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纽约时报》消息，当代匈牙利最著名的作家之一艾斯特哈兹·彼得因身患胰腺癌，在和病魔做了将近一年斗争后，于当地时间7月14日在匈牙利去世，享年66岁。本文为彼得的代表作《一个女人》的译后记，作者余泽民，感谢世纪文景授权转载。
……所有的一切，都要他来记忆，还有所有的人，
他母亲的记忆，成为他的，不管他愿不愿意，
他父亲的记忆，成为他的，
他邻居的记忆，成为他的，
义务警察的记忆，也成为了他的，
所有的一切……
——摘自《赫拉巴尔之书》
对我来说，所有的一切都是家族的历史。
——摘自《哈恩—哈恩女伯爵的一瞥》
一、他背负着帝国的沉重记忆
2004年，一位54岁的匈牙利作家荣获了“德国书业和平奖”；1992、1994和2003年，他先后获得法国政府颁发的骑士、军官和指挥官三个级别的“艺术与文学勋章”；1996年，他被授予匈牙利共和国的最高荣誉——科苏特奖章；2000年，他的第27部作品、追溯自己与父亲、与家族、与帝国关系的《天堂的和谐》刚一出版，就被欧洲文坛视为经典；两年后，作为《天堂的和谐》续本的“修订版本”问世，令人震惊，发人深省。现在，他被评论界公认为是继承了从卡夫卡到纳博科夫文学传统，具有东欧文化历史背景与特色的现代文学传统的文学大师；无论对文学语言与形式的创新，还是对个体与群体、个体与历史的剖析，都让他跻身于当代名家之列。他多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不仅是匈牙利文学与艺术学院院士，同时还是德国语言与诗歌学院、柏林艺术学院和法国的欧洲科学、艺术与文学学院院士……他就是匈牙利作家艾斯特哈兹·彼得。
对中国读者来说，他的名字尚且陌生，但对西方读者来说早已熟悉。他的三十多部作品已被翻译成了二十多种文字。即使对那些没读过他作品的欧洲人来说，也不会不知道艾斯特哈兹伯爵家族，这个家族的庄园、城堡在中欧地区多达二十几座!这个家族的跌宕命运，曾与欧洲历史密不可分。
“我们的家姓，取自‘黄昏的星辰’，在此之前我们没有名字。在11世纪的公文里，对官员一般只呼教名，很少提家姓。既然没有家姓，便无所谓家族。”作家在《天堂的和谐》中这样记述。艾斯特哈兹家族第一位有据可查的祖先，是12世纪末在匈牙利宫廷担任公证官的莫库德（Mokud），从那时算起，在后来的700年间，这个家族始终未离朝廷左右，特别是在16世纪后，“黄昏的星辰”越来越明亮，逐渐进入中欧诸国的政治、军事与宗教核心。“自从获得了名誉和地位，家族分成了两个分支。一支是族人众多的公爵家族，另一支是子孙繁盛的伯爵家族……”作家本人，是伯爵家族的后裔。
艾斯特哈兹·彼得的祖先，有的当过大臣、将军或总司令，有的任过州长、主教和大主教，还有两人出任过总理。他的曾祖父米克洛什（Esterhzy Miklós），在奥匈帝国时代担任奥地利皇家卫队与匈牙利王家卫队的卫队长，后任匈牙利天主教协会主席，祖母是位法国公主。他的祖父莫利茨伯爵（Esterhzy Móricz），曾在“一战”末期临危受命，出任匈牙利总理，战后担任劳动部部长，“二战”期间曾被德国纳粹抓进集中营。“二战”后，艾斯特哈兹家族的财产被公有化。1951年，还在襁褓中的小彼得就随着全家流亡异乡。1956年秋天，匈牙利人民自由革命遭到苏军出兵镇压。就在那一年，作家的父亲、已沦为平民了的末代伯爵马加什（Esterhzy Mtys）带着妻儿迁回布达佩斯。
