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刘汉政权的土崩瓦解带来了士人思想的解放，之后进入了魏晋人自觉的时代。人的自觉带动了“文的自觉”，各种关于文学的审美作品相应而生。钟嵘的《诗品》就是在这种背景中产生的。钟嵘主张诗歌创作以自然为最高美学原则，提出“自然英旨”说。

 

　　《诗品序》云：“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自然”的本意包括两重含义，一指人的自然本性和自然情感。三国魏嵇康《难自然好学论》：“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纵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纵欲则得自然。”二指不做作，不拘束，不呆板，非勉强的，即自然而然。《道德经》：“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云。”（二十五章）。道法自然，就是说道是自然而然的。钟嵘的诗歌美学理论正是围绕上述两重含义展开。

 

　　就自然指人的自然本性和自然情感而言，钟嵘的“自然英旨”说是对前人的一种超越。在魏晋以前的中国古代思想中，真正美的东西从来就不是一种外在的表象，而是一种与事物本性有关的东西。这种本性在儒家表现为人性和德性，在道家则为本性和自然。儒家美学是一种人性论美学。儒家把人性概括为仁和仁的具体化。围绕着仁，孔子提出孝、信、义、忠等思想。围绕人性，孟子提出“四端之心”：恻隐之心、辞让之心、羞恶之心和是非之心。可见儒家虽谈人性，但涉及更多的却是道德伦理的情感。庄子是道家的重要代表，其全部哲学思想可以概括为“回归自然 ”四个字。这个“自然”不是人之外的自然界，而是事物（包括人）的本性。与此相应，庄子指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他认为美就是天地本身运行所显现的东西，即美就是一切事物的本性，这种本性的获得就是“回归自然”， 即按人的本性生活、思考和行动。如何回归自然？庄子认为应该无欲、无情、无名、无功、无物、无己、无待。可见庄子虽然提出的“自然本性”，其本质却是虚无，即无情无性。两汉时期切虽大谈性情，但性善情恶的观点相当流行。他们认为性禀阳气，合乎理，合乎仁，是善的表现。而“五性”——仁、义、礼、智、信，是对封建伦理道德的概括。情生于阴气，是恶的表现。“六情”——喜、怒、哀、乐、爱、恶，则时时诱发贪婪的欲望。 钟嵘赋予了传统“自然”以新的内涵，他的“自然”不是儒家为伦理道德所规范束缚的性情，也不是庄子的虚无，更没有对性和情的偏见，而是一种自然没有束缚的自由自在的个性情感。他强调的“自然英旨”实际上就是强调诗歌是抒发个性情感的自然之美。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钟嵘《诗品。序》钟嵘在《诗品》的开篇就提出诗歌应该抒发个性情感，即吟咏性情的观点。“吟咏性情”作为文艺观点，最初是在《毛诗序》中提出的。钟嵘虽然引用了《毛诗序》关于诗歌“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的思想，却略去了“正得失”和“先王是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内容。可见，他反对诗歌的政治伦理功用而主张诗歌的纯个性情感的审美作用。他提倡吟咏性情，指出“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咏舞”，即诗歌就是为外物所感而自然产生并抒发的个性情感。所以他在品评诗歌时极力反对那些“理过其辞”、“平典似道论”的作品，却赞赏古诗十九首、建安文学等抒情浓烈的作品。

 

　　“自然英旨”还表现在钟嵘主张诗歌表现方式应不做作，不拘束，不呆板，非勉强，强调自然而然。为此他提出“直寻”和“自然声韵”说。钟嵘认为“自然”只有通过直寻的方式才可以获得，并且声韵的自然也是诗歌“自然”的重要方面。

 

　　他认为诗歌不能以用事用典的形式来表达，即“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他认为诗歌不以用典为贵，用典自有其益处，但以不落痕迹为高，无隔诗意为上，若用典而至于诗意窒塞，又何必用典？故用典不可僻，不可多，僻则意晦，多则意杂，意晦则读者不知所云，如坠五里雾中；意杂则读者惟见典故杂陈，莫知作者意之所在。为此他提出“直寻”的观点。《诗品序》云：“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他主张诗歌吟咏性情，只能以一定的感悟力去表现，即在触景生情、景与物冥的诗化过程中，形成一唱三叹的美妙意境。这种意境并非由苦苦思索、潜心推敲而来，而是“寓目辄书”的结果。许文雨解释为：“直寻之义，在即景会心，自然寻妙，即禅家所谓‘现量’是也。”（《钟嵘诗品讲疏》）现在看来，直寻就是诗歌创造中的直觉思维，它接近于现象学的直观方法。

 

　　诗歌的声韵问题，可上溯至《尚书·尧典》之“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合声”。先秦两汉论诗多外部研究，殊少内部探讨。至魏晋人们才开始重视这个问题。陆机《文赋》云：“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已认识到诗歌之声调不能太单一，要错杂音调，使诗歌具有音乐美。作为诗人的沈约、谢眺等自觉地把四声规律应用到诗歌创作，并总结出一整套声律的规律，后形成了“永明体”。自此“四声八病”成为后世诗人们遵循的规范。四声虽美，但八病则太显苛刻，故这一套规律在加强了诗歌美感的同时也束缚了诗歌的发展。《诗品序》云：“於是士流景慕，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凌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至平上去入，则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钟嵘在此对“声律说”几乎做了通盘的否定，认为其对诗歌有百害而无一利。钟嵘反对永明声律论，同时也对那些不符合自然声韵的诗表示不满，其评鲍照诗云“不避危仄，颇伤清雅之调”。《诗品》所提倡的是一种合乎自然的声韵，只要能使读者“清浊通流，口吻调利”即可，而不劳斤斤于平上去入之间，惶恐乎平头上尾之际，斯可谓晓音节之真理，药声律之拘忌。他认为声韵要自然，自然则音清，音清方能动人，方能流远。

 

　　总之，钟嵘的“自然英旨”即主张诗歌应是诗人个性情感的自然流露，诗歌创作应以直寻为主，要求音韵自然，实际就是强调抒发个性情感的自然之美，亦即个性之美，其目的在于提倡自然真美。

 

　　（实习编辑：王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