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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对生态苦难的深沉悲悯

2013-11-22 09:02:52来源:《书屋》杂志    作者:

   

作者:刘隆有

  圣者之怀,出乎日月之上,包乎天地之外,民胞物与,爱之如一。我们读《论语》、《孟子》,至圣孔子,亚圣孟子,无不如此。千百年来,人们对孔、孟这方面的思想言行极尽赞美,代代相承,多所发扬,已成为我们民族精神中最伟大最光辉的人文基因。

  然而多少年来,提到诗圣杜甫,却仅仅限于对杜诗史诗品质及其“尽得古人之体势,而兼今人之所独专”的高超诗技的称道,特别是对其“三吏”、“三别”和《负薪行》、《兵车行》、《又呈吴郎》等对底层民众苦难时代生存苦难的深情悲悯,赞扬备至,称之为“伟大的人民性”,杜甫也因之而被尊为“伟大的人民诗人”。仿佛这位诗圣的伟大,仅止于人民性而已。然而这样一来,杜甫的确是伟大了,按照传统的“圣人”观,却缺了一半,只有“民胞”之情,而无“物与”之怀,也就难以称“圣”了。事实却绝非如此。杜甫不愧“诗圣”的称号,他在深情悲悯人间生存苦难的同时,也热切地关注着其它生物的生存,对那个苦难的时代给其它生物所造成的生存苦难,发出深沉的悲悯,写了不少记录生态苦难的诗篇,与其记录人间生存苦难的诗篇一样,这些诗篇也是当之无愧的史诗,而且是尤为珍稀的生态史诗。

  一篇《缚鸡行》,悲悯及众生

  唐代宗大历元年(766)秋季的一天,杜甫命小仆人将家中的鸡拿到集市上去卖了。但及至仆人动手捉鸡缚鸡,看到群鸡喧闹抗争,痛苦挣扎,想到这些鸡被卖后遭宰杀烹食的惨景,杜甫又深感于心不忍,赶快命仆人把鸡放了,不卖了。

  在世俗眼光里,杜甫此举未免有些迂腐,至少也是不谙世事的文人心血来潮,偶发善心而已。但杜甫却完全是出于仁者情怀的本能和圣哲深沉的思索。杜甫虽生于官宦世家,却终生不遇,常处于困穷潦倒之中,所以杜甫家和普通农家一样,经常养着一大群鸡,杜甫爱鸡,他家的鸡都是放养的,不仅可以在庭院间自由徜徉,还可以上树,这在杜诗里多有记述。大历元年秋天,杜甫徙居夔州西阁,得友人夔州都督柏茂琳热情关照,生活一度过得颇为宽裕悠闲,有时间也有心情观察生活细节,渐渐发现自己平素所爱怜的鸡们,吃起虫虫蚂蚁来竟毫不留情。虫虫蚂蚁也是生命呵!鸡们怎能这样无情!为了保护庭院里的虫虫蚂蚁,杜甫这才决定把鸡卖了,家中从此再不养鸡了。没想到,鸡一旦卖到别家,不仅会失去在自己家中那种优厚的待遇,还会被杀了煮了吃了。鸡和虫蚁一样,也是生命呵!生生之为《易》,生生之谓德。杀一生即为不仁不义,即为缺德之至。保护虫蚁没错,但为了保护虫蚁而葬送鸡的自由乃至生命,那就和听任鸡们肆意残杀虫蚁一样错了,不该是仁者所为呵!于是杜甫决定:鸡不卖了,鸡吃虫蚁的问题,再别想他法解决。

  “诗是吾家事”。杜甫一生把写诗当做一种“家业”,一种神圣事业,时时处处,虔诚为之,有所见有所思,必吟之为诗。他把这番思索,当即吟成一首古风《缚鸡行》:“小奴缚鸡向市卖,鸡被缚急相喧争。家中厌鸡食虫蚁,不知鸡卖还遭烹。虫鸡于人何厚薄?吾叱奴人解其缚。鸡虫得失无了时,注目寒江倚山阁。”