在艾斯特哈兹·彼得身上，与生俱来地背负着帝国兴衰的沉重记忆，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在他后来创作的“家族小说”里，以庄重的手笔和惊人的坦诚讲述了他与父亲之间熟悉又陌生的关系，不仅折射出欧洲历史的风云变幻，还无情地剖析了一个人在历史坐标系里扭曲变形的复杂人生。
二、爱踢英式足球的文学叛逆
第一次与艾斯特哈兹·彼得邂逅，是在八年前一位作家朋友的家庭聚会上，当时尚未获诺奖的凯尔泰斯也在场。艾斯特哈兹身材高大，体格健壮，鼻梁窄高，戴一副眼镜，即使没有表情，额头也有两道海鸟状皱纹，眼睛很像歌德，幽默儒雅，十分健谈，嘴角上总挂着一抹几分睿智、几分纨绔的微笑，一头浓密蓬松的灰色长发，让我想到小泽征尔，透着很浓的艺术气质。朋友告诉我，艾斯特哈兹是个全才，不仅写小说、散文、喜剧、歌剧，而且曾是有名的足球健将。
1950年4月14日，艾斯特哈兹·彼得生于布达佩斯，身为贵族后裔，并未享受过富贵荣华。刚一出生，就随着家人一起流亡，被削掉爵位的父亲成了瓜农。1956年，一家人迁回布达佩斯。1964年，艾斯特哈兹小学毕业，在一所教会学校读中学。1969年他考入厄特沃什·罗兰大学数学系，1974年毕业后，曾在匈牙利机械部工作了四年。年轻时，艾斯特哈兹踢球成瘾，即使后来成了作家，也始终活跃在足球场上。他的书里经常绘声绘色地描写球赛细节，2006年的新作《走进十六号的深处》，干脆是一本“足球小说”。在他新版的旧作《悬》里，特意插入一张年轻时的球星照，并且注上：“我那个时代的模特?”想必是表达作家对逝去青春的留恋吧。
1976年，艾斯特哈兹发表他的处女作——《范奇库与品塔》，刻画了一个性格矛盾、用近乎成年人的智慧观察成年人的少年，并且开始了他一意孤行、至今不弃的语言变革。少年站到椅子上喊了三个词：“范奇库，kalokagatijja，品塔!”kalokagatijja是由两个希腊词Kalos（美丽）和agathon（好）合并而成，词尾两个“j”，表示孩子喊叫时的习惯性拖音。虽然这只是作者捏造的语气词，但有着奇妙的视觉性和敏感的听觉再现。显然，作者受到了维特根斯坦的观点影响：词语本身没有意思，只在使用当中才拥有意义。在他后来的作品里，也经常混用多种语言，传达不同的视听信息，对当代匈牙利文学语言的变革影响很大。接着他又创作了小说集《千万别逃进教皇的水域》，其中的《下流的文本》，用三个文本讲述一个故事，《密探的故事》则反应了冷战时期东欧社会的专制与荒谬，是对主题与结构的实验性探索。
1978年，28岁的艾斯特哈兹辞去工作，将全部精力投入文学创作，此后一发不可收拾。1979年发表了一部讽刺时弊的长篇小说——《生产小说》，描写人际的尔虞我诈，将普普通通的生产会议描写成互相残杀的血腥战场。这部作品显示出作者的锐气与胆量，是他对传统文学的“反叛宣言”。
接下来，艾斯特哈兹酝酿了一项更大的工程，他花了五年时间，完成一部厚达七百多页、名为《文学导论》的系列作品，其中包括《悬》、《谁为女士的安全负责?》、《匈牙利色情小读物》和《心脏助动词》等几部实验小说。
《悬》的实验性表现在奇险、高难、创新的语言技巧上，这部近两百页的长篇通篇只有一句话，而且最后的结尾是半个括号（他用一个前括号暗示小说的开放性）。小说讲述一群青春期少年步入成年的情感转变，时间穿插，人物交错，引语暗连。这个洋洋百页、语法精密、节奏从容的叙事长句，标志着艾斯特哈兹式语言风格的成熟。《谁为女士的安全负责?》由两个既独立、又连环的中篇组成，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小酒馆里的因果荒谬、心理错综的爱情故事，通过男主角既想恋爱、又缺乏爱的能力的尴尬痛楚剖析了特定时代下东欧知识分子的矛盾心态。