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霍费尔，20世纪杰出的德国神学家，于一九O六年二月四日出生在德国布莱斯劳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早在被纳粹投入死囚之前，朋霍费尔就以其卓越的才华和温厚的品性在神学界享有声誉。十四岁时，朋霍费尔立志攻读神学，先后就读于图宾根大学、柏林大学，受教于著名教会史学家哈纳克，并深受先师赏识，但他更倾慕卡尔·巴特的神学思想。由于学识优异、才华横溢，年仅二十四岁的朋霍费尔就受聘担任柏林大学系统神学讲师。 积极从事普世主义和德国教会的反纳粹活动。1943年被捕，在狱中度过18个月，最后遭杀害。

　　朋霍费尔大胆宣称：”宗教的时代已经过去，世界正走向一个完全无宗教的时代，世界已经成龄(World　come　of　age)，它日益走向自治的道路，无论道德、政治、科学，人都不需要上帝。人和世界均已成熟，不应把他们重新拉回童年时代。“在朋霍费尔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宗教性”观念本身。“宗教性”乃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景观，这种景观不管对圣经的福音还是现代人来说，都是不恰当的。但基督的真理本身具有永恒的生命力，它关涉人和世界的生命中心问题。做基督徒并非必须宗教化，必须披上宗教的外衣，信仰乃是整个生命的行为，基督发出的召唤不是要人加入一种宗教，而是要人进入新的生命，因此，一个人成为基督徒不在于他恪守宗教形式，而是切实地做人，在今生此世的生活中积极参与上帝的痛苦。

　　关于朋霍费尔，则直到1992年，即他在三十九岁时为反对残害人类的纳粹政权而献出生命四十七年之后，他的名字才因《狱中书简 》中文本的出版而在中国传开。不仅如此，这位用全部生命实践信仰的基督徒楷模，其思想还遭到了不小的误解——不少人谈到他的思想影响了世俗神学或“上帝之死”派神学的时候，似乎以为他是一个反叛基督教的叛逆者，甚至是一个无神论者。

　　《狱中书简》由朋霍费尔的好友埃伯哈特·贝特格在他遇难后整理出版，收录朋霍费尔在狱中写给亲友的书信、诗歌和杂感断简。其中既有他对一生所学与所思的深沉回忆，也有他与父母朋友之间感情真挚的通信。如果说他以前的创作多是他神学思想的记录，那么《狱中书简》更像是他脱去神学家外衣之后更真实的自我表达。他明知生命将歇，却依然正气凛然，在纳粹绞刑架下，发出一个圣徒最后的声音，他说，“这，就是终点。对我来说，是生命的开端。”

　　在西方世界备受争议，影响了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著作。朋霍费尔就是将神学请下神坛、把激动带回人间的人。

　　《狱中书简》在西方世界备受争议，引起极大反响，影响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

　　对于善来说，愚蠢是比恶意更加危险的敌人。你可以抵抗恶意，你可以揭下它的面具，或者凭借力量来防止它。恶意总是包含着它自身毁灭的种子，因为它总是使人不舒服，假如不是更糟的话。然而面对愚蠢，根本无法防卫。要反对愚蠢，抵抗和力量都无济于事，愚蠢根本不服从理性。假如事实与一己的偏见相左，那就不必相信事实，假如那些事实无法否认，那就可以把它们干脆作为例外推开不理。所以同恶棍相比，蠢人总是自鸣得意。而且他很容易变成危险，因为要使他挥拳出击，那是易如反掌的。所以，比起恶意来，愚蠢需要加倍小心地对付。我们不要再三努力同蠢人论理，因为那既无用又危险。

　　要恰当地对待愚蠢，认识它的本来面目是必不可少的。十分肯定的是，愚蠢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而不是一种理智上的缺陷。有些人智力高超，但却是蠢人，还有些人智力低下，但绝非蠢人，作为某些特定环境的产物，我们惊讶地发现了这种情况。我们得到的印象是：愚蠢是养成的，而不是天生的；愚蠢是在这样一些环境下养成的，在这种环境下，人们把自己养成蠢人，或者允许别人把自己弄成蠢人。我们还进一步注意到，比起不善交际或孤寂独处的人来，在倾向于或注定要群居或交往的个人或团体当中，愚蠢要普遍得多。由此看来，愚蠢是一个社会学问题，而不是一个心理学问题。它是历史环境对人的作用的一种特殊形式，是特定的外部因素的一种心理副产品。更进一步观察就会发现，任何暴力革命，不论是政治革命或宗教革命，都似乎在大量的人当中造成了愚蠢的大发作。事实上，这几乎成了心理学和社会学的一项规律。一方的力量，需要另一方的愚蠢。这并不是人的某种天生能力，例如理智上的能力遭到了阻碍或破坏。正相反，是力量的高涨已变得如此可怕，它剥夺了人的独立判断，人们放弃了（或多或少是无意识地放弃了）自己评价新的事态的努力。蠢人可能常常十分顽固，但我们切不可因此而误认为他很有独立性。人们多多少少会感到，尤其是在同蠢人谈话时会感觉到，简直不可能同他本人谈话，不可能同他进行肝胆相照的交谈。同他谈话时，你碰到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一连串标语口号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这些东西有力量控制他。他已被他人作祟，他的眼已遭蒙蔽，他的人性已被利用、被糟蹋。一旦他交出了自己的意志，变成了纯粹的工具，就再也没有什么罪恶的极限是蠢人所不会到达的了，但他仍然始终不可能了解那是罪恶。在此有一种恶魔般地扭曲人性的危险，它会对人造成无可补救的损害。

　　然而正是在这个方面，我们意识到，蠢人不可能靠教育来拯救。他所需要的是救赎，此外别无他法。迄今为止，企图用理性论证去说服他，丝毫没有用处。在这种事态中，我们可以完全明白，为什么试图去发现“人民”真的在想什么是徒劳无益的，为什么这个问题对于负责地思考和行动的人来说也完全多余。正如圣经所言：“对上帝的畏惧，就是智慧的开端。”换言之，治疗愚蠢的唯一办法，是灵性上的救赎，因为唯有这样，才能使一个人像上帝眼中负责任的人那样生活。

　　不过，在对人的愚蠢的这些思考中，也有一点可慰之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大多数人在所有的环境中都是愚蠢的。长期起重大作用的是：我们的统治者是希望从人们的愚蠢之中，而不是从人们的独立判断和敏锐思想之中，获得更多的东西。

　　（编辑：王怡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