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每天生活在各种纠结中，“纠结”成了生活方式。官员有官员的纠结，老板有老板的纠结，知识精英有知识精英的纠结，普罗大众有普罗大众的纠结。一年365天，我们有几天心情舒畅？
马斯洛五大层次心理需求，我们没有一个层次不纠结。
生理需求，柴静自费百万拍摄的雾霾纪录片《苍穹之下》，直刺痛点，震撼国人，我们正置身在一个PM2.5值常常爆表的实验室。而柴静揭露雾霾的讨论，演变成在雾霾中讨论柴静，要多纠结有多纠结。
安全需求，各种有毒食品防不胜防，我们正打响一场“餐桌保卫战”。法治社会建设还在路上，司法尚未“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免于恐惧的自由”还在躲猫猫。
情感需求，中国唯一飙升的指数是离婚率，你许我一世浮华，我还你一身伤疤。以前破了补，现在厌了换。社交焦虑症、精神抑郁症比例居世界第一。许多人在设计圈套，又都在躲避圈套。
尊重需求，无论是职场还是朋友圈，以官职、钱财、名气、衣冠取人，媚富贱贫、趋炎附势者比比皆是。有权是爹，有钱是娘，人情如纸薄，翻脸如翻书。广结贵人、笼络红人、找准恩人、远离庸人，成为职场励志的心灵鸡汤。
至于自我实现需求，《华尔街日报》张涛先生总结为英雄情结和现实纠结、崇洋情结和海归纠结、思乡情结和移民纠结、皇族情结和民主纠结。是进亦纠结，退亦纠结，是左亦纠结，右亦纠结，然则何时而乐耶？
纠结是人性，是心理矛盾，是“剪不断理还乱”。人类都会纠结，只是我们中国人活得更加纠结。
其一，文化矛盾：君子与小人的纠结。
中国人的人格理想与西方的“圣徒”、“绅士”不同，中国文化的集体人格模式是“君子”，这是中国人最独特的文化标签。与君子相对的，就是小人。君子小人本无常，利他行善即为君子，自私作恶即为小人。
道理是阳光的，但历史是阴霾的。孔子杀少正卯，秦始皇焚书坑儒，中国几千年历史是一个劣性竞争的大舞台，越是心狠手辣、诡计多端，背信弃义、表里不一，如刘邦朱元璋慈禧太后者，越能取得成功，而越是正直仁慈的人，往往越遭到惨败。
传统文化的两面性，给我们深埋了纠结的根。千百年来口碑相传、熏陶心灵的中国俗语，一面教诲我们做君子，一面又教唆我们做小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又说：百无一用是书生。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又说：人靠衣裳马靠鞍。士可杀不可辱；又说：好死不如赖活。贫贱不能移；又说：人贫志短，马瘦毛长。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又说：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明人不做暗事；又说：兵不厌诈。宰相肚里能撑船；又说：有仇不报非君子。半部《论语》治天下，成了圣贤书；而一部《厚黑学》，则成了畅销的成功秘笈。
我们在君子与小人之间纠结，中庸圆滑成了生存智慧的葵花宝典。我们对真理缺乏矢志不移的追求，对信仰缺乏始终不渝的坚守，我们在各种诱惑和逆境面前，总能寻找一个心安理得的借口，总有一种自我安慰式的妥协。选择做小人，我们也装君子样。
其二，文明错位：明君与民主的纠结。
我们祖宗怎么“颂圣”，只能从满屏的宫廷电视剧里看，那就是跪成一地，屁股朝天，山呼“万岁”和“皇上英明”。而今皇帝早已被打倒，但骨子里的颂圣癖依然活着。鲁迅说：“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侍奉主子是一种癖，是奴才癖。中国的专制和奴性有着同等的土壤和地温。
新中国颂圣之风依然强盛，时至当代，颂圣依然不绝于耳。古之颂圣还有真诚的一面，出于对某种纲常的认同。今之“颂圣”多数言不由衷，明知其非。在大会、小会上一本正经地说，大小笔杆子成本大套地写的内容，在茶余饭后私人之间却是讽刺讥笑的话题。人人都做两面派，丝毫没有歉疚感。
中国底层民众依然渴望明君，与现代政治文明隔着银河。领袖“伟大”非民众之福，民众之所以仰望，是因个体灵魂跪着。伟大政治家应致力创建先进制度，而不是迷恋歌颂与自我歌颂，让万民臣服。
其三，东西碰撞：自豪与自卑的纠结。
文化学者臧一民指出，数千年的人类文明史上，中国一直是老大哥，引领着世界。我们享受周边小国的供奉，给他们提供保护，那时的我们很骄傲，自以为是世界的中心。但慢慢的，我们落后了，这种落后让我们从自负一下子变成了自卑，于是，在很多人眼里，外国的月亮开始比中国圆了。我们逐渐迷失了自我，滋生了一种焦虑，而这焦虑带给我们的是更深度的迷失与纠结。
与“伟大”、“神奇”、“奇迹”有关的一切西方赞美，是中国人最爱的一粒春药、大力丸和致幻剂。中国人孜孜不倦地从诺贝尔文学奖、奥斯卡奖中寻找到哪怕一丝中国味道，都会放大咀嚼，常年往复，乐此不疲。“诺贝尔奖获得者是我们学校的女婿”，这种祝贺标语也只在中国校园才有的奇观。