《匈牙利色情小读物》的标题虽然抢眼，但并不是读者以为的情色小说，作者打破传统的体裁界限，借助各种违反常规、大胆巧妙的叙事手段，呈现出当时匈牙利社会的精神状况，显示出艾斯特哈兹对写作自由的孤傲追求。《心脏助动词》是使艾斯特哈兹跨入欧洲文坛的重要作品，将母亲病中最后的弥留与一位女性的梦幻世界交错重叠，但是作品并未停留在生死的主题，而是通过讣告的版式、文学性引文，在探讨死亡的道德意义的同时，还触及了写作的道德意义，可以说是到目前为止艾斯特哈兹最具思想性、技巧性和叛逆性的实验作品。
《文学导论》的合集出版于1986年，被誉为匈牙利“写作自由的黎明曙光”。
三、《赫拉巴尔之书》与《一个女人》
如果将艾斯特哈兹的文学创作按阶段分析的话，第一个创作阶段是从1976年发表《范奇库与品塔》到1986年出版《文学导论》合集；第二个阶段从1987年化名发表《十七只天鹅》到1996年问世的《一只家兔的伟大一生》；第三个阶段从2000年开始出版“家族小说”至今。
《十七只天鹅》以传统细腻的纪实笔触，讲述了一位二十二岁年轻女郎的不幸遭遇，她自小失去父母，在社会上找不到位置，充满激情而绝望地爱上一位已婚男子，同时阅历了不同性别的感官教育，最后残疾使她拿起了笔。书名取自小说的十七个章节，比如“父亲天鹅”、“母亲天鹅”、“巴西天鹅”、“童贞天鹅”、“历史天鹅”、“欲望天鹅”、“死亡天鹅”……“天鹅”不过是“章”的代名词。小说出版后引起轰动，但由于艾斯特哈兹没使用自己的真名，而是署上了小说女主人公的名字——莉莉（Csokonai Lili），从而增加了小说的写实元素，赚了不少读者的眼泪，评论家也四处打听这个从地缝里冒出来的“文学新秀”。艾斯特哈兹之所以没用真名，是为了“与读者达成阅读协议”，让读者更无阻隔地进入女性角色；而他在刚刚出版《文学导论》合集之后，捡起现实主义的传统手法，也表明他所进行的文学尝试，是为了寻找适于表达不同主题的不同手段，并不是刻意否定传统。
1989年秋天，艾斯特哈兹在布拉格见到了他景仰已久的捷克作家博胡米尔·赫拉巴尔（Bohumil Hrabal），可以这么说，自从艾斯特哈兹开始文学创作，赫拉巴尔就是未谋面的导师。从赫拉巴尔身上，他不仅获得了标新立异的文学灵感，更获得了独立不屈的精神力量。啤酒桌上，40岁的艾斯特哈兹与75岁的老人倾心长谈。第二年，他创作了长篇小说《赫拉巴尔之书》，表达对这位东欧文学大师的敬意。上帝派两名天使——裘裘和勃拉日下到人间巡查。他们俩化成人的模样，开着带政府车牌的“拉达”轿车，刺耳的鸣笛吓坏了周围的居民（这是东欧人的偏执狂：他们想像这是在迫害，那就真是迫害。）这时候，一位研究赫拉巴尔的作家正在拼命写作，而他怀着身孕的妻子安娜却与赫拉巴尔频频通信，向他叙述自己的故事，倾诉自己的思想，并且深深地爱上了他。喜欢创造历史、谱写史诗的上帝，察觉到了这个凡间故事的戏剧性，于是指挥两名下到人间的天使，试图操纵事情的发展与结局……
《赫拉巴尔之书》继承、融汇并发展了卡夫卡和赫拉巴尔文学的理性精髓，有着离奇的戏剧性、深邃的思想性和中欧人特有的政治诙谐，通过上帝、天使与人类之间的微妙关系，通过一个貌似荒诞的严肃寓言，艾斯特哈兹不仅生动刻画了东欧人饱经蹂躏、创痕累累的精神状态，同时也传递了一个个体对人类充满期待的自救信息：尽管人们都认为上帝是万能的，但是人的痛苦，却只有人与人之间能够彼此相助，即使上帝也无能为力。乍读起来，小说的内容与书名关系不大，但是读完之后，我们才晃悟：艾斯特哈兹通过一系列虽然离奇、却符合逻辑的故事，完成了与赫拉巴尔的思想对话。评论界普遍认为，《赫拉巴尔之书》是艾斯特哈兹小说中最完美、最细腻、最深刻、最具戏剧性的代表作。