  诗不长,内涵却极其深广。杜甫以简洁而精准的笔触,将人与其他物种之间,所有物种相互之间的生存苦难,也即所有生物所面临的生命苦难,径直揭示而出,让所有的生命都直面这种与生俱来无法回避的苦难,认真思索,认真对待。既然造物者已对所有生命都作出了这种冷酷的安排,能与之作些抗争,使悲剧的分量多少有所减轻的办法,恐怕也只有一条:彼此都怀悲悯之心。有此悲悯之心,就会自觉地以至本能地减少甚或杜绝对其他生命的伤害,这个世界自然会逐渐减少血腥与恐怖,逐渐变得美好和谐温馨。

  短短一首《缚鸡行》,它所揭示的中国诗圣的情怀,何等博大!何等深邃!

  虽说杜甫是虔诚的正统儒者,只崇圣,不崇道,更不崇佛,但他面对被缚之鸡的思索,其实和庄子在雕陵栗园被喜鹊撞头后的冥想,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的参悟一样,都是以悲悯众生为宗旨的神圣的宗教情怀,有这种悲悯情怀和出自这种情怀的拯救苦难的不懈努力,自可成圣,也可成道成佛。

  “物情无巨细,自适固其常”

  杜甫这次在夔州西阁家中养的鸡很多,“自春生成者,随母向百翮”,光是自家母鸡当年孵化的,就有百只之多,鸡们“喧呼山腰宅”,“塞蹊使之隔”,阵势颇为浩大。院中虫蚁既经不起鸡们的啄食,鸡群目标过大,也易招狐狸等天敌的伤害。杜甫发现:“墙东有隙地,可以树高栅”,把鸡群养于栅栏内,“我宽蝼蚁遭,彼免狐貉厄”,既可不让鸡群啄食院中虫虫蚂蚁,又可让鸡群得到保护,免遭狐貉捕食。“应宜各长幼,自此均勍敌”,鸡群和院中虫蚁从此相安无事,尽可各自自在生存,自享天伦。考虑到这样作,对鸡群的生存毕竟有些限制,杜甫特别嘱咐具体操作这件事的儿子宗文,在让鸡群进入栅栏时,“令入不得掷”,让它们自己进去,不得捉住往里摔。而且要在心理上尊重鸡,“其流则凡鸟,其气心匪石”,鸡虽然普通,却自有其尊严呵。杜甫将这件事也吟成一首诗,直接命题曰《催宗文树鸡栅》。

  这事发生在杜甫晚年,但杜甫这种众生平等,众生皆有自在生存的资格,他物不得强行干预的思想,却是一贯的。

  唐肃宗乾元二年(759),杜甫由左拾遗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正值安禄山之乱,又逢夏天大旱,杜甫自身很苦,天下百姓很苦,万物都很苦。杜甫感事伤时,写下《夏日叹》、《夏夜叹》两诗,既为人间苦难悲悯,也为众生苦难悲悯,其中就有“物情无巨细,自适固其常”这样深刻的诗句。正是在这种博大情怀的观照下,我们的诗圣为我们留下了不少真诚歌颂万物和谐万物互爱的美好诗篇。

  他在《江畔独步寻花》中写道:“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流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在这首人见人爱、传颂千载的名篇中,杜甫以“自在”二字作为全诗的诗眼,花开得自在,蝶舞得自在,鸟啼得自在,因了这可贵而难得的“自在”,在那个战乱不息的苦难时代,这一刻,这一隅,竟也会如此美好。我们在欣赏这美好的诗篇,沉浸于这美好的意境之时,千万别忘了,这无上的美好,首先应是诗人心灵的美好,情怀的美好。因为先有了这美好,才会有其次——诗的美好。假若赏花者先动手动脚,粗野地把花折了,把蝶捉了,把鸟射了,黄四娘家小路边还会有美景么?美景既坏,好诗又从何而来!