自豪的中国人说我们经济总量居世界前列，自卑的中国人说我们人均水平很落后。自豪的中国人说我们军事实力越来越强，自卑的中国人说我们“老朋友”越来越少了。自豪的中国人说北京APEC礼花是世界最美，自卑的中国人说我们还有许多穷人，买不起房看不起病。当自豪与自卑交集在一起，我们又纠结了。
其四，信仰迷茫：无神与有神的纠结。
我们很多人不是敬神，而是求神。敬神与求神，一字之差，天壤之别。敬神有敬畏，由敬畏而反省、修身；求神是为己，信仰不入肺腑，只为满足私欲。中国寺庙吹嘘“有求必应”，庸众信徒烧香拜佛奉行实用主义，你灵我就信，你不灵就滚。
国家信仰重建是最根本的，否则任何先进制度都走不远，任何一个群体的人都不会真正幸福。但我们国家经历得太多，各种东西都打碎过了。多少年来，忽左忽右，忽上忽下，不知所从。
那我们信仰什么？
当“权力民主化、信仰社会化、法治常态化、宗教自由化、生活方式多元化”成为现实时，或许我们就明白心中的信仰了。赵启正先生说：具有了真正的良心、灵魂与精神，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才会建构出值得信任的国际形象。
其五，人格分裂：真心与假意的纠结。
中国历代君主专制是不断演进的，结果导致国民性不断退化，权力不断压缩，社会不断退缩，人的精神不断被扭曲。著名学者吴稼祥在《公天下》认为，中国规模太大，这么大规模的国家，对稳定、安全有需求，所以这个国家有专制偏好，有中央集权偏好，有大一统偏好，有崇拜偏好，崇拜从大一统开始。在这种条件下，民族性格的窒息越来越厉害。
儒学，因为契合着统治者的这种需要，于中国实现中央集权后不久的汉武时代，终于登上了历史舞台。儒学与权力的结合，开启了洗脑时代。
儒学给中国人设定了具体的极高道德标准，要求人人成为忠孝仁义的道德圣人。这是一种很难达到的做人标准，怎能人人为圣？于是大家心照不宣，表面一套，背地一套。“显文化”和“潜文化”并行不悖，融为一体。“显文化”是孔孟之道，冠冕堂皇，摆在台面却行不通；而“潜文化”包括厚黑文化、痞子文化、犬儒文化、游民文化、拜金拜权文化，难于启齿却暗中通行。于是乎，一个分裂的人格诞生了。
专制社会常态是，政客相残，文人相轻，商人相骗，艺人相妒，草民相贱。很少有公平竞争的时候，能够爬上高位并且站稳，大都不择手段。他们害怕别人也不择手段竞争，就祭出圣人一套道德标准。他们自己是不相信的，但装出很相信的样子。上行下效，一个统治集团的人格分裂就开始了。
其六，身份尴尬：人民与公民的纠结。
理论上，“中国人民”很自豪、很吃香。但去人民政府部门办事，可别把“为人民服务”口号太当真。
在当下中国社会，“人民”总是被冒用和替换，成了一些人手里的“万金油”。媒体上刊登一些官员发言，仍然会出现“人民答不答应，人民满不满意”的用语；评出“公仆”，又说是“人民满意的十佳公仆”。拜托“公仆”大人，请告诉我，“人民”里面包括我吗？
“人民”是一个集体名词，任何一个单独的个体都无法称为人民，因此极有可能出现“人民缺位”的局面；而公民社会是讲宽容、互爱、志愿精神、礼貌、非暴力的。在现代文明社会，一个人的法律身份远比贴上一张政治标签重要。让人民退休，让公民上岗！
其七，制度磨合：人情与法治的纠结。
外国人评论我们：“中国从来就没有成为一个法制社会，因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守法行为格格不入。中国人老想走捷径。他们不明白这样一个事实：即成就来自于与努力工作和牺牲。在中国，人情高于法律，导致一代又一代人在徇私枉法、贪赃受贿的社会不公正和法律不公正中互相效法模仿，徇私枉法成为中国人的传统。”
这也许是一种偏见，也许是我们国家的过去式。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法治建设一直不停步。习李新政以来，反腐无上限无禁区，司法改革亮点多多，不动产登记制度全面推行，党政权力不得干涉司法成为制度。习总提出，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这是很好的方向。
其八，现实困惑：面子与里子的纠结。
网上有一段精彩的话，给我们现实的素描：我们鄙视“拼爹”，却又“恨爹不成刚”。我们讥讽一夜暴富，但私下里又喜欢买彩票。我们恨贪官，却又想“当官发财”。我们看不起“富二代”，但结婚时又想着“傍大款”。我们讥讽不正之风，自己办起事来却忙着找关系。我们痛恨收礼的，却盼着别人收下自己的礼。我们痛骂“炒房团”，可一回头又四处找寻炒卖的机会。我们鄙视崇洋媚外，却又总是偏爱国外品牌。我们痛恨“潜规则”，却又希望自己是“潜规则”的受益者。我们抨击不良价值观，但又是不良价值观的实践者……这就是面子与里子的矛盾。
正如亚瑟。史密斯，一位着名的西方传教士一个世纪前所指出的，中国人最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气正直的纯正品性。这个评价，虽然历经百年，如今依旧准确诊断出中国综合症的病因。
（编辑：白俊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