技法，以高迪为主导的加泰兰主义具有激越狂放的美学特征和超越融合的魄力，他的建筑风格融合了莫德哈尔风格、新哥特式风格和有机自然主义风格；超越能力，学习力、想象力、创造力、执行力，四力转化协同。当代的设计师需要反思、刷新和建构更多的东西，不能仅仅把设计矮化为“饭碗”。找到自己的精神“应许之地”，这是当代设计师取得成功的前提。如同高密东北乡之于莫言，马孔多之于马尔克斯，布基纳法索之于凯雷，加泰罗尼亚之于高迪，那片魂牵梦绕、反复出现的土地不仅是精神能量的源泉、创新的动力，也是不可复制般存在的理由。这不是狭隘，恰恰是广博。
高迪作品中有直觉、感性、虚无、灵力的因素，这与从形式主义出发的西方范式非常不同，与东方主义相勾连，东方气质强烈。恍惚间，高迪这个名字连同他的作品仿佛是从东方飞移而来的。在强调心灵解救、呼唤人文、抗衰退、抗士绅化、呼吁可持续发展的诉求下，东方的美学与人居环境哲学值得设计师们去深度研用和发扬。
西班牙著名小说家皮奥·巴洛哈（Pio Baroja）曾说：“西班牙从未有过完整的社会制度，它的生活和艺术，随着一个个有力量和行动力的人的横空出世，在一次又一次的精神涌动中发展起来”。圣家族教堂封顶了，高迪给我们的精神财富与灵感启示不会封顶，人类的创造力不会封顶。
（作者单位：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