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华杰

    复兴博物学，是一项与哲学有关系的重要企图，是我个人有可能出点力的事业。它是那样不着边际，然而又是那样朴素、真实可感。“回到生活世界”，哲学有了根基，我们每日的生存萌生着希望。佛经说：“佛土生五色茎，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谁说花花草草与哲学无关？

    牛年正月十六那天，我上午完成了译文初稿，如释重负；下午到北京鹫峰温室赏梅，蜜蜂飞舞、梅香扑鼻。不知蜜蜂是视力好还是嗅觉灵，还是有别的什么特异功能，在春寒料峭之际自己找到了温室，在几十个品种的梅树间穿梭，时而在花丝丛间爬来爬去。我已询问过，蜜蜂不是特意放养的。蜜蜂在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这是事实，但它们的行动也惠及他物、他人。伯恩哈特的《玫瑰之吻——花的博物学》中有些章节就讨论了花与昆虫的互动关系。
   
    我不算忙人，经常有空闲到野外走走，似乎能“准博物地”生存，不巧的是这一年“杂事”颇多，译书只能抢着利用零散时间了。可以想见，在中国大陆靠译书过活，几乎会饿死。我本不该接手翻译植物书的活儿，中国植物学家们做这事更合适，因为他们是专家。但有人讲，科学家们都忙于“创新”了，不愿意做科学传播，而且有的人内心里也瞧不起科普。细想一下，似乎有道理，最近20年中国的植物学家写过、翻译过几部植物学普及性读物？如果不仔细搜寻，恐怕不易找到。
   
    这算是为我这个外行不自量力翻译这部植物书找点理由吧！
   
    不过，我真的喜欢植物，不是装的；我真的喜欢伯恩哈特的这本《玫瑰之吻》，也不是装的。因此，我希望换一个“范式”来重新叙述这件事：本人英语、中文水平极有限，也没有在课上学过植物学，但是我愿意把我对植物的感受、热爱与人们分享，我自愿费力甚至可以不计任何报酬地翻译它、让更多的中国人读到它。许多年轻人英语都不错，能够直接读原文，但是他们可能根本就不会注意这种书的存在，因此我的作用是通过翻译提醒它的存在，然后利用我微薄的影响力宣传它的存在。[NextPage]
    
    有人又说了，有工夫你不如多做点“正事”，做翻译的话也要多译哲学著作。似乎有道理，但我认为，博物学也是正事，也与哲学有关。
   
    哲学的祖师爷之一亚里士多德虽不精通植物学但他是动物学专家，他的大弟子色弗拉斯特是西方植物学之父，既是哲学家也是植物学家。“哲学＋植物学”的奇特组合并非只此一例。法国哲学家卢梭是个植物爱好者，去世前15年间他主要在研究植物。卢梭有优秀的植物作品存世（在他去世后4年正式出版），包括8封著名的植物学通信（“让一位五岁女孩对植物学有基本的了解”）和未完成的植物学词典。他也是位一流的植物学传播家。卢梭植物学著作的英译本（剑桥大学教授Thomas Martyn翻译）在植物学传播史上影响甚大，到1815年出过8版，美国总统托马斯·杰弗逊还收藏了一本。卢梭对植物的热爱与其哲学密不可分。虽然卢梭自称他关注植物“目的只是为了不断找出热爱大自然的新理由”，但库克的博士论文《卢梭的“道德植物学”：卢梭作品中的自然、科学、政治学与心灵》展示了植物学、哲学、环境伦理学、政治学在卢梭那里是自然地混合在一起的。卢梭的植物学影响了德国哲学家歌德，歌德也是位植物学高手，写过《植物的变形》。按现在的说法，歌德在植物学上有“原创性”成果，他天才地指出花瓣与雄蕊之间的关系。再近一些，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梭罗也是位植物学高手，他写的《对一粒种子的信念》是优秀的植物生态学著作。苏贤贵告诉我梭罗甚至有不凡的SCI（科学引文索引）表现！提出土地伦理思想的利奥波德既是林学家、生态学家也是影响越来越大的哲学家，《沙乡年鉴》既是哲学、文学作品也是科学、博物学论著。
   
