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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好比捡麦穗

　　在关于苏格拉底的传说中，曾经有一个捡麦穗的故事。

　　据说有一天，苏格拉底带领几个弟子来到一块麦地边。那正是成熟的季节，地里满是沉甸甸的麦穗。苏格拉底对弟子们说：“你们去麦地里摘一个最大的麦穗，只许进不许退。我在麦地的尽头等你们。”弟子们听懂了老师的要求后，就陆续走进了麦地。

　　地里到处都是大麦穗，哪一个才是最大的呢？弟子们埋头向前走。看看这一株，摇了摇头；看看那一株，又摇了摇头。他们总以为最大的麦穗还在前面你呢。虽然弟子们也试着摘了几穗，但并不满意，便随手扔掉了。他们总以为机会还很多，完全没有必要过早地定夺。

　　弟子们一边低着头往前走，一边用心地挑挑拣拣，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突然，大家听到苏格拉底苍老的、如同洪钟一般的声音：“你们已经到头了。”这时两手空空的弟子们才如梦初醒。

　　苏格拉底对弟子们说：“这块麦地里肯定有一穗是最大的，但你们未必能碰见它；即使碰见了，也未必能作出准确的判断。因为最大的一穗就是你们刚刚摘下的。”

　　弟子们听了老师的话，悟出了这这样一个道理：人的一生仿佛也是在麦地中行走，也在寻找那最大的一穗。有的人见了那颗粒饱满的“麦穗”，就不失时机地摘下它；有的人则东张西望，一再错失良机。当然，追求应该是最大的，但把眼前的麦穗拿在手中，才是实实在在的。

　　柏拉图式的爱情

　　“柏拉图式的爱情”，是今天最时髦的一个词语。由于柏拉图的“理念论”在肉体和灵魂、现象和本质、感观和思维之间设置了一个泾渭分明的界限，并旗帜鲜明地指出：只有当心灵摒绝肉体而向往着真理的时候，这时的思想才是最好的。而当灵魂被肉体的罪恶所感染时，人们追求真理的愿望就不会得到满足。于是，引申到爱情，“柏拉图式的爱情”自然就成了精神恋爱的代名词。这种爱认为肉体的结合是不纯洁的是肮脏的，认为爱情和情欲是互相对立的两种状态，因此，当一个人确实在爱着的时候，他完全不可能想到要在肉体上同他所爱的对象结合。

　　其实这是一个天大的误解。柏拉图的确谈过恋爱，也出现过爱情，可是和今天我们所迷信的“柏拉图式爱情”不同，柏拉图的爱情是一种同性之间的恋爱，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同性恋。同性恋在古希腊时是非常盛行的。古希腊人认为，同性恋的过程更多地是灵交、神交，而非形交。而在女性很少受教育的古希腊社会，男人很难从女人中找到精神对手。这就是柏拉图偏重男性之间的爱情的原因。柏拉图坚信“真正”的爱情是一种持之以恒的情感，而惟有时间才是爱情的试金石，惟有超凡脱俗的爱，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人的本性在于求知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著作《形而上学》中的第一句话是：“每一个人在本性上都想求知”。亚里士多德用这一格言来说明哲学的起源。与这句格言相类似的一句格言是：“哲学起源于闲暇和诧异”。亚里士多德解释说：人出于本性的求知是为知而知、为智慧而求智慧的思辨活动，不服从任何物质利益和外在目的，因此是最自由的学问。哲学的思辨最初表现为“诧异”，诧异就是好奇心。最早的哲学家出于追根问底、知其所然的好奇心，对眼前的一些现象，如日月星辰、刮风下雨等，感到诧异，然后一点点地推进，提出关于宇宙起源和万物本原的哲学问题。

　　除了“诧异”以外，从事哲学活动还必须“闲暇”。设想，如果一个人每天都在为生计而奔波，哪还会时间去“诧异”？一个人如果连饭都吃不饱，哪会有心情去探究近乎奢侈的哲学问题？在古希腊，哲学家多为贵族，他们不必为生计操劳，因此才能从事纯思辨活动。亚里士多德正确地把“闲暇”作为哲学思辨的必要条件。古希腊拥有比任何其他民族都要发达的奴隶制，贵族享有充分的闲暇。但闲暇只是一切智力活动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能够利用闲暇从事哲学思辨，这是希腊人的特殊之处。

　　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

　　在《政治学》第一卷中，亚里士多德关于人的定义是：“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从词源学的角度上讲，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的概念显然不是凭空造出来的。“政治”概念的希腊文是politikon，这个词的本意是趋向城邦的。而政治生活或者政治制度的希腊文是politeia，城邦的希腊文是polis。可见，不管是作为概念的政治还是具体的政治制度，在亚里士多德看来都是和城邦有关系的。也就是说，当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的时候，是指人对城邦有一定的趋向性。也就是说，人按其本性必须结合成共同体才能生存，国家或城邦就是由此而来。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不可能独立存在，人首先是或在家庭之中的，家庭就成为人类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而建立的社会的基本形式。家庭联合起来组成村坊，若干村坊组合就是城市（城邦）。这是人存在的现实需要的结果，同时，也是人类的本性决定的。人之所以可以和愿意趋向于城邦是因为：“人类生来就有合群的性情，所以能不期而共趋于这样高级（政治）的组合。”

