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是歹徒的最后归宿

　　第五章 面对无穷机会的野心者

　　39．面对无穷的机会时，无可避免会看不起现在

　　机会无穷就像机会稀少或缺乏一样，可以是失意感的有力来源。当一个人面对无穷的机会时，无可避免会看不起现在。他会想：“我现在所做或可以做的一切，与我所未做的事相比，就像小钱那样微不足道。”这种失意感特别容易萦绕淘金者和荣景时代的浅狭心灵。正因为这样，一件乍看怪异的事实就产生了：淘金者、掠地者和追求一夕致富者这些明明是最自利的人，往往极乐于表现自我牺牲精神和参与群体行动。基于这个缘故，面对无穷机会的人要比那些选择有限、只能过按部就班生活的人更能接受爱国主义、民族团结甚至革命的宣传。

　　第六章 少数民族

　　40.在—个行将被同化的少数民族里，最容易被群众运动吸引的，是最有成就和最没成就的两类人

　　不管得到多少法律保障和武力保护，少数民族的处境总是岌岌可危。不安全感无可避免又会带来失意感。然而，一个矢志保存民族认同的少数民旅，其所感受到的失意感，要比行将解体、融人其他民族的少数民族来得低。一个矢志保护自己认同的少数民族会是一个紧密的整体，个人会在其中得到护荫和归属感，不容易产生失意感。反之，一个行将被同化的少数民族，个人是孤孤单单的，得独自忍受偏见与歧视，甚至还会隐隐约约有变节的罪恶感。正统犹太人的失意感要少于世俗化的犹太人，其理在此。同理，美国南方被隔离的黑人也较北方的自由黑人少些失意感。

　　另外，在一个行将被同化的少数民族中间，最有成就和最没成就的两类人又会比成就中庸的人感到更大的失意感。失败者本来就易于自视为边缘人，而如果他又是少数民族身份，他的失败会让他的无归属感更加浓烈。同样感受也会出现在少数民族的成功者身上。他们尽管有名有利，却往往难以打入多数民族的圈子，这使得他们格外意识到自己是个外人。另外，他们因为成功而自感优越，所以痛恨暗示他们低人一等的同化过程。由是可以推论，在一个行将被同化的少数民族里，最容易被群众运动吸引的，是最有成就和最没成就的这两类人。在意大利裔的美国人之中，最仰慕墨索里尼的是这两类人；在爱尔兰裔美国人中间。对德瓦莱拉( De Valera)的呼吁反应最踊跃的也是这两类人。对犹太复国运动支持最力的是最有成就和最没成就的犹太人。最有种族意识的美国黑人是成就最高和成就最低的黑人。

　　第七章 烦闷者

　　41．在蠢动不安中，人们为改变现状者鼓掌叫好

　　社会大气候是否已成熟得让群众运动萌芽，最可靠的指标莫过于是否有一股浓厚的烦闷气氛弥漫。几乎所有有关群众运动发生前一段时期的叙述，都会提到普遍的厌烦情绪。当一个群众运动刚开始的时候，它得自烦闷者的同情和支持，往往要多于被剥削者与被压迫者。对一个蓄意煽动群众运动的人来说，得知全民都有烦闷无聊之感，会比得知全民都饱受经济和政治剥削，更加感到鼓舞。

　　人们会感到厌烦，主要是他们的自我让他们厌烦。意识到自己生活贫乏和无意义是人们厌烦感的主要来源。反之，没有孤立感的个人——如一个部落、教会或政党的成员——不容易为烦闷所感染。只有从事创作或得为三餐糊口的人才不会有烦闷感。追求享乐和放荡不羁都不是缓和烦闷的有效方法。即使一个人生活环境并不太坏，但要是他缺乏从事创作工作或有用活动的能力、机会，那为了赋予生活以意义及目的，他在受到宣传的煽动后会作出多狂热的转变，是谁也不敢低估的。

　　烦闷心理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几乎任何群众运动产生的初期，总有些老姑娘与中年妇女厕身其间。就连伊斯兰教和纳粹党这么反对妇女外出工作的组织，我们都可在它们初创阶段找到一些扮演重要角色的妇女。

　　结婚对妇女来说在许多方面犹如参加一个群众运动。结婚为她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生活目标、一个新的未来和一个新的身份（从夫姓）。对于老姑娘和不能在婚姻中享受快乐与满足的妇女，她们的厌烦源于生活的单调乏味。通过拥抱一项神圣伟业，通过把精力和资财奉献于推动这项伟业，她们就获得了一种充满意义的新生活。希特勒充分利用了“那些渴望冒险、厌于空虚生活，不再能在爱情生活中找到乐趣的上流贵妇 “。在德国一些大工业家听过希特勒的名字以前，他们的太太早给他捐过不少钱。比尔德（Miriam Beard）告诉我们，一些生活无聊的商人妇对法国大革命发挥过同样作用：“她们饱受空虚无聊折腾，闷气无所宣泄。在蠢动不安中，她们为改变现状者鼓掌叫好。”

　　第八章 罪 犯

　　42.爱国主义是歹徒的最后归宿

　　“爱国主义是歹徒的最后归宿。”——这句挖苦话并非全无道理。狂热的爱国主义和宗教或革命的激情一样，常常可以作为罪恶感的抚慰之所。说来奇怪，不管是伤害者或被伤害者、犯罪的人或被侵犯的人，同样可以在群众运动中找到一个逃避他们污染了的人生的出口。看来，悔恨与悲愤都可以驱使人走向同一个方向。

　　群众运动有时看起来简直是为罪犯的需要量身订造：它们不只可以“净化”罪犯的灵魂，还可以让他发挥性向与能力。群众运动的宣传手法是唤起信徒一种悔罪罪犯般的情绪与心灵状态。在本书第三部分我们将会说明，成员的自我牺牲精神乃是一个群众运动的向心力与活力之所系，然而，自我牺牲本身就是一种悔罪般的行为，因为要是没有深切的罪恶感，一个人根本不会有悔罪的念头。所以，群众运动的策略，是要把一种病传染给人，然后又把自己说成治病的药方。一位美国牧师就感叹说：“我们美国神职人员的工作有够难：向一群大都没有真正罪恶感的人传扬救世主的福音。”一个有力的群众运动会培养其追随者的罪恶感。它不但会把人的自主“自我”形容为贫乏和无助的，还会把它说成是罪孽深重。悔罪的方法是抛弃个人的特殊性和独立性，得救的方法是把自我掩埋在团体的神圣一体性中。

　　所有群众运动都对罪犯宽大为怀，而且对他们热烈招手。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发起人圣伯尔纳呼吁人们加入十字军时这样说：“这是一个绝好而无价的得救机会，全能的上帝俯允无知者、杀人者、抢夺者、淫乱者、伪证者和犯有各种罪行的人为他服务。”（革命时期的俄国尽管对异端——意识形态上有偏差的人——绝不容情，但对一般罪犯同样宽大为怀。有一点大概是真理：与尊重生命财产的人相比，罪犯在拥抱一件神圣伟业之后会更愿意抛头颅、洒热血。

　　犯罪在某种程度上是群众运动的替代品。在舆论和法律并不十分严厉而贫穷并非绝对的地方，不满现状的人和畸零人往往会以犯罪宣泄压力。前面亦指出过，在群众运动兴盛的地方，犯罪率会较低。

　　（编辑：王怡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