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非又要从头开始？

　　莫非我，一个兄弟，

　　还要像亚伯拉罕那样

　　砸碎偶像？

　　莫非我必须种植语言，

　　而后等待，

　　直到它结出

　　我祖先的

　　葡萄和杏仁？

　　开什么玩笑？

　　长着八字胡的诗歌的大哥呀，

　　你在宣布什么？

　　是不是要说：我的母语

　　行将就木？

　　［……］

　　劳你大驾，告诉我一声：

　　语言在哪里倒下？又躺在何方？

　　是在哭墙那边吗？

　　如果是，我就要走到那里，

　　像一只狮子，

　　身披愤怒的猩红色，

　　张开口，

　　把这即将死灭的语言吞下去，

　　而后抬头，吼叫

　　唤醒世世代代。

　　这是一首纪念二战时期犹太人大屠杀的诗，作者为亚沃罗姆·苏兹科维尔，20世纪最重要的意第绪语诗人之一。1941年至1943年，苏兹科维尔在立陶宛的维尔纽斯亲身经历了那场屠杀。战争结束后，他作为受害人和见证者，出席纽伦堡军事法庭。1946年2月17日，苏兹科维尔即将从莫斯科出发时，在随身携带的笔记中这样写道：

　　我就要出发去纽伦堡了。［……］这次旅行把什么样的责任加在我肩头，我心知肚明。我祈祷着，愿那些牺牲者的亡魂能通过我的词语诉说沉冤。我要在法庭上讲意第绪语，别的语言我一概不接受。我要用被告们企图消灭的语言来控诉他们。让我民族的语言，让我母亲的语言响起来吧，让世人都能听到它，让阿尔弗雷德·罗森堡被这种语言击垮吧！它会在纽伦堡的法庭上胜利，获得永远的荣光。

　　亚沃罗姆·苏兹科维尔1913年生于白俄罗斯的斯莫尔贡镇。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为了躲避战祸和德国占领军对犹太人的迫害，苏兹科维尔的父亲举家东迁，侨居于西伯利亚的鄂木斯克，几年后死在那里。1922年，苏兹科维尔的母亲带着他返回欧洲，落脚在立陶宛的维尔纽斯，当时那座城市属于波兰。据苏兹科维尔的翻译者拉结·厄代尔（Rachel Ertel）说：“当时的维尔纽斯号称立陶宛的耶路撒冷。那是个历史悠久的城市，18世纪著名的拉比以利·本·所罗门·扎尔曼就是维尔纽斯人，被时人尊为‘维尔纽斯之光’。而时至现代，犹太工人党的兴起，也是发生在1897年的维尔纽斯。至于西奥多·赫茨尔，更是被维尔纽斯的犹太社团奉为民族复兴的预言家。一战和二战之间的二十年间，维尔纽斯是犹太世界的文化重镇。也正是这座城市，决定了苏兹科维尔的命运。”1941年6月，德军占领了维尔纽斯，不久在城中设立了犹太人隔离区，将包括苏兹科维尔在内的犹太人，全都驱赶进去，用饥饿和暴虐折磨他们，并且定期进行屠杀。

　　在维尔纽斯隔离区，产生了一批才华横溢的诗人。他们不顾到处进行着的毁灭，在朝不保夕的情况下坚持写作。对自己的作品是否会留存下去，他们无法抱有任何希望。他们的诗，很多因正在经历的苦难而发，带有一定的纪实性。然而，他们的写作风格却经常不是现实主义的，而明显具有现代主义的特征，笔风迅疾，意象衔接突兀而狂暴。苏兹科维尔就是这些青年诗人中的一员，他的写作从进入隔离区的第一天即已开始。1941年7月，在一首题为《隔离区的第一夜》的诗中，他写道：