  他在大历三年(768)春天写的《庭草》一诗,抒发的对院中小草的爱怜、珍惜和尊重之情,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之感,尤为细腻真切,字字句句,皆发自肺腑。这时离他去世只有两年多了,虽才五十七岁,却已显得衰老不堪。也许是苦难艰辛玉成圣人吧。肺病、疟疾、风痹、耳聋、眼暗、齿落,一生凄苦给他造成的种种病痛,集中向他袭来。杜甫的伟大就在这里,自身愈苦,愈念及人间苦痛,众生苦痛,写下很多怜民惜物的杰出诗篇,《庭草》即是其中之一。在世俗眼中,小草历来被视为卑微之物。在杜甫眼中,小草却自有其崇高而令人敬重的品格。特别是夔州的小草,在寒冷的冬天,依然一派碧绿,一到春天即呈现出浓浓的春意。而且,经冬的旧叶和迎春刚生的新芽,相互依偎映衬,更显温馨可人。“楚草经寒碧,逢春入眼浓。旧低收叶举,新掩卷牙重。”对于这么美好、这么可贵的小草,我们一定要倍加珍惜,“步履宜轻过”,经过它们的时候,脚步一定要轻些,再轻些,可不要惊着它们,吓着它们。“看花随时节,不敢强为容”。他提醒自己,也告诫客人:花草自有其生长时序,万不可为了满足自己的欣赏需求,而违背自然规律。

  在著名的七律《江村》中,他以传神之笔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动人画面:“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爱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为钓钩。”这画面看似寻常,却寓意深远。在这里,人与人,物与物,人与物,相互之间,皆各行其是,各得其乐,互不相扰,却又共同构成天地间万物同乐的和谐生存状态。这,正是我们向往的,应当珍惜的,全力营造的最佳生态。

  杜甫这样对待自然万物,还源自他一贯对自然万物本能的亲和之情。他在《岳麓山道林二寺行》中写道:“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鸟山花吾友于”,山山岭岭都有我的心灵寄托,花鸟树木都是我亲爱的朋友加兄弟。所以在《三绝句》第二首中,他向久别偶见的沙头鸬鸶真诚地倾诉思念之情,殷切地叮嘱道:“自今以后知人意,一日须来一百回。”朋友和兄弟,是应真诚地亲亲热热地时时处处相厮守呢。

  “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

  杜甫生活的时代,正值唐王朝极盛而衰,特别是自其中年以后,目之所及,不是战乱即是灾荒。“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其《北征》中这两句诗,记述的就是杜甫后半生的心境。他“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既忧黎元,也忧众生。爱之愈深,忧之愈切。

  他为路边被遗弃的战马而悲伤,写下七古《瘦马行》。时在唐肃宗乾元元年(758),杜甫正任华州司功参军。一天,他在华州城东郊看见一匹因受伤而被官军抛弃的战马,无人喂养,日遭饥寒,创伤又被乌鸦啄食,瘦骨嶙峋,伤痕累累,绊之欲倒。可怜巴巴的,“见人惨淡若哀诉,失主错莫无晶光”。杜甫为之向有条件的人家哀告:“谁家且养愿终惠,更试明年春草长。”

  他为自己一匹多病的老马而伤怀,写下五律《病马》。那是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关中大饥,杜甫弃官携家逃难到秦州。一路奔波,那匹被他乘坐多年的老马累得病倒了。杜甫在诗中对这老马深表谢意和敬意,“物微意不浅,感动一沉吟”,满怀深情地记述了老马与他一家共经的苦难:“乘尔亦已久,天寒关塞深。尘中老尽力,岁晚病伤心。”

