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7日，巴黎的讽刺漫画杂志《查理周刊》遭到武装分子的袭击，死亡多人。由于《查理周刊》多次发表讽刺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招致了伊斯兰极端组织“基地”的袭击。同一个月，《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中文版出版上市（法文版原作于2007年由法国伽利玛尔出版社出版）。这究竟是一种巧合，还是一种必然呢？
《圣巴托罗缪大屠杀》讲的也是一个因信仰而起的屠杀事件。两个事件同样都是发生在巴黎，同样都是残忍绝伦，只是圣巴托罗缪大屠杀的时间向前推移了近5个世纪。
画家François Dubois描绘的圣巴托洛缪大屠杀
因宗教信仰矛盾而起的大屠杀
该书的副标题是“一桩国家罪行的谜团”，可以体现作者是要将其当作一个案件去调查，那就要拨去这个事件的层层迷雾，探索其本来面目。
这是一个因信仰矛盾而生的屠杀事件，因此首先要看16世纪中叶的宗教派别分布。16世纪的宗教改革，使欧洲的版图分成了两半，南边的是天主教世界，北边的是新教世界。经由马丁?路德、加尔文等先驱的带动，形成德国的路德宗，瑞士、法国的加尔文宗，英国的圣公会几个大的派别，而法国的加尔文宗又称作“胡格诺派”。各国围绕着新兴的新教都出现了内部冲突。在法国，天主教徒与胡格诺派势不两立，二者之间的斗争持续了很久，屡屡以宗教战争的形式爆发。
那时欧洲也逐渐形成两大阵营：天主教世界以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为首，新教世界以英格兰为首，而法国正好处于这两大阵营中间。于法国而言，对新教的态度直接关系到其与邻国的关系，并且还牵涉到其在欧洲的战略地位变化。它既要拉拢新教徒以对抗强大的邻居哈布斯堡帝国，也要保证天主教在法国长久以来的优势地位，因为这与国王的合法性密切相关。因此法国国王面临着两难处境，他既要支持新教徒在尼德兰地区反对哈布斯堡帝国的暴动，也要在国内平息新教徒的兴风作浪。况且在法国宫廷中，还有笃信天主教的吉斯家族与以孔代、波旁等法国东部、南部的新教徒诸侯之间的矛盾。
国王查理九世面对重重困境，也想予以解决。于是，联姻成为解决的方案。国王的妹妹玛格丽特（也译玛戈王后）被许配给纳瓦尔新教诸侯亨利（即后来的亨利四世），试图以此连理之好解决国内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长期纷争。但恰恰在举办婚姻的六天后，即1572年8月24日星期五清晨，和平被打破。受国王的命令，新教徒的领袖、海军上将科里尼被残杀，就在两天前，他在巴黎遇刺受伤时，国王还亲自去探望他，强烈谴责破坏和平者。接着，巴黎城中展开了天主教徒对新教徒的大屠杀，暴戾之气充斥整个城市，塞纳河由于抛掷的尸体过多而被染成了红色，其他城市也出现了残酷的杀戮。事态为何出现了如此急剧的变化？究竟谁是幕后主使？是与新教徒有不共戴天之仇的吉斯家族？是摇摆不定的王后和国王？还是担心法国干涉尼德兰新教徒暴动的西班牙？
针对科里尼海军上将被谋杀的原因，作者做了细致入微的心理分析。以往的观点将焦点都集中在君主和大人物身上，作者却独辟蹊径，将当时巴黎城市的总体宗教情绪纳入到考察的范围，提出了巴黎人民炽热的天主教情绪、反宗教改革的特伦托会议精神、对科里尼为代表的新教势力的痛恨，正是造成科里尼被刺的主要原因，而这种浓烈的宗教情绪也正是推动事态进一步向前发展、失控并不可避免地滑入大屠杀的主要原因。（111-120页）在天主教徒看来，新教徒对天主教传统和习俗的蔑视深深地伤害了他们的感情，他们将平时的苦恼和愤怒都发泄到新教徒身上，甚至很多外来的移民如意大利人也都被当成新教徒而受到伤害。（170页）在这场扩大化了的情绪宣泄中，巴黎的天主教徒必然要找到一个宣泄口。因此，这场大屠杀既在“情理之中”，又属“意料之外”。
在分析事件的起因时，作者不再仅仅局限于上层，而是将普通民众都纳入到了考察当中，去剖析产生大屠杀的群众基础。从国王发动到局面失控，大众的宣泄情绪注入这场范围广泛的暴力事件。对于国王而言，为了自己的尊严和地位命令消灭一些新教徒，尤其是试图将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国王的科里尼，只是一次“外科切除手术”，可以借此巩固和增强国王的绝对权力。（137-144页）事实上，只有少数胡格诺派贵族被杀害，在巴黎，大量惨遭屠戮的是平民百姓，尤其是商人和手工业者。很多人趁火打劫，甚至有人借此机会公报私仇，将对手指为新教徒而使其陷入绝境。许多孕妇受到虐待，婴幼儿也难以逃脱，被溺死在塞纳河中。受害者死后也要被生者施虐，以象征的方式切断其与整个社会的关联。共有3000余人在巴黎殒命。（179-182页）
1572年8月24日圣巴托洛缪大屠杀后，法国王后凯瑟琳·德·美第奇（Catherine de' Medici）视察成堆的尸体。
