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独立自主的个人已经不再存在的时代，或者应该说个人已开始不再有独立自主的幻想。现在，在我们所有关于文学的谈论里，而且（尤其是）在我们所有关于批评的谈论里，我们都本能地把独立自主的个人视为理所当然的事。

　　整个现代欧洲文学——我指的是过去400年的文学——是建筑在思想诚实的概念上的，或者，如果你要那样说的话，是建筑在莎士比亚的“对你自己要诚实”这句名言之上的。

　　我们对作家的第一个要求是，他不应该说假话，他应该说他真实的思想，他真实的感觉。我们对一件艺术作品能够说的最糟糕的话就是说它不真诚。

　　对于批评来说，更是如此。在创作中，只要作者基本上是真诚的，那么一定程度的装腔作势和矫揉造作，甚至一定程度的露骨的弄虚作假都是没有关系的。现代文学基本上是个人的事。它要不是真实表达一个人的思想和感情，就毫无价值。

　　我说过，我们把这种想法认为是不成问题的的事，但是一旦用言语表达出来，你就会认识到文学怎样受到了威胁。

　　因为现在是极权主义国家的时代，它不允许，大概也不能允许个人有任何自由。提到极权主义，你就立刻会想到德国、俄国、意大利，但是我认为你必须正视这个现象将成为世界性现象的危险。

　　显然，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就要告一结束，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国家在采用集中化经济，对此，你可以按你自己的所好称它是社会主义或者国家资本主义。

　　有了这样的经济，个人的经济自由，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个人做自己愿意做的事的自由，选择工作的自由，在地球表面上来来往往的自由，也因之告终。

　　直到最近，这种状况的含义尚没有人预见到。大家从来没有充分认识到，经济自由的丧失会对思想自由产生什么影响。社会主义一般认为是一种道德化的自由主义。国家会掌管你的经济生活，使你免于贫困、失业等等的恐惧。

　　但是它无需干涉你私人的思想生活。艺术可以像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那样繁荣，而且只能更为繁荣一些，因为艺术家不再受到经济的压力。

　　但是如今，根据现有的情况，你必须承认，这些想法是歪曲的。极权主义废除了思想自由，其彻底程度是以前任何时代闻所未闻的。

　　而且认识到下面这一点很重要：它的思想控制不仅是负面的，而且是正面的。它不仅不许你表达（甚至具有）一定的思想，而且它规定你应该怎么思想，它为你创造一种意识形态，它除了为你规定行为准则以外，还要管制你的感情生活。它尽可能把你与外面世界隔绝起来，它把你关在一个人造的宇宙里，你没有比较的标准。

　　反正，极权主义国家企图控制它的臣民的思想和感情，至少像它控制他们的行动一样完全彻底。

　　对我们来说，重要的问题是：在这样的一种气氛中文学是否能生存？我想你必须干脆地回答它不能。如果极权主义成为世界性的和永久性的，那么我们所知道的那种文学就必然宣告完蛋。先是说，宣告完蛋的仅仅是文艺复兴后欧洲的文学，是不能成立的，也许在开始的时候觉得说得通。

　　在极权主义和过去所有正统学说之间，不论是欧洲的或东方的，都有好几个至为重要的不同点。最重要的不同是，过去的正统学说并不变化，或者至少并不很快变化。

　　在中世纪的欧洲，教会决定你该信仰什么，但是至少它允许你从生到死保持同一信仰。它并没有叫你星期一信仰这个，星期二信仰那个。今天不论什么样的正统基督教徒，印度教徒，佛教徒或者伊斯兰教徒，或多或少都是这样。

　　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他的思想是有限定范围的，但是他一生都是在同一思想框架内度过的。他的感情不受干扰。

　　而在极权主义方面，情况恰恰相反。极权主义国家的特点是，它虽然控制思想，它并不固定思想。它确立不容置疑的教条，但是又逐日修改。它需要教条，因为它需要它的臣民的绝对服从，但它不能避免变化，因为这是权力政治的需要。它宣称自己是绝对正确的，同时它又攻击客观真理这一概念。

　　举一个简单明显的例子，在1939年9月以前，每一个德国人必须以恐惧和厌恶的态度来看待俄国布尔什维主义，但在此之后他又必须以钦佩和亲爱的态度来看待它。如果俄德开战，这在几年内是很可能的，那么又要发生另一次同样激烈的变化了。德国人的感情生活，他们的爱和恨，必要时就得在一夜之间倒转过来。

　　这种情况对文学的影响是不用说的。因为协作基本上是感情的事，而感情不是总能受外界的控制的。对当时的正统思想口头上表示奉承是容易做到的，但任何有意义的作品只有你感到所说的话是真实的时候才能产生；没有这个，就不会有创作的冲动。

　　我们所掌握的全部情况都表明，极权主义要求其追随者在感情上作出突然改变，从心理上来说是办不到的。这就是我为什么说如果极权主义在全世界胜利时，我们所熟悉的文学就会宣告结束的主要原因。

　　而且，事实上，极权主义迄今为止似乎的确有那样的效果。在意大利，文学受到了残害，在德国，它似乎几乎已不再存在。纳粹的最有代表性的活动就是焚书。甚至在俄国，我们一度期望会出现的文艺复兴并没有出现，最有前途的俄国作家不是自杀，就是进牢，这成了一种明显的趋势。

　　我在上面说过，自由资本主义显然已快到了尽头，因此，我很可能似乎在说思想自由也不可避免地注定要完蛋了。

　　但是我不相信会这样，我在最后要简要地说，我相信文学能生存下去的希望在那些自由主义根深蒂固的国家，非黩武的国家，西欧和美洲各国，印度和中国。

　　我相信——也许这不过是虔诚的希望——虽然集体化的经济会出现，但这些国家会知道如何发展一种不是极权主义的社会主义形式，在经济个人主义消失以后，思想自由仍能维持下去。

　　无论如何，这个是任何一个关心文学的人能抱的唯一希望。不论是谁，只要重视文学的价值的，只要能看到文学在人类历史发展上所起的作用的，就一定也会看到抵抗极权主义的生死攸关的必要性，不论这种极权主义是从外部还是从内部强加于我们的。

　　译|董乐山

　　在英国广播公司海外节目中播讲，刊于1941年6月19日《听众》

　　（编辑：王怡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