　　隔离区的第一夜——坟中的第一夜。

　　“往后就好了。”我旁边的人安慰说，冲着

　　躺在地上的那些绿色的冻僵的身体。

　　帆船是否会沉没于土地当中？

　　帆船正沉到我身体下边，只有它的帆，

　　破碎、纠缠、被人践踏着，还露于表面：

　　躺在地上的那些绿色的冻僵的身体。

　　被吞噬，直到脖子根儿——

　　在我头上是一截长长的雨槽，

　　蜘蛛网把它绑到一堆瓦砾上。摇晃的砖

　　带着血肉的碎片，从墙上拔出来，

　　在蜂房中嗡嗡作响。没有人。

　　以前，在这条雨槽中流淌过另一种雨水，

　　甜蜜、温柔、有些孩子气，被母亲们祝福着

　　收集到桶中，像是收集云朵的奶水，

　　用它把女儿们的发辫洗成幸福。

　　而今天，再没有母亲，没有女儿，没有雨。

　　砖头还在废墟中嗡嗡作响，

　　带着血肉的碎片，从墙上拔出来。

　　夜。黑色的毒汁流动。我是一束麦秸火把，

　　被最后一个火星儿背叛了，泯灭在深渊中。

　　我的姐妹们——潮湿的瓦砾与潮湿的风，

　　无声无息地，将她们粗糙的温柔贴住我的嘴唇，

　　又从我的心灵上扯下我褴褛的骨头，

　　就像从蝴蝶身上扯下蛹。那截雨槽

　　悬在我头上的虚空中

　　一滴滴排放着它黑色的毒。

　　忽然，每一滴都开始眨动。而我是

　　光明万丈的眼睛。像一只捕捉光线的鱼篓，

　　被蜘蛛网捆缚的那截雨槽

　　变成望远镜。我在它光滑的长颈中游泳而过。

　　视线团聚，融合成往日的光，那是

　　我的城市的星，那么近，那么活跃而温柔。

　　在这些星星中间，有一颗属于祈祷，总是它

　　在安息日完成母亲的絮语：“愿一周吉祥。”

　　我很平静，再没有什么可以摧毁我。我应该

　　活下去，因为这被祝福的星因母亲而存活。

　　隔离区时代的苏兹科维尔，在写诗时经常触及到一个主题，那就是暴露。隔离区的人们每日处于监视之下，生活完全外化，内心生活的任何权利都被剥夺。在《隔离区的小提琴手》一诗中，苏兹科维尔这样写道：

　　人像镜子一样生活，

　　对自己在干什么毫无知觉。

　　血在石头上闪着光，

　　却不知道这就叫血。

　　纳粹的暴力是一种向往大一统的暴力。它不仅残害每一个人，也要摧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种族主义的仇恨觉察到被害者也有一个家时，它通常会变本加厉，强迫被害者从他的亲人身上，预先品尝一下死亡的滋味。

　　苏兹科维尔的母亲和儿子都死于隔离区。1943年1月18日，苏兹科维尔写下《我的孩子》一诗，哀悼他出生不久就夭折的儿子：

　　出于饥饿，

　　或者出于极度的爱，

　　——你的母亲会作证的——：

　　我想把你吞下去，我的孩子，

　　当我感到你小小的身体，

　　在我手指间渐渐变冷，

　　就像是握着的一杯茶，

　　从热变成冰。

　　到了1943年7月，苏兹科维尔又不得不写诗，哀悼他的母亲。这首无题诗，是苏兹科维尔的杰作：

　　隔离区的街上，摇摇晃晃拉过去

　　一辆装满鞋的大车，鞋上仍然保有

　　刚才还穿着它的一只只脚的温度。

　　大屠杀的礼物！在其中，我忽然看到

　　母亲的一只，已被她穿得这样破旧，

　　咧嘴的鞋窝儿里，吐出血染的舌头。

　　我在后边跟着车奔跑，我高声哭喊，

　　我想把我当成祭品，献给母亲的爱。

　　我摔倒了，跪在地上，狂乱地亲吻着

　　那只鞋留在地上的还在颤抖的灰。

　　默念着母亲的名字，这层神圣的灰

　　被我拂起，当作一道护符，抹上额头。

　　在我泪水蒙蒙的眼睛中，所有鞋子

　　都变成母亲的鞋。高举的双手落下，

　　无力地合拢，像是要揪住梦的空虚。

　　那以后，我的良心是一只扭歪的鞋。

　　1943年9月，维尔纽斯隔离区被纳粹占领军清除，隔离区里的犹太人大多被遣送到离城不远的帕内里艾集中营，遭到集体屠杀。就在清除行动实施之前，苏兹科维尔得以和妻子连同几位朋友，从下水道逃出城。这段经历，后来在1948年写进他的史诗《秘密之城》中。逃出城外之后，他们在森林里被抗德游击队搭救，并且参加了这支队伍。1944年春，由于苏联著名作家和记者爱伦堡的干预，苏军派出一架飞机，将苏兹科维尔从立陶宛接到莫斯科。其后苏兹科维尔跟随红军作战，在1944年7月解放维尔纽斯的战役中，他是最先攻入城中的士兵之一。

　　在纽伦堡法庭出庭作证之后，苏兹科维尔曾短暂地旅居波兰和巴黎。1947年，他移居特拉维夫。从40年代后期到80年代，苏兹科维尔发表了大量的诗歌和叙事作品，很多与维尔纽斯隔离区有关，成为“受厄”见证文学的最重要作者之一。鉴于他在以色列乃至全世界的巨大影响，《纽约时报》曾把他誉为“犹太人大屠杀最伟大的诗人”。他用意第绪语写成的《维尔纽斯隔离区》，1945年就已发表，1950年开始被译成西欧语言，是学者们研究这段历史不可绕过的一种参考。

