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肯尼斯·克利斯汀

　　人们终其一生都在想办法“反抗”。这种莫名的、无法妥协的、对自主性的偏差认知，从两岁就开始显现出来，然后在青春期再度发作，这种心态最后很有可能导致他们离家出走。在学校的低成就——特别是针对男孩子——可能从二年级就开始，但到了青少年时期，同学的影响越来越大，似乎关系着他们在这世界上的定位，所以和同学建立良好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其中一个获得同学认同的方式就是反抗大人世界的要求，而学校就是个实行的好地方。可想而知，HPPs开始在学校表现不佳，通常就是在青少年时期。

　　你可能想起自己也曾经反抗学校的规定，对于需要完成的工作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当HPPs开始反抗，尤其是第一次的时候，管理者通常抱着乐观的态度，觉得那只是暂时的、可理解的反应，再怎么样还是比不聪明的学生好。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并不客观，老师和家长都忽略了这种偏差，殊不知他们需要的，其实只是大人将他们轻轻推回正轨而已。大人的管教过程也显示出，他们的要求也许是不合适的。

　　布莱克今年42岁，他是单车快递员、喜剧演员兼喜剧作家。记得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他忘了写数学作业，他的老师只向他眨个眼，一副心领神会的这样说：“没关系，你应该都会了。”四年级的时候，他已经习惯在阅读作业上随便画画记号，因为老师根本不会检查，画上几条重点就可以，不必真的去阅读那些无聊的文章。

　　没有任何老师会刻意纵容布莱克敷衍问题的态度，养成他这种从学校作业延伸到成人世界的恶习，但每个老师都有份。当负责要求的成人允许这些聪明的小孩享有特权，他们就变成了掩护罪行的共犯，养成小孩以后只会取巧、不想努力的陋习。这样的放纵，也是大人世界“言行不一”的直接示范。

　　这就是大人所提供的错误协助。有时只是一个简单的行为，却影响深远。

　　坎特拉今年29岁，在电脑相关行业担任临时雇员。小学时她总是班上排名第一的学生。有一次她的祖父母来找她，刚好第二天是她四年级学期作业上交的最后期限，她居然忘了这件事，这当然是空前紧急的状况。更严重的是，这项作业成绩又占了她社会学总成绩很大的比例，于是他们全家总动员，包括祖父母全部熬夜陪她，又是爆米花、又是热巧克力，把做作业变成舒适而难忘的家庭聚会。于是，坎特拉接收到“全家人都支持她”、“全家人都希望她表现好”这样的双重信息。

　　次年秋天，坎特拉又拖延了另一项作业，她的父母劝她做事要有计划，然后，大家又开始了最后关头的解救任务。坎特拉在学校的表现依旧很好，但她感觉得到，父母对她的期望太大，只要这项作业决定学期成绩，他们还是会插手，并竭尽所能地帮忙。

　　当家人第一次介入帮忙时，坎特拉学习到世界运作的一个新模式：接受别人援助也是种选项。家长每一次的解救都加强了她规避的心态，因为知道有人会来救她，舒缓了她当时的焦虑，但这也剥夺了她培养处理长期计划能力的机会。

　　接下来两年内，同样的事情又重复了几次，她对自己的评价变成“临时抱佛脚的偷懒者，如果没人帮忙，自己肯定拖到最后一刻”。后来她加入“极限潜能计划”后才发现，不知不觉中，这种惰性，已经影响到她的工作。

　　（编辑：郭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