除了心理分析，作者还使用了历史档案调查和人类学的方法，一方面深入分析档案，但又不依赖和迷信档案，同时又运用了人类学观察社会的方法，敏锐地觉察到社会和人群中极端情绪的迅速蔓延，将对上层人物的倚重转向对下层百姓的重视。在这方面，以往的新文化史家及其作品可以为我们提供大量类似的范例，如达恩顿的《屠猫记》、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都带着客观中立的立场深入到历史的细节中去，体现了一种历史人类学的范式。
作者并没有因循以往的观点，而是从大量的档案入手，将事件的时段拉长，抽丝剥茧，层层深入，将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都展现在读者面前。这个过程也类似一种调查断案，就迷雾重重的事件深入到档案和历史背景中去，努力还原当时人和事的本来面貌。作者在写作过程中不断地进行推理和论证，而整个过程又时刻保持着怀疑精神和高度的谨慎态度，做到不被档案资料所束缚。也正是如此，她才能够利用材料而又不为材料所缚，能够按照客观理性的精神批判材料，从而能够得心应手地运用材料。
大屠杀对国王权力有何影响
如果说该书的前半部分是剖析圣巴托罗缪大屠杀的更深层次的原因，那么后半部分就是讨论大屠杀造成的后果，尤其是对于国王权力的影响。
国王地位和绝对权力的增强，是这次大屠杀的重要后果。中世纪中期开始围绕着绝对权力和主权，政治思想家们已经开始在讨论，到16世纪时初步形成一种黎塞留式的国家主义理论，即在国家危难时刻国王无需预先审判就可以根据简单的怀疑直接处决嫌犯。（144页）正是这种绝对权力使国王查理九世拉开了圣巴托罗缪大屠杀的序幕，并使“外科切除手术”迅速上升到一场大规模的屠杀。
对于国王是否有权限决定臣民的生与死，是大屠杀之后法国在国际社会上努力解释的问题，因为这场暴虐行为已经引起邻国的质疑，尤其是英国，认为即使情况紧急也不可违反普通法，仍要坚持善政的观念。为此，法国国王必须找到一种合理的解释，来维持与新教国家的友好关系。国王的外交官们竭力向外国解释大屠杀并非国王本意，也不是出于宗教目的，而是天主教徒为了保护国王、反对新教徒的谋反而采取的极端行动。（222页）因此，国王的安危高于一切，国王成为“决定国家利益及采取何种手段维护国家利益的唯一仲裁者”，这影响了君权未来的演变。（232页）国王被进一步神圣化，越来越不受臣民的约束和限制。
当然，还有一种办法能够解决这种局面，那就是寄希望于民主化和三级会议，迫使国王为了“公益”而接受三级会议的监督，从而构成一种君主、贵族、民主合为一体的政体。为此，在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之后，天主教和新教的贵族各有一部分组成了反暴君同盟，希冀对国家政权进行改造，逐步走上理性和节制，实际上也就是达到对国王权力的制约。然而，就在贵族们以为这个宏伟愿望即将实现时，迎来的却是不断的内战。甚至国王亨利三世本人在1589年8月1日被刺杀。反暴君理论不仅没能解决宗教分裂、内战不已的情况，甚至还摧毁了唯一的权威——国王。在这种两难处境中，只能采取强有力的政权和自上而下的强制性措施，才能够稳定局面。1598年继任的国王亨利四世及其所开创的波旁王朝，成为这种解决途径的受益者，法国重又恢复了秩序。（309-311页）
经历了大屠杀及其之后的混乱，选取什么样的道路成为摆在法国面前的选择，是建立一个限制君权的机构，还是绝对的君主制？但事实证明，通往君主立宪的道路在现实中是行不通的，宗教的分裂和狂热阻滞了这个选择，大屠杀和混乱迫使法国只能走上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王权的道路。这个悖论是时代造成的，也是无可奈何之举。此后，王权便成为法国解决混乱局面的重要依托，在17世纪的投石党之乱、18世纪的大革命前夕，王权的孱弱成为混乱的重要原因。在这种矛盾当中，理性与狂热、集权与民主成为不可兼得的对立，而民主与狂热的结合又成为法国历史发展中的重要特征，这在法国大革命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然而，这种情况绝非已经过去的历史，它一直在不断上演。作者在最后一段为当代敲响了警世之钟：类似的野蛮行径绝不属于过去，在文明开化的时代仍会重新出现。结合法国当前的群体之间的紧张和摩擦，不得不担忧文明对暴力失控的约束力。由“他者”带来的恐惧曾经造成了圣巴托罗缪的惨剧，对在宗教上异己的“他者”进行想象和建构，并在肉体上予以消灭，由此带来的暴行和大屠杀并非没有可能再度出现。因此，1572年8月24日的悲剧着实是一个人们应当时时警醒的教训。
从圣巴托罗缪大屠杀到《查理周刊》事件，这五个世纪中，难道人类的理性没有向前推移吗？信仰与理性，是人类数千年历史中始终摆脱不了的纠缠和冲突。即使到了当今所谓的“文明”时代，这种从早期历史中带来的两种因素都还与人形影相随。信仰与理性本身没有错，错的是将其无限夸大，借其之名建构“异端”或“他者”并予以残害屠戮，这是人性的最卑鄙最怯懦的一面。但又如何解决呢，作者并没有给出完美的答案，甚至陷入到一种矛盾的纠结中，因为克制信仰偏执的绝对君主似乎又成为反民主的极权体制。那么，将何去何从？这似乎成为历史和人性的幽暗之处的不断盘旋的疑问。
（编辑：葛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