　　吾爱吾师，但更爱真理

　　亚里士多德从17岁开始入师门，跟随柏拉图达20年之久。亚里士多德对老师是很崇敬的，师徒二人也是很好的朋友。他曾写了一首诗赞美柏拉图：“在众人之中，他是唯一的，也是最初的这样的人啊，如今已无处寻觅！”

　　然而在追求真理的征程中，亚里士多德非常勇敢、坚决地批评老师的错误和缺点，在哲学思想的内容和方法上都同柏拉图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于是有些人就指责他背叛了老师，亚里士多德对此回敬了一句流传至今的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亚里士多德毫不留情地批评了老师学说的地基——“理念论”，提出了“实体说”。他认为柏拉图弄反了理念与现象的关系，从而陷入一个虚幻世界的图象中不可自拔，在这个世界中人类的想象与真实世界浑淆不清。而他主张同时运用人的感官，对他而言，真实世界中最高层次的事物乃是那些我们用感观察觉的事物，人类灵魂中存在的事物纯粹只是自然事物的影子，因此自然就是真实世界。他指出，我们对于自己感观未曾经验过的事物不可能有意识，我们所拥有的每一种意念都是透过我们看到、听到的事物而进入我们的意识的。

　　放纵自己的欲望是最大的祸害，不知自己的过失是最大的病痛

　　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阐述了他的“中道”学说，并认为“中道”是一种德性。所谓中道，就是人们用理智来控制和调节自己感情与行为，使之既无过度，也无不及，而自始至终保持适中的原则。

　　亚里士多德认为，在人的灵魂中可以看到三类东西，即情感、本能、习惯或品性。然后他对三者都做了分析，认为德性既非情感也非本性，因为，情感和本性本身并无道德可言，就它们自身来说，既不会受到称赞，也不会受到谴责。人的欲望、情感和行为都存在着三种可能，即过度、不及和适中，而德性的目的就是在于根据理性的原则来处理欲望、情感和行为。人人都有欲望，个个皆具情感，如果处理不当，或者不及，或者过度，这都是恶的表现，唯有适中（适度），才是德性的特征。因此，德性只能是习惯或品性。

　　既然德性是一种品性，那么，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品性呢？亚里士多德认为，每一个德性都能既让一件东西本身变好，又能使这件东西完满地完成其功能。既然如此，那么人的德性就一定是那种既能使人成为善人，又能使人圆满地完成其功能的品性。这种品性，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就是“中道”——既无过度，也无不及，而自始至终保持适中的原则。因此，亚里士多德极度不赞成放纵欲望的行为，认为这是对“中道”和德性最大的践踏。正如他所说：“克制自己的欲望比战胜自己的力量还要勇敢”。

　　优秀是一种习惯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先天的自然与后天的习惯是美德形成的两个重要基础，前者为德性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而后者则使这种可能性变成了现实。简言之，就是“道德生于天性，成于习惯。”

　　亚里士多德的原话是这样说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由自己一再重复的行为所铸造的。因而优秀不是一种行为，而是一种习惯。”这后一句话的意思是说，“优秀”并不是用来描述人们行为而是用来描述人们习惯的词。因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是否优秀，关键在于你是否养成了成就优秀的良好习惯。因为，如果说优秀是一种习惯，那么懒惰也是一种习惯。人出生的时候，除了脾气会因为天性而有所不同，其他的东西基本都是后天形成的，是家庭影响和教育的结果。所以，我们的一言一行都是日积月累养成的习惯。我们有的人形成了很好的习惯，有的人形成了很坏的习惯。所以我们从现在起就要把优秀变成一种习惯，使我们的优秀行为习以为常，变成我们的第二天性。让我们习惯性地去创造性思考，习惯性地去认真做事情，习惯性地对别人友好，习惯性地欣赏大自然。

　　幸福就是肉体无痛苦，灵魂无纷扰

　　在古希腊，伊壁鸠鲁是第一个讨论幸福和快乐的人，他是幸福主义伦理学的创始人之一。伊壁鸠鲁认为，哲学是通过论辩和讨论的方式产生幸福生活的一种活动。正如不能治疗身体疾病的医药是无用的技艺，不能解除灵魂痛苦的哲学是无用的空话。为了能够幸福地生活，必须学习伦理学；为了摆脱错误的认识和不必要的忧虑与恐惧，必须学习物理学。

　　伊壁鸠鲁在伦理学上以提倡“快乐论”而著称，他所追求的“快乐”并不是声色犬马的放荡，而是指肉体上的淡泊和精神上的安宁。正如上面的格言所说：幸福就是肉体无痛苦，灵魂无纷扰。在伊壁鸠鲁这里，快乐和幸福是同义的。他认为，快乐首先以静态为最好。他认为，身体处于平衡状态时的感觉最好，就不会有干扰，于是也没有痛苦。而如果欢乐激烈的话，特别是权势带来的欢乐，必然遭人嫉妒，因而伤害他的人数也就随之增加。所以有智慧的人必得逃避公共生活，必定努力使自己的生活悄无音讯，这样才可以没有敌人。

　　【注】：本文节选自《不可不知的1000个哲学常识》

　　作者：缘中源

　　（编辑：王怡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