1995年，一部既令人咂舌又让人捧腹、既非散文又非小说的畅销书——《一个女人》与读者见面。作品共分97章，每章写了一个女人，既可以理解为一个男人与97个女人的关系，也可以理解为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的97种关系，作者一边跟读者做文字游戏，同时还做着心理游戏。无论作为后现代文学大家的艾斯特哈兹多么大胆、多么激进，但他从没有抛弃读者一意孤行。他总是巧妙地用游戏的手段一步步地诱惑，甚至可以说培养、训练他的读者，让他们习惯适应、不断接受自己的风格，总能让读者从不适应到适应。《一个女人》就是一个绝好的例证。
最初写《一个女人》，艾斯特哈兹纯粹出于顽皮，是跟一位画家好友玩一把艺术。1993年，插图画家班嘎·费伦茨（Banga Ferenc）创作了一幅以女人为题的“影子画”长卷，勾起了艾斯特哈兹的幽默灵感，于是他在画上手书配文。与其说是文学，不如说是艺术；与其说是给读者读的，不如说是给观众看的。他抛掉了所有的文字顾忌，口无遮拦，痛快淋漓，如仙人癫语，似童言无忌，释放出一股甚至“非文字的机智、幽默、洒脱和放浪”。或许正因这种意想不到的文字快感，使他决定写一本书。两年后，一部去掉图画、扩写了的《一个女人》出版了，恐怕作家自己都没预料到：本来一桩闲来戏笔的“副产品”，竟成了他作品中流传最广、译本最多的一部。
“有一个女人。她爱我。”“有一个女人。她恨我。”“有一个女人。爱。”“有一个女人。恨。”“有一个女人。恨爱。”“有一个女人。爱恨。”“有一个女人爱我。”“有一个女人恨我。”……97章的每章开头，都反复重复这样音乐般的主题变奏。作者凭他的男性体察，演绎出97种男女关系（准确地说是96种，因为其中包括一个像女人一样爱他的男人）。作品结构松而不散，主题简而不单，描述坦率而不失控，用词粗粝而不流俗，虽没有大悲大喜，但透过别的作家不屑落笔的寻常琐事，让人发出会心的微笑。在语言、句式和叙述手段上，艾斯特哈兹下了相当的工夫，经常串用拉丁语、德语、法语、英语和各种谚语、俚语、文学典故和民间传说，增加作品的阅读难度和趣味（遗憾的是，再好的译本也难完全传达原文的阅读快感）；另外，作者还巧妙采用长短句交叠和诗的韵脚，将“不雅的细节”也处理得机巧幽默，有缓急，有顿挫，有排比，读起来朗朗上口，并无粗鄙之感。后来，《一个女人》不仅被排成话剧，编成广播剧，艾斯特哈兹还亲自朗读，录成CD，畅销至今。这是一部“大师的小品”，是欧洲情爱小说的当代经典。
另外，《一个女人》在艾斯特哈兹作品中的特殊地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从小说结构的探索上说，为日后的巨著——《天堂的和谐》提供了模式。在《天堂的和谐》里，作家沿用了《一个女人》的叙述结构，以一个儿子的身份，叙述了多种父子关系，书中的父亲，不仅是他的生父，还有家族里数百年来的历代祖先；他甚至沿用了《一个女人》的叙述方式，“我的父亲”在段落的开头反复出现，如歌如咏，就像《一个女人》中贯穿始终的“有一个女人……”
四、寻找一个熟悉的陌生人
“时间在他们身上累计，祖父们的时间，祖父的祖父们的时间，历史的时间，国家的时间……”艾斯特哈兹在《赫拉巴尔之书》中这样写道。
