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李海滨日前称，《水浒传》这样的电视剧应禁播，原因是它“与我们时代不适应”。与其他三大名着相比，“水浒”一直因表现暴力和宣扬造反而面临诸多争议。
《水浒传》古代就曾是禁书
《水浒传》，从北宋末年在民间说书场上开始萌芽，历经南宋、元代200余年的提炼、修改，成为一连串的水浒故事，明初再由民间文人编纂成书。其内容讲述了北宋山东梁山泊以宋江为首的绿林好汉，由被迫落草，发展壮大，直至受到朝廷招安，东征西讨的历程。《水浒传》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这在它刚开始流传的时候，就有不同的意见。一种观点认为《水浒传》表现的是忠义思想，主要的代表人物是明代的李贽。另外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一部写给强盗看的书，是教人做强盗的书，主要是明朝的左懋第提出的。他认为《水浒传》败坏世风，应该禁毁。当时的朝廷接受了他的建议，在全国各地收缴《水浒传》。
但是《水浒传》这部小说产生于中国民间，又长期流传于民间，因此它在民间的基础深厚。一方面，《水浒传》成书400年来，大江南北，海内海外，有数不清的会党模仿水浒模式而产生，也就是游民团体大量产生。这就是过去官方指责“水浒”是“诲盗”之书的原因。另一方面，毫无社会经历的青少年在读了《水浒传》之后，也会受到感染，逐渐学到了江湖气——流氓气——匪气，这就是过去所说的“少不看‘水浒的原因。
对《水浒传》的评价经历三个阶段
辛亥革命以后，许多明清小说一朝开禁，大量流传，再加上五四运动提倡白话文，这些白话小说更被捧上正宗文学作品的宝座，从此扬眉吐气。可是在四大古典小说中间，也有幸与不幸的区别。对于《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等书，20世纪确实是开放世纪、黄金百年，但是《水浒传》的命运却一波三折。《水浒传》研究专家吴越曾总结，对《水浒传》的评论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认为《水浒传》是描写英雄好汉的，包括施耐庵自己也认为，我写的都是英雄好汉。第二个阶段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当时的国内文学评论界普遍认为《水浒传》是描写农民起义的，甚至于说这是农民起义的教科书。因此梁山好汉起义就写进了历史书，得到了承认。领袖宋江也迅速取得了与岳飞、郑成功、太平天国英雄李秀成等人同等的地位。
这一阶段舆论对宋江的正面评价与毛泽东有很大关系。1944年，毛泽东看完新编评剧《逼上梁山》，“十分高兴”地驰函编导，表示祝贺，还“希望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曾在抗大说：“《水浒传》里面讲的梁山好汉，都是逼上梁山的。我们现在也是逼的上山打游击。”重庆谈判期间，他回击陈立夫：“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为此，毛泽东由衷激赏：“梁山好汉都是些不甘受压榨，敢于反抗的英雄。”
第三个阶段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全民评《水浒传》，当时宋江的评价由云端跌落谷底，家家批水浒，人人骂宋江，连三岁娃娃也要到水浒里去抓宋江。“批水浒”的起始是毛泽东的名句：“《水浒传》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1975年8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为竺方明的文章《评水浒》，文章在一开头就推翻了过去对《水浒传》的评价：《水浒传》是一部“歌颂农民革命斗争”的小说吗？否。它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小说。《水浒传》是一部“革命教科书”吗？否。它是一部反面教材。文章将宋江定性为“古代投降派”，并借用鲁迅的评语“一部《水浒传》，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除此之外，文章从虚拟人物联系到了现实，“宋江，是古代投降派。修正主义者，向国内资产阶级和外国帝国主义投降，是现代投降派刘少奇、林彪一类，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就是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
从这几个阶段可以看出，对《水浒传》和宋江评价，背后都有时代和政治的影子。
（实习编辑：王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