    所有这些哲人的所谓植物学工作，与当今科技界搞科研可能出于不完全相同的动机，哲人关注植物出于“工具理性”的考虑并不很多。或许是，见色明心，明心见性。准确讲，他们做的不是科学，而是博物学。科学与博物学有交叉的部分，但毕竟不是一种东西。如果此说法有争议的话，我宁愿固执地把他们所做的工作重新定义为博物学。
   
    复兴博物学，是一项与哲学有关系的重要企图，是我个人有可能出点力的事业。它是那样不着边际，然而又是那样朴素、真实可感。“回到生活世界”，哲学有了根基，我们每日的生存萌生着希望。佛经说：“佛土生五色茎，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谁说花花草草与哲学无关？
   
    佛陀拈花，惟迦叶微笑。
   
    即使不说科学、哲学、神学，被劫持在飞奔的“现代性列车”上，我们一定程度上也向往着在“柴积上日黄中”看风景吧。
   
    况且，只需要换一个名词，我们也可以这样申辩：“对我们这样的少数派，有机会看大雁比有机会看电视更重要，有机会欣赏白头翁就像言论自由一样不可剥夺。”
   
    不但如此，还有更强的要求，生活世界的哲学应当是将人类的活动重新纳入大自然的体系，而不是让大自然迁就见识不多的人类；我们需要一场“范式转变”，如何实现呢？如利奥波德所言，先要建立新的价值标准：“用自然的、野性的和自由的东西来重估造作的、驯服的和受限的东西。”
   
    众所周知，普通人接触植物学遇到最多的是植物名称的问题，一物多名，一名多物的情况极为常见。为了减少歧义，翻译过程中尽可能保留了拉丁学名。如果原文中只提到种名，翻译时一般会补充说明它所在的“科”。
   
    书中许多植物学名没有对应的中文译名，或者有对应译名而我的阅历有限没有找到，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读者并非专业植物学工作者，译者尽可能按构词法和译名习惯“编造”一个中文名称。这些译名肯定有不妥或者错误的，好在均注明了原文，不至于在名实对应上出大错。翻译此书我也有一个感觉，“植物学名词审定”有许多基础性工作要做，因为有大量科、属一级的拉丁学名竟然没有对应的中文译名，这对于植物学教育与传播很不利。
   
    翻译中也遇到一些麻烦事，如perfect flower和complete flower，并没有一一对应的权威译名。《图解植物学词典》将perfect和complete都译成“完全的”，混淆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于是我根据原文的意思，将它们分别译成“完全花”和“完备花”。也许这会惹部分植物学行家不高兴，但本书是面向普通读者的，译文只要做到自洽、读者明白它们的所指就可以，无须向植物学共同体负责。另外，中国植物学共同体也并非把许多术语都界定得很清楚，我发现许多植物学家左右不分，比如《中国植物志》把“紫藤”和“黄独”茎的手性都描写为左旋，实际上两者公转手性正好相反；《中国高等植物图鉴》把“穿龙薯蓣”和“黏山药”茎的手性一个描写成左旋一个描写成右旋，实际上两者公转手性完全一样。不管中国植物学界如何定义左旋和右旋，但必须前后一致。[NextPage]
    
    伯恩哈特对中国非常友好，特意为中文版而修订了最后一章中的若干段落，也欣然为中文版写序。作为译者，我非常感谢伯恩哈特教授，有机会先生来北京，我要陪他看看北京的野花。
   
    （本文为《玫瑰之吻》译后记，全文略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作者推荐的部分植物文化图书
   
    《植物的欲望：植物眼中的世界》，波伦著，王毅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一部非常优秀的畅销书，我还没发现有人说它不好。
   
    《浮生悠悠》，丘彦明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书中所述内容谈不上什么“科学”，但是字里行间渗透着一份深情，它的力量来自作者的亲身体验。
   
    《香草文化史》，雷恩著，侯开宗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专门写香荚兰的植物书，故事很多。读这部书让我渴望读到某一年某一人写的一本《辣椒文化史》的博物学著作。
   
    《香料传奇》，特纳著，周子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倘若历史允许假设，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当初哥伦布和麦哲伦没有远航寻找香料，世界史或许会有极大的不同？

    《玫瑰之吻——花的博物学》，（美）伯恩哈特著，刘华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7月出版，定价：32.00元。

　　（编辑：李明达）