千禧年，是艾斯特哈兹文学生涯中的重要年份，以家族为主题的宏篇巨作《天堂的和谐》的问世，标志着他第三个创作阶段的开始，使他一跃成为欧洲最引人注目的作家。小说中，作家通过多条线索在历史的尘烟中寻找、回忆、接近、了解自己的父亲。用作家自己的话说：这不仅是一部“家族小说”，更是一部“父子小说”。艾斯特哈兹将个体的命运放到家族、国家的宏大历史背景下层层剥解，放大观察，深情地回忆、追寻、辨认、拥抱、赞颂了自己曾遭放逐、沦为瓜农、屡受迫害的父亲。他不仅重温了父亲善良谦逊、勤勉正直的美好品行，也看到了操纵他命运的残酷历史。
“我的父亲，是位黑衣骑士，披着黑色铠甲，站在地狱城堡门口。城堡的墙是黑色的，高大的碉堡猩红如血。门前喷射着白炽的火焰，熊熊的火柱直冲云天。他（我的父亲）穿过火焰，穿过城堡的庭院，爬上楼梯，一个个厅堂依次呈现在他的眼前……他突然意识到：在每扇门口，从楼顶到地窖，到处都在施加人类闻所未闻的酷刑。‘我走进了痛苦的秘密城池，’我父亲说，‘但第一个场面就已让我无法忍受。’”作者心目中的父亲，是柔肠义骨的高贵骑士。
评论家勃姆比茨·阿提拉（Bombitz Attila）说：“《天堂的和谐》是一部和谐之书、理解之书、和平之书。在事物之间、世界之间、语句之间，在真实与虚假、历史与故事、小说与书之间，在两个（或多个）人之间，在父亲与父亲之间，在儿子与儿子之间，在父亲与儿子之间，缔造出充满和谐的友好关系。这部书是圣灵。你重新读一遍第二部分，你会知道，什么是父亲的责任，或者说：什么是儿子的责任。一个这样的男人：含辛茹苦，排忧解难，辛苦持家，分享忧乐。能够从容应对世上的一切……《天堂的和谐》所承担的任务并不轻松。”这一和谐，是艾斯特哈兹与父亲之间精神、情感的跨时空拥抱。“这是一个核心本质，世界上每个人最后一刻都是耶稣，每个人都被钉上十字架……但是儿子不要忘记，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斗胆忘记。”在《天堂的和谐》里，艾斯特哈兹刻画出人类最真挚、最复杂、最浓厚、最永恒的父子情。
就在《天堂的和谐》出版前的1999年秋天，一个意外事件发生了：政府解密了一部分专制时期的绝密文件，披露了不少人曾充当政府情报员的历史污点。冷战时期，匈牙利安全部门招募了数以千计的“耳目”，他们的告密，曾将许多人送进牢狱，家破人亡。出于好奇，艾斯特哈兹委托一位在历史档案所工作的朋友K帮他查一下，看看有没有关于自己的黑材料，“即使不为澄清过去，也出于市民的民主责任，表示对过去的关注。”
2000年1月中旬，艾斯特哈兹终于完成了《天堂的和谐》。28日，他根据K的安排，到档案馆查阅找到的资料。接待他的M，神色有些拘谨、惶恐，寒暄之后，抱来三个厚厚的档案夹。“这是一个情报员的档案，一个情报员，”M莫名其妙地叹了口气，仿佛体验到情报员的心痛，“里面装的是举报材料。”
打开档案，艾斯特哈兹立即明白了：眼前的东西意味着什么!“我看到的东西令我难以置信。我迅速合上，因为我的手开始发抖。现在我该怎么办。好像是在做梦。我马上就要晕倒，只有晕厥可以解决一切。或者我从禁闭的窗户跳出，逃之夭夭。”卷宗里，他看到遭当事人举报的熟悉名字，其中有一堆姓艾斯特哈兹的，还有他的舅舅。“索引总计一百五十条，三百七十五页，结束日期为1965年8月9日……”写这些告密信的是一个1957年3月被内务部招募、代号“查纳迪”（Csandi）的秘密情报员。
“看完这个卷宗我感到面红耳赤，头晕目眩。我第一次知道身体竟会产生这种生理反应。”原来，这个“查纳迪”不是别人，正是作家一向尊敬、人格完美的父亲马加什伯爵!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在前一部书里刻画的那位正直善良、高贵自尊的熟悉的父亲，竟是一个曾向迫害自己家族的政府告密亲人的陌生人!