  他为战乱和灾荒中的众生而哀叹,用诗句真实地记下它们在那个时代的生存苦难。地上,“穷猿号雨雪,老马怯关山”(《有叹》);天上,大雁们“伤弓流落羽,行断不可闻”(《归雁》);久霖中,“吁嗟呼苍生,……旷野号禽兽。”(《九日寄岑参》)。苦难的时代,苦难的生灵,无处不是悲声!正因现实如此,杜甫的悲悯也几乎无所不及。

  他悲悯苛政下“少生意”的桔林,写了《病桔》,实录其生存惨状:“萧萧半死叶,未忍别故枝。玄冬霜雪积,况乃回风吹。”

  他悲悯秋霖中阶下幸存的决明草往后生存的艰辛,为之泪下:“凉风萧萧吹汝急,恐汝后时难独立。堂上书生空白头,临风三嗅馨香泣。”(《秋雨叹》)

  唐肃宗上元二年(761)秋天,一场暴风雨卷走了杜甫成都草堂屋顶的茅草,吹倒了堂前一株两百多年的楠树。两件事同样引发杜甫深深的悲叹,他为前者写了著名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为后者写了《楠树为风雨所拔叹》,以同样的史诗笔触,实录下这两个灾难。在杜甫笔下,古老的楠树曾以其伟岸的浓荫、笙箫般的天籁美丽一方,造福一方。当灾难突至,则不畏不惧,英勇反抗,“干排雷雨犹力争”。但灾难实在过于强大,楠树终于悲壮倒地,“虎倒龙颠委榛棘,泪痕血点垂胸臆”。杜甫感慨难已,怅然莫名:“我有新诗何处吟?草堂自此无颜色!”是啊,这世界原由众生组成,一物遭毁,天地即为残缺。何况是如此英雄如此仁德的一位长者无辜被害,岂不哀哉!岂不痛哉!

  “丧乱死多门,呜呼泪如霰”

  自有人类以后,世间众生的生存苦难,最惨烈莫过于战乱。杜甫亲身经历了安史之乱和其后地方割据势力所不断制造的战乱,对此体会尤深。“丧乱死多门,呜呼泪如霰!”他以泣血之笔,在实录战乱残酷剥夺百姓生命的同时,也写下不少诗篇,具体而微地记述了连年战乱多方残害其它生物的史实。

  上元二年,杜甫在成都,亲眼看见由于战争所造成的物质极度匮乏,官府对各种物力竭尽搜刮,“伤时苦军乏,一物尽官取”,连棕树皮都被剥割殆尽,生命力本来极强的棕树竟大片大片地死去。他吟成《枯棕》一诗,记下这次生态灾难:“蜀门多棕榈,高者十八九。其皮割剥甚,虽众亦易朽。徒布如云叶,青青岁寒后。交横集斧斤,凋丧先蒲柳。”望着被割剥得皮尽枝干、枯死在荒草之中的棕榈树,我们的诗圣发出沉痛的悲叹:“念尔形影干,摧残没黎莠!”

  战乱年代,嗜血成性的军阀们杀红了眼,竞相穷兵黩武,残害百姓的同时,肆意捕杀野生动物,也成了他们经常性的乐子。唐代宗广德元年(763),杜甫在梓州,亲见梓州刺史章彝以校兵为名,兴师动众,大搞狩猎,“夜发猛士三千人,清晨合围步骤同。禽兽已毙十七八,杀声落日回苍穹。幕前生至九青兕,橐驼垒巍垂玄熊。东西南北百里间,仿佛蹴踏寒山空。”就连八哥这样几乎无肉可吃的小鸟,也不放过。杜甫为此吟成七古《冬狩行》,记下了这次斩尽杀绝、百里山空的生态暴行。

  杜甫还写了一首题名《麂》的诗,径直以麂的口气,痛斥战乱时代大大小小的统治者皆“衣冠兼盗贼”,疯狂地吃人害物,“饕餮用斯须”。在他们统治下,天地间几乎“无全物”。

  (编辑:李万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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