　　维尔纽斯在二战爆发前有六万犹太居民，这些人中只有几百人在战争后生还。苏兹科维尔随军进驻维尔纽斯不久，曾给爱伦堡写过一封信：

　　我是在维尔纽斯给您写这封信。两个星期以来，我在它的街巷中不停地游荡。我们埋在隔离区的那些文化宝物，我都已挖掘出来妥善保存。我也去了帕内里艾，那里没有一个人，只剩下灰。人们把万人坑中的尸体挖出来，重新火化。人的灰的颜色是灰的，有点儿发粘。我把这些灰集了一小袋儿，放在身上。那也许就是我的孩子或母亲。

纽伦堡审判

　　在维尔纽斯，苏兹科维尔接到纽伦堡法庭的传票，让他以“被屠杀者的代言人”的身份，出庭作证。1946年2月16日，他先到达莫斯科，接受初步的取证。对当时的情况，他在八十年代接受法国《解放报》采访时，曾做过如下追述：

　　我一到莫斯科就立刻被领到一个三千多人的听证会。这个听证会专门负责调查波兰和立陶宛发生的犹太人大屠杀。我在回答他们的问题时，有意把情况往轻里说一些，因为实话实说我怕没有人会相信。

　　听证会之后，苏兹科维尔旋即被派往德国，他取道柏林，于2月22日到达纽伦堡。在纽伦堡法庭的正式审判中，自己的证词该如何陈述，苏兹科维尔事先做了详细的准备，再没有把事实往轻里说，也没有丝毫的夸大其词，因为他现在是要面对凶手，当庭对证。从莫斯科到纽伦堡这段日子的各个关键时刻，都被苏兹科维尔记到一本笔记上。笔记共十二页，后来发表于80年代，题为《我在纽伦堡审判上的作证》。

　　纽伦堡法庭的取证工作，开始时进展缓慢。2月25日，苏兹科维尔在笔记中苦闷地写道：

　　我能出庭作证的机会越来越小。到明天，苏联方面的起诉就要结束了。在是否让我出庭这件事上，看来是有不少阻力的。

　　然而就在同一天，情况急转直下。同一页笔记的下面一段，口气已经完全不同：

　　啊！刚才，斯米尔诺夫检察官来找我。我明天出庭作证！可是必须要讲俄语。我能不能过这一关？能不能毫无差错地完成我的任务，给历史、给我的人民一个交代？这只有上帝知道！

　　接下去的三页笔记是一天写成的，题头上标着：“1946年2月27日，星期三，12时45分，纽伦堡，在法庭上。”任何读这三页笔记的人都不能不感到震撼。开始的一段这样写道：

　　我在纽伦堡法庭上要做的证词做完了。此刻，在我的嘴唇上，还灼烧着我刚才向全世界、向后来人说出的那些词语。

　　由于法庭的要求，苏兹科维尔不得不用俄语作证。然而在开始陈诉的一刻，他忽然觉得自己对俄语掌握自如，而这种感觉在他是前所未有的：

　　算上检察官斯米尔诺夫上校提问的时间，我一共讲了三十八分钟。毫无疑问，是上天把俄语放到我的嘴里，将句子一个接一个排列出来。

　　几行之后，又有一段补叙：

　　苏联方面的斯米尔诺夫检察官曾找我谈过一次话，跟我解释我这次出庭作证的意义。他说：“您是第一位犹太裔证人。您应该以几百万死难者的名义来作证。您要向世人讲清楚，法西斯是怎样屠杀您的同胞的。”他走后，这个责任就把我的整个思想都占据了。出庭前的两天我彻夜未眠。我看到母亲赤身跑过一片雪地，热腾腾的血从她被刺穿的身体里流出来，流到我房间的墙壁上，包围了我。

　　而讲到开庭时的场面，笔记上这样写道：

　　那个名叫马歇尔的美国宪警把我领进法庭。我看到我面前三米远的地方是被告席，样子像一个关押恶魔的笼子。那一刻，我的恐惧忽然消失了。我真真切切地明白了，这一次的胜利者是我，是我在指控，而不是他们。

　　纽伦堡审判的过程被拍摄下来。在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苏兹科维尔作证的场面。他登上证人席，开始申报身份；在发言作证之前，他忽然停了下来，什么也不说。那短短的一刻沉默，是包含了千言万语在其中的。

　　本文摘自《谁，在我呼喊时 ：20世纪的见证文学》，[法]克洛德·穆沙，李金佳 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3月

　　（编辑：郑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