震惊之后，艾斯特哈兹又做了一次时间的逆行，撰写了第二部家族小说——《修订版本》，并于2002年出版。他在书里抄录了大量资料，怀着莫大的痛楚和作家的良心诚实披露了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事实：“看到他的手迹，我那么喜爱的字体，感到针扎似的刺痛。这是我曾经（而且依旧）为之骄傲的字体。关于字体的主人，我有许多话要说……”
从崇敬父亲，到揭露父亲，这需要作家莫大的勇气。但是我想，艾斯特哈兹对父亲丑的揭露，并不为了抹杀他善的一面，而是客观地、人性地通过一个人的内心扭曲，控诉历史的罪恶。他在第一部书里看到的父亲的从容和自尊，是以第二部书里披露的卑躬苟活为代价的。
《天堂的和谐》和《修订版本》，确立了艾斯特哈兹在欧洲文坛的大师地位。
五、一位内心平衡的匈牙利绅士
艾斯特哈兹是位风格多变、知识渊博、思想深刻、有良心和使命感的作家，他善于在历史中和日常生活中，站在与同时代人保持相对距离的、时空开放的灵魂地平线上洞察人性的矛盾与荒谬。无论写什么主题，都带着强烈、犀利、从不妥协的个体观点，在标新立异的同时，尊重并吸取前人的思想精髓，主张根据主题确定语言的风格、作品结构以及作者、作品与读者之间的三位一体关系。
“对我来说，其实很愿意回到19世纪小说的写作技巧，因为我很喜欢。作为读者，我很爱读巴尔扎克、司汤达和冯塔纳（Theodor Fontane）的作品，我很愿意能像他们那样写作……只是，这不可能。历史的小说化，遇到的同样是这个问题。”艾斯特哈兹解释说，因为他生活的荒谬时代、他写作的专制环境、他生活的家族背景和他个体介入的强烈的表达欲望，都使他不得不另辟蹊径，寻找自己的表达方式。从他的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一股永不疲倦的精神内力。除了小说外，他还写了《来自象牙塔》、《一条蓝丝袜的记录》、《自由的沉重幻想》等多部杂文集和幽默散文，经常大量引用其他作家的文字，在自己经营的特定文字环境下，加以利用和扩展；他经常打破语种边界，让读者的大脑进行整合；他还涉足过话剧、歌剧、电影和广播剧，是匈牙利数码文学院的创始人；他拥有毕加索一样的丰富的想像力和求变欲望，但在变化中求平衡，在矛盾中求和谐，在破坏中求建树。
当我听说艾斯特哈兹毕业于数学本科时，确实感到有些意外，但在我系统读过他的作品之后，这种意外变成了恍悟，我逐渐发现，在他的文字里面充满了许多神秘数字：比如说，《一个女人》中的1个男人与97个女人；《十七只天鹅》中的1个女人与她生活的17段故事；《赫拉巴尔之书》中讲述1个故事的3种叙述；《哈恩—哈恩女伯爵的一瞥》中攀登高塔（象征天堂之路）的768级台阶和下到煤矿（象征地狱）的168级台阶……
“我是一位内心平衡的匈牙利绅士。”有一次，艾斯特哈兹在访谈中如是说。的确，他在作品里总像解方程一样，在无数对立的矛盾中作着精细而危险的平衡：现实与小说（如《天堂的和谐》），男人与女人（如《一个女人》），群体与个体（如《悬》），权利与放弃（如《运输者》），祭献与凡俗（如《心脏助动词》），过去与现在（如《十七只天鹅》），理智与情感（如《修订版本》），荒谬与严肃（如《赫拉巴尔之书》），以及冷峻的写作技巧与形而上学的敏感，在诸多矛盾之间，他建立了一个个让人绝路逢生的脆弱平衡。
在创作中，艾斯特哈兹运用一种独特的、奇险的文学逻辑，在尊重语言、传统和习惯的规则的同时，进行大胆、机巧的拆解，直到有一刻无可挽回，彻底推翻；推翻的同时，建立起新的规则。对我来说，翻译艾斯特哈兹·彼得的作品，是对自己功底、学养和耐性的挑战，与其说是翻译，不如说是用中文建立一种全新的、与原文相应的文学语言。在此，我感谢邵艳美编辑的信任和委托，感谢汉学家陈国（Csongor Barnabs）、范凌思（Mria Ferenczy）、芭尔涛·埃丽卡（Barta Erika）和文史学家海尔奈·亚诺士（Herner Jnos）的帮助，感谢在创作上给我支持的友人魏翔、黄晨凤和始终默默做我后盾的家人。
匈牙利是个美丽的中欧国家，是惟一与亚洲有着血缘关系的欧洲民族，不仅在民族文化上与中国有着相通之处，更在近代史上承受过种种相似的灾难。早在中国新文化运动时期，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歌就经过鲁迅、白莽的介绍在中国广为流传；2002年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莱（Kertész Imre）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的系列作品被译成中文，再度使匈牙利文学受到关注。让我感到荣幸的是，继翻译了凯尔泰斯的系列作品后，我再次成了艾斯特哈兹的“中国声音”。
就作家的生命力而言，今年58岁的艾斯特哈兹，刚刚从青年跨入中年。从他26岁发表处女作算起，三十年来平均每年出一部作品，而且每部作品都各有突破，总能令人震撼。三十年来，他先后三十一次获得匈牙利、德国、法国、意大利、奥地利、挪威、荷兰、斯洛文尼亚等国颁发的文学奖，是研究当代欧洲文学的人绕不开的重要作家。
2008年3月7日，于布达佩斯。
